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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高陵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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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勋等人离京的翌日,三名副相正聚会中书议事,突然门外喧嚷,有个尖细的嗓音高叫道:“陛下驾至!”

中书左仆射刘先、尚书左仆射卫觊、御史中丞辛毗闻言,无不面面相觑——皇帝不是病倒了起不得身吗?他连祭扫高陵都去不了,怎么突然间会跑中书台来?赶紧整顿衣冠,出门相迎。

就见曹髦车驾驰来,小皇帝纵跃而下——面色还有点儿泛黄,可是瞧那敏捷劲儿,却好象并没有什么毛病似的。进入中书台以后,曹髦居上而坐,先询问了一番国事,随即说道:“诸相出京,中书唯卿等三人计议,恐事不易协也。当增补相位,使共执政。”以后再开会,秘书、门下的主官也一起来吧。

三人尽皆失色,辛毗急忙奏道:“本朝制度,三台六相共掌政事,不干秘书、门下事,且三相虽去,离京不远,数日即归,何必更改制度?”曹髦一瞪眼:“国家制度,天子所命,朕今有旨,佐治欲违抗耶?!”当即下令,罢免辛毗御史中丞之职,命召陈群陈长文以接替之。

根据是勋所制定的朝廷制度,国家大政都由群相共商,然后中书做制,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持有否决权;同时若皇帝有所诏旨,则由秘书草拟,诏下中书,中书台也可以封驳——为的是君臣相衡也。然而皇帝终究是皇帝,在封建时代那是理论上至高无上、无可制约的存在,是勋现在还搞不出真正“虚君”那一套,所以皇帝的某些职权。中书台或者群相也是无从制约的。

其一就是宫中之事。包括宗正、秘书、门下三省的人事任命和具体事务。需要在中书和尚书备案,但只要不违反法律——比方说任用囚人为吏——那都是皇帝自家事儿,外朝无可封驳。其二是绝大多数官员的人事权掌握在吏部,但三台正副主官的人事权却掌握在皇帝手中——一则吏部终究只是尚书台所属的二级部门,他不可能管到自家上官的任免;二则若皇帝连宰相都更换不了,那不是彻底的臣权压倒了君权吗?

尤其是中书台的主、次官员,他们本身就拥有对天子诏令的封驳权,倘若天子想要更换这三名官员。但是三人把着大印,你来一封诏我驳一封诏,那不是可以永年高踞其位了?那还说什么制衡?

所以曹髦说要扩大宰相班底,事关制度,这事儿中书是可以封驳的,但若直接替换执政——比方说以陈群接替辛毗——全由皇帝说了算,宰相无可拒绝。再说了,陈长文曾经当过吏部尚书,距离宰执只差一步,如今又做冀州刺史。他的资格也足够为相啊,此非违反制度。越级提拔,宰相们其实没理由反驳。

曹髦先抹了辛毗,其实这也算是杀鸡儆猴——谁让你先跳出来反对我的意见——然后他再转过头来重提前议,让秘书、门下二监也参政为相,问刘先:“中书其准乎?”刘始宗脑门上冷汗涔涔而下,嗫嚅了半天,只好先打太平拳:“即请秘书为陛下拟诏,行文中书……”

曹髦一摆手,便有侍从将一卷文书递给刘先——“诏在此,可即批复。”

刘先心说原来你早有准备啊,这不是临时起意,这是蓄谋已久,要夺我外朝之权归于内廷啊!这分明是调虎离山之计!

皇帝若缺乏足够的威势和权柄,宰相可以想尽各种办法来掣肘,但前提必须在制度、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事,否则垂涎你这位子的官僚们一抓一大把,随时逮着个错处就能够联名弹劾,逼你下台。所以曹髦才要用雷霆手段,打三相一个冷不防——这仨都是既乏人望,又缺智谋,外加性格相对软弱的,仓促之间,你们也拦不住朕,只要造成了既成事实,以后的事情那就都好办啦。

果然刘先最终只得屈服——我肩膀窄,实在不敢跟皇帝放对啊——被曹髦逼着当堂批复。这边中书印章才一落纸,那边门下监刘放和秘书监崔琰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自己找地方坐下。

曹髦眼神左右一扫:辛佐治滚蛋了,如今四相议事。崔琰是彻底的自己人;刘放虽然意志不够坚决,终究屁股坐在内廷;刘先、卫觊那都是性格软弱的老好人啊,做官僚很合格,做政治家么……你还远未够班!于是莞尔一笑:“可矣。朕即与卿等共商国事。”

使门下、秘书入相,这只是崔季珪为曹髦谋划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要扩大内廷的职权范围,趁热打铁,把很多原属中书和御史的权柄都转交给秘书、门下二省。虽说中书做制,但也不是中书台可以大政小情全都一把抓的,相关变更制度等事,还得宰执共商,如今四相会议,皇帝在旁边儿监督,对于权归内廷的条款,崔琰、刘放直接举手赞成,卫觊投了两回反对票,剩下几回也跟刘先似的,一路弃权,于是皆得顺利通过。

曹髦也不用中书做制了,直接秘书拟诏,当场写就,请中书用印。

他们倒是暂时还没敢把手往尚书台伸。一则尚书机构庞大,骤然变更制度牵扯过多,而且人员越多,受到的反弹也会愈加强烈;二则无论曹髦还是崔琰,都对实际事务毫无兴趣——为人君者只抓大政,细务自有吏员处理。

