李永吉原本就是个急性子，最讨厌说话绕弯子，加上现在的身份跟过去已经完全不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也很多，可以说是大忙人一个。
所以说，在迎接美利坚联盟国特使的酒席上，发现那位副总统先生说话太过不着调，很不对自己的脾胃之后，李永吉干脆失去了继续交谈的耐心，不再继续亲自接待，而是找个借口回去继续宅陪苏荷，谈判的事情都交给了高俊杰。
高俊杰就是杰森.吉姆逊的中文名字，当初蒲安臣过来史密斯兰谈判的时候，就是他负责接待，并充作中方的随身翻译。
虽然杰森.吉姆逊是一名英裔白人，但早就加入了中国国籍，还在中国娶妻生子，之后又接受了东方集团的雇佣，派来了好莱坞红堡，最终因缘巧合加入了中华远征军，成为远征军中众多中国籍白人翻译官之一。
当初远征军之所以雇佣了那么多白人翻译官，是因为李永吉要去的是北美洲东南部，周围都是白人或者黑人，基本没什么黄种人，所以他们这支远征军算是真正的孤军深入。
正因为要征战的目标都是以白人为主，所以为了交流方便，必须带一些白人翻译官。
说起来，在中国正式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宣战之前，好莱坞红堡，或者说洛杉矶那座新兴城市，基本已经是中国人的聚居地了，虽然也有不少白人来往，但都是经商的商人，就算会说几句中国话，但也只能是一些最简单的常用语，要当翻译是绝对不成的。
在早期好莱坞红堡大建设时期，或者说在中美正式宣战之前，洛杉矶华人对外交流的语言还是以英语为主，只是在宣战之后，中国人迅速出击，横扫整个加州，把旧金山等重要城市全部收归囊中，这才强制性的要求整个加州以中文当作官方语言，但英语依旧没有放弃，毕竟当地还有大量的白人。
在开战之初，李永吉就提前想过白人方面的问题，所以提前向国内招募大量的白人翻译。
白人翻译未必能力就比华人翻译强，毕竟严格来说，当时的中华帝国中，懂中英双语的华人很多，不说南洋，光一个香港就有不少人可用。
反倒是精通中文的白人，是属于十分稀少的物种，之前的满清时代就不说了，哪怕中华帝国建立，精美的中国货开始强势的行销全世界之后，来中国的白人越来越多，但真正懂中文的白人数量很少，雇佣这类白人翻译的价格就更不用提了，是华人翻译的数倍，性价差太多。
当然了，如果是在过去的满清时代，白人翻译还是很吃香的，毕竟那时候的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拥有特权，官府都不敢得罪，所以要是雇佣一个白人翻译，做事会方便很多。
但是，当大清帝国被推翻，中华帝国强势崛起之后，这种洋人高人一等的情况就完全扭转了过来，洋人在中国土地上再也没有了像过去那样的种种特权，反而受到很多约束，一个不好就要受罚吃官司。
甚至是，由于之前洋人身份高人一等，华人自觉矮一头，结果等自家国力增强之后，民族自尊心迅速膨胀，中国人对洋人的观感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反弹，由原先的极度自卑，一下变成了极度自大。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满清时代，一般华人老百姓见到洋人都是下意识的低头避开，是一种深入在骨髓的自卑心理，可当洋人被连续击败，且重新跟中华帝国政府签署了一系列所谓谅解备忘录，取缔了洋人在中国的特权，洋人也要遵守中国法律之后，中国老百姓一下子就抖起来了。
这种变化一开始还不明显，毕竟洋人的长期淫威让大家还很畏惧，但是当俄罗斯远征舰队被中国海军全歼，被迫割地求和，且割让的领土面积比得上大半个中国领土之后，这种天朝上国的心态就重新涌了出来。
到了那个时候，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的华人，一旦见到了洋人，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下意识的低头避开，而是刻意的挺胸抬头，来显示自己的高傲，甚至很多当地的精明痞子还故意拦在洋人面前，用各种方法加以挑衅。
一开始，很多洋人不适应，面对那些华人的挑衅，往往都用自己的方法去抗争，一般来说就是动手动脚之类的。
但是，一旦动手动脚，那些华人痞子就开始高声喊冤，然后就上报警察，而那些警察呢，大都是以前的捕快转变而来，本来过去对洋人就心气不顺，一但遇到这种事情，基本都是二话不说就把洋人抓起来，再安上各种罪名，进行严加审讯。
一开始，当地的领事馆还提出过抗议，可是发现没用之后，也就迅速转变态度，开始主动服软，让被抓的洋人乖乖的认罚了事，千万别玩什么上诉之类的。
果然，那些上诉的洋人都遭到了无情的反驳，大多数都被法院判处了轻重不一的刑法，而那些不上诉，乖乖认罚，尤其是态度好，拿钱多的洋人，大都被训斥一番，要求写个检查，交了钱就被放出去了。
这么一来二回，发生过几次类似的事情之后，再加上当地领事的严加嘱咐，结果就是在中国的洋人行事越来越束手束脚，平时都集中在领事馆附近的区域，一旦需要深入中国内陆，就必须雇佣几个中国通随身，否则的话肯定是被讹诈的命。
因此，虽然说中华帝国已经在名义上已经对所有合法入关的洋人开放了，也就是说持有合法入关许可的洋人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自由的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行走，但由于中国的环境使然，白人在没有华人作陪的情况下，根本不敢私自深入，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种华人主动排斥洋人的情况，在李永吉还在国内的情况还算比较轻，比较那时候华人的心态还没彻底扭转过来，而且李永吉坐镇皇宫的时候，威慑力也比较大，比较都知道洋人跟皇帝关系比较好。