于是短短数日之间,曹魏原本的官僚体制就被拆了个七零八落。就表面上看起来,仍然是中书领班、群相负责,而实际上相权虽然未被削弱,却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分散,而中书也从实际上的立法机构,变成了与代表皇权的秘书省合掌立法权。门下省的权力同样有所提升,按照崔琰的计划,门下将逐渐侵夺一部分御史之权和尚书之权。如同后汉时内廷的尚书台一般。实掌国家政务。

事变促起不意。加上一流重臣全都出京去祭扫高陵了,刘先等人肩膀窄、腰肢软,根本无力抗拒,只能全面收缩兵力,遂使曹髦旗开得胜,小皇帝的信心也因此而倍增。等到是勋等人祭陵完毕,返回洛阳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无力回天了。

想当日是勋在高陵外接到桓范密书。上写“调虎离山”四字,便即悚然而惊。崔琰怂恿曹髦夺外朝之权以归内廷,这事儿是勋倒是早有所察觉,只是并未做实际的防备。尤其自从刺奸、校事机构被废,卢洪出京以后,是勋对内廷的监探水平大幅度下降,从而对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造成了极大误判。在是勋看来,小皇帝尚未亲政,还不可能实际有所动作——就算有动作,以自家的权势和威望。也能将祸患掐死在萌芽状态。

他是真没有想到,曹髦竟然有这份胆量和魄力。搞出这么一场几乎可以名之为“政变”的花活儿来。

初见“调虎离山”四个字,是勋脑海中当即冒出一个名词来——“高平陵之变”。在原本历史上,魏明帝曹叡驾崩后,邵陵厉公曹芳继位,任命太傅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辅政,随即曹爽即架空司马懿,专执朝纲,于是司马懿就利用曹芳、曹爽出祭高平陵(曹叡陵寝)的机会,悍然发动政变,夺取洛阳,随即处死曹爽兄弟及其党羽。司马氏篡夺魏政,即以此次“高平陵之变”为其发端。

对照此事,如今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那崔季珪就象是司马懿,而自己就是曹爽……想到这里,是勋不禁觉得双膝有些微微打颤。倘若真与曹爽异地而处,估计当场就会吓得一屁股坐地上吧,好在是他宏辅终究不是纨绔子弟曹昭伯,膝盖只是一哆嗦,最终还是稳稳地站住了。

因为深入对比原本的历史和今日之事,虽有相似之处,其实差异更大。首先就是曹爽擅权妄为,不得人心,因此司马懿得到了大批曹操时代就遗留下来的老臣的帮助——最主要就是太尉蒋济,做了司马懿的第一帮凶——也深受第二代重臣们(比如说陈泰)的拥护。其次司马懿本身地位既高,声誉也好,即便没有曹爽一党作对比,同样是朝野归心的人物。第三,司马师时为中护军,实际掌握军权。

相比起来,其实自己更接近于司马懿——当然啦,距离发动一场政变,彻底把皇帝架空,既缺乏借口和契机,也没有足够动用的武装力量,所相侔者,唯声望而已。崔琰比起曹爽来,固然名声没有那么臭,但好歹人曹昭伯挂着大将军的头衔,党羽遍布朝中,他秘书监崔季珪又有啥了?

目前形势不明,说不定崔琰尚有隐藏的党羽,可即便目前留在洛阳的群臣都绑在一起,那也比不上原本历史上曹爽的势力庞大啊。曹髦就真能利用那票家伙搞场“高陵之变”,砍自己的脑袋,或者起码把自己一抹到底吗?

搞政变,光捏着一个尚未亲政的少年皇帝有啥用?想当初后汉宦官们搞政变,也得以尚书之诏唤来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的张奂统率五营士,才能对付得了大将军窦武。再说曹爽吧,桓范劝曹爽护驾前往许昌,召外兵以敌司马,前提就是他取来了大司农印信,方便调派物资,而曹爽手里有大将军印信,能够调动兵马。圣旨不是万能的,小皇帝再如何封官许愿,若无中央各部门担保、背书,都未必能够调得动一兵一卒。

所以说,曹髦玩这场“调虎离山”,他究竟能干出什么事儿来?直接罢免自己的相位?若无充足的理由可向朝野交待,无论自己在不在洛阳,结果那都一样——办不成。估计也就利用刘先那类货色无担当的特性,强行通过某些对内廷有利的诏书,引用某些私人而已。

这么一想,心情当即放松下来。是啊,倘若真遭逢生死攸关之大事,要么桓元则根本就递不出密信来,要么密信上就不仅仅四个字啦——他起码得提醒自己,是该逃啊还是该起而一搏啊……

不过桓范递信过来的时候,还只是曹髦动手的第一天,具体他们会玩儿出什么花活儿来,桓元则不在中书,暂时是探查不明白的。只是桓范的想法也与是勋类似,觉得此虽危机,还不到塌天翻地,必须即刻做出应对的地步。尤其是勋受命祭扫高陵,若因此而举止失措,做出什么不妥当的事情来,徒自落人口舌而已。

而且他和是勋都料想不到,辛佐治才刚去位,便即单人独骑策马离了洛阳,前赴高陵来哭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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