但是，当李永吉隐姓埋名的前去北美洲，国家内政都交给皇后以及沈世明之后，情况就开始变化了。
皇后殷素素虽然掌握内务府，但她天性疏懒，不爱管理朝政，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带孩子，所以慢慢的，朝政方面都归了沈世明所掌握。
沈世明主政之后，或许是童年阴影，小时候曾经被洋人欺负过，所以对洋人开始呈现出强势的一面。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发现首相大人对洋人似乎不太感冒，下面的官僚也就懂了该怎么做，具体到地方警察局呢，很多警察干脆把这个项目当做了本地创收项目。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警察抓捕洋人大都是用莫须有的罪名，其中以行政处罚，尤其是罚款的处罚方法居多，而这种罚款是可以截留一大部分留给自己的，只需要上缴三分之一给上面。
有这种好处，警察当然是乐意罚人了，可是如果是处罚当地的老百姓，且不说大家都是街坊邻居，面子上不好过，就说真的要罚款吧，穷人摆明了没钱可罚，万一惹急了，他们的家属去法院告你，弄不好还要吃官司，得不偿失。
富人就更不行了，中国的富人大都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势力盘根错节，不是有钱，就是有关系，随便抓一个都能弄出一大堆事儿来，到时候都不用法院出面，光那些挂名的议员就能让你头疼的。
所以说，警察一般是不处罚当地人的，至少不会明着诬陷，可洋人就不同了。
洋人是妥妥的外来户，在本地毫无根基，而且仇恨值很高，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穷人，都很讨厌这些洋人，所以诬陷处罚这些洋人，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心理负担。
在过去的时候，洋人有坚船利炮做依靠，有衙门的老爷们做约束，可现在洋人作威作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而衙门的老爷呢，面对洋人也都变成了强项令，可以说惩罚洋人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所以说，警察干脆配合当地地痞流氓，让地痞流氓先去找茬，警察再过去收尾，整个过程有理有据，形成了一整套的钓鱼执法模式，并且迅速广为传播，成为了各地警察部门搞创收的必学科目。
这样一来，各地的洋人可倒了大霉，很多洋人都被讹诈过，甚至有不少洋人因此而身亡。
然而，哪怕是有洋人因为诬陷而死亡，甚至哪怕这是一个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大英帝国的子民，英国领事对此也只能是提出抗议，根本不敢有丝毫的实际行动，甚至那些英国领事还主动帮助中国政府压制事态发展，阻止消息的进一步传播，以免得丢掉大英帝国的面子。
说白了，还是中国军队表现出了非一般的战斗力，英国政府的有力人士一琢磨，觉得现在跟中国军队打貌似很不划算，赢面很低，加上英国又在亚洲有很多利益，不想跟本地的巨头中国起冲突，这才能保持克制。
否则的话，那种诬陷洋人敲竹杠的行为无异于打脸，比另一个时空义和团运动也差不了多少，英国政府但凡有点能力，绝对不会不管不顾的。
但是，这种事情反过来却刺激了中国人，中国人似乎把这当做了胜利，每次有洋人受罚，都会赢得一片叫好，结果这种攻击洋人的事情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到最后，洋人不得不龟缩到了上海自贸区，那里在名义上是属于皇室的土地，也是李永吉当初专门划出的一片跟洋人进行交易的地方。
原本呢，上海自贸区是一个新港区，目的是避开吴淞港这个军用港，加快贸易的物流速度，所以建设了很多仓库区跟住宅区，是一个高端商业区。
不过建成之后，虽然规模很大，但毕竟是新地方，地处郊区，很多不方便，洋人一开始对这里不了解，也就没多少人去。
然而等全国都开始打压洋人之后，洋人忽然发现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纷纷来这里居住，结果瞬间就让这个自贸区人气鼎盛起来，竟然成了洋人的新聚居区。
再后来，发现这种情况有些不受控制，连李永吉都知道了这个事情，所以就专门打电话问了下沈世明，要求他停止这种行为，否则损害的只能是自己！
既然皇帝发话了，加上沈世明也觉得这样下去的确有些过了，妨碍了正常的贸易，导致关税减少，就果断下令各地政府严格约束当地华人，严禁私下攻击并且诬陷国际友人，否则严惩不贷。
在这种从上到下的严格禁令下，那种疯狂攻击洋人的情况才加以遏止，但洋人，尤其是白人却依旧被吓的不轻，结果就是外来的洋人一般都是直接去上海自贸区，连以前的租界区都不敢去了，如果非要深入中国内陆，就一定要带好中国翻译，找个中国人护身。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洋人都会如此，还有一种方法能避免被中国人攻击，那就是取得中国的国籍，成为一名正经的中国人！
此时的中国人的心态很奇怪，明明讨厌洋人，可一旦洋人变成中国人，他们反而对这些持中国身份证的洋人相当爱护，如果你再有个官职护身，那就更是把你当自己人无疑。
像之前在洋枪队任职的华尔，都是类似的待遇，他们不但有中国的国籍，还有官职在身，是可以被称之为大人的存在，结果这些中国籍洋人在中国不但不受歧视，还因为有官身的缘故，在中国很有地位。
正因为如此，当华人疯狂攻击洋人的事情发生后，很多中国籍的洋大人就成了外来洋人的救命稻草，比如之前说的华尔，他就是个热心肠，不止一次为冤屈的洋人奔走说情，为此还真的拯救了不少人，虽然大多数都只是减轻了体罚，罚款之类的是一样不少，但至少人能迅速捞出来，也少了很多皮肉之苦，结果在洋人中赢得了不小的声望。
高俊杰，或者说杰森.吉姆逊先生虽然早早加入了中国国籍，但他之前并没有官身，所以在那波排外风潮中原本是要受到攻击的，哪怕他本人当时并不在国内，但他在国内有两个中国妻子，还有四个孩子，这些家属也是很容易受到牵连的。
不过幸运的是，排外事件发生前，高俊杰就受雇东方集团，而东方集团是个有皇帝背景的控股公司，在国内外拥有极大的特权，加上高俊杰当时已经加入了李永吉的远征军，所以对他们的家属，东方集团都进行了有力的保护，没有让这些人受到牵连。
然而，国内的排外风潮依旧刺激了高俊杰，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因此而对中国离心离德，反而更加清晰的认识到了中国的本质。
高俊杰认识到，中国虽然是以华人，尤其是汉族人为主体的国家，但本质上却并不是个民族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权威主义国家，毕竟中国是个有多种民族的国家。
在这里要想站稳脚跟，不需要隐瞒自己的民族血脉，只需要获得更高的官位，拥有更高的权势，那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你都能在中国畅通无阻。
应该是，高俊杰的这个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毕竟此时的中华帝国虽然还不是个有强烈种族主义的国度，但肤色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不过呢，高俊杰之前不过是个英国水手，所知有限，他对权威看的很重，更加明白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以他的身份，不可能在欧美西方国家获得太高的地位，只有初生的中国是他的机会。
远征军的战斗力，则加深了他的这种想法，所以说，就如其他喜欢附庸强者，渴望依靠强者来获得权势跟财富的有心人一样，高俊杰在为远征军服务期间，可说是尽心尽职，在帮助华人打压白人同胞方面简直是令人发指。
比如说当初的史密斯兰谈判中，他就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很多额外的条约，比如各种租界的索要，都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许多地方连李永吉自己都没想到过。
要不说呢，对自己人最狠的，还是自己的同胞，就目前来看，对白人最狠的，还得是白人自己啊。
不过换个思维来看，高俊杰，也就是杰森.吉姆逊原本是个英国人，还是在英国的海军当水手，而英国人本来就十分痛恨美国人，英国海军又是尤其痛恨美国人的存在，所以作为曾经的英国海军水手，高俊杰痛恨美国人的心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总之，因为高俊杰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作用突出，加上当时李永吉手中也没啥人才可用，那么最突出的高俊杰就被李永吉迅速提拔，成为了今后对外交涉的主要负责人，说是远征军的外交官也不为过。
之前的时候，高俊杰接待蒲安臣的时候，还是以翻译的身份陪同，当时为了照顾对方的心情，加之当时他的地位很低，他用的是自己的英文名字。
但是这一次招待联盟政府的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副总统就不同了，高俊杰是代表东方远征军，是以谈判代表的身份跟他谈，因此用的是中国名字高俊杰。
虽然严格来说，东方远征军是隶属于东方集团的私人雇佣军，高俊杰现在只是个商业集团的代表，还不是中国的官员，但高俊杰很清楚东方集团的性质，知道只要在这里表现好，权势跟名利这些东西，都是唾手可得的东西。
因此，基于再创新功的心情，高俊杰是以一种极度兴奋的态度来对待这位副总统，他不怕对方说话不着调，就怕对方说话少，因为只有对方说话多，他才能探听到更多的虚实，并趁机狠下死手，为己方争取更多权益。
简单来说，己方的谈判底线，或者说己方的谈判目的，高俊杰是十分清楚的，毕竟李永吉都详细的跟他说过，而如果能在这个基础上为己方多增加一点好处，那就都是他能力的体现。
换言之，能多从对方身上撕下一些利益，高俊杰的功劳就越大，功劳越大，赏赐就越多，说不定，只是这一次谈判，他就可以飞黄腾达，借着远征军以及东方集团这个平台，真正在中华帝国内部成为一个让人仰望的大人物，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贵族！
据说，那个让欧洲大陆一片鸡飞狗跳的拿破仑曾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而在中国，高俊杰认为这句话应该变一变，应该是不想当官的国民就不是一个好国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