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后的彷徨－－－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1871－1914)
本文是维京继承人在２０１１年首发在文明４吧上的，作者资料丰富逻辑严谨，是一篇难得的佳作。www.tsxsw.com
前言
因为一种长期的对德国发展命运的困惑，故而开始准备写一写有关于德国近代发展的东西。本来的目标比较高，打算从内政和外交双方面写，但是德国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更为复杂，掌握的资料也并不全面，所以就决定先写一篇有关外交政策的并同德国国内政策形成一定的联系。原来从来没有写过类似的东西，希望大家喜欢。
泰坦之战的末世预言
在1871年以前，德意志这个名词在政治上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实体。自华伦斯坦的野心破灭后的数百年间，统一或者重建神圣罗马帝国的计划就不断地遭到法国，英国，荷兰，瑞典及俄国等各个时期列强的强烈阻挠。然而，当拿破仑彻底在奥斯特里茨彻底毁灭800年神圣罗马帝国的时候，他带给德意志的希望大于毁灭。新思想和政治上的重组使德意志地区的版图被大大的简化。而1806耶拿之战的惨败所唤起的一系列改革使普鲁士焕然一新，在1815年终于打垮拿破仑，并重新获得了莱茵地区的控制权。
随后在大名鼎鼎的首相俾斯麦和毛奇元帅领导下,普鲁士三战三捷，击败丹麦，奥地利乃至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三世。在凡尔赛宫镜廊，威廉一世在三呼皇帝万岁声中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几乎转瞬之间，德意志在中欧如巨人般崛起，即将走上光辉大道。
然而,迅速的统一笼罩着阴霾，早在1859年，毛奇在条陈中指出英国和俄国会与法国结盟以消灭中欧新的“德意志权利中心”。他描绘出自己心中的梦魇，或者也是所有普鲁士领导人内心的恐惧－－－一幅罗马人与斯拉夫人联合对付欧洲日尔曼中心的图景。他写道，普鲁士只有与奥地利结盟，才能在这场“泰坦之战”中取胜。如能与奥地利结盟，则首先应在东部发动攻势－－－进攻俄国，以先发制人摆脱不利的中欧战略位置。
1871年普法战争的辉煌胜利并没有驱散泰坦之战的末世幻境，在1887年的一份条陈中，已经87岁的毛奇再次提出东线优先计划－－－即向俄国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对此，俾斯麦言简意赅地说道：“为时过早。”
然而，表面上自信满满的俾斯麦实际上也陷入了傍徨之中，第二帝国的外交政策成了他的心病，而随后的威廉二世，兴登堡，希特勒，甚至如今的德国领导人都在其政治基因上留下了这种心疾的印记。
空洞的誓言
1871年完成德意志统一大业后，首相俾斯麦为其后的帝国外交政策作了明确的概括。他声称，德意志帝国已经被‘满足’，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领土扩张会导致欧洲列强们的围攻。他积极地试图对其他强国发出‘和平’信号，发誓德国会永远满足于现在的成就－－－即帝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动力而不是战争的源泉。
然而，信誓旦旦的保证并不能消除别有用心的揣测和法国人的憎恶。普法战争使法国被迫割让著名的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我国语文课本中的课文‘最后一课’使中国人对这一事件并不陌生。从国际关系体系来看，阿尔萨斯洛林于威斯法利亚和约后从神圣罗马帝国划归法国，由于民族疆界被认定为该条约之后。所以，即便德意志从常理上拥有某种主权，然而‘国际社会’是不会认可的－－－因为英国，法国的崛起（也许也有俄国向巴尔干进军的成功）是踩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尸体之上的－－－正如支持占领阿尔萨斯洛林的军方领袖毛奇所思考的所谓‘罗马人与斯拉夫人联合’。因此，从纯军事上看，获取战略价值极高的威斯法利亚为下一次‘泰坦之战’是至关重要的。
这不禁让我想起昔日号称‘欧罗巴第一美女’的普鲁士王后苦苦哀求拿破仑‘赐还’马格特堡而遭拒绝。事后，拿破仑皇帝评论道，我几乎差点被感动而答应了。而半个世纪多后，德意志帝国轻易的打败后生小辈拿破仑三世而得到两个省－－－而不是一个要塞，真是风水轮流转。
军事上的安全却将使帝国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也是俾斯麦曾强烈反对割地的原因，复仇的法国将会是永远的噩梦。俾斯麦试图用巨额赔款要求使德军长期占领法国北部（兑现后撤军），然而，他低估了法国背后强大的金融势力（有关盎格鲁撒克逊－犹太同盟与中欧集团的殊死搏斗日后再详细讨论），法国迅速筹得2亿法郎，于战争的两年后，即1873年使德军撤出法国。随即，法国开始建立庞大的常备军。
感到压力很大，总参谋部也开始策划‘预防性战争’。为了试探一下欧洲的政治水深，俾斯麦在1875年对法国进行马匹禁运，并于4月在柏林邮报（BerlinPost）上发出试探信号－－－‘战争即将来临？’俾斯麦认为此举可以使其他列强对法国施加压力以达成阻止法国扩军的目的。然而，在其他列强看来，德国的所谓‘和平’誓言是空洞且虚假的。英国和俄国均站在法国一边，要求德**证没有在准备战争。俄国不会容忍法国被消灭掉！德国的‘满足’姿态受到了质疑，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这种‘满足’到底指的是什么内容？或者说第二帝国在19世纪70年代的底线是什么？－－－是对战利品阿尔萨斯洛林的绝对占领？还是对中欧帝国的安全保证？而英国和俄国所质疑的又是哪一条呢？
许多历史学家，尤其是传统学派都归结为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为主因。但是，连俾斯麦自己也承认－－－‘我们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占领，完全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私人对我们慷慨的馈赠’－－－即俄国的纵容起到了关键作用。俄国和英国日后反德的原因绝不仅仅像那些‘卫道士’想的那么简单－－－他们难以容忍崛起的新帝国－－－他们曾经低估了普法战争的意义，而后随即开始逐渐遏制德国的外交政策，最终使‘和平’与‘满足’为口号的德国领导层付诸战争－－－一场真正的‘泰坦之战’，不仅仅使帝国的末日，也是欧洲文明的终止符。
破旧的三驾马车
在俾斯麦1871年后的外交目标中，最为关键的即为孤立法国，巩固胜利果实，以实现欧洲和平。而实际运作的结果就是于1873年生效的第一次三皇同盟（Dreikaiserbund）。俾斯麦多方努力，于1872年促使德意志皇帝，沙皇和奥地利皇帝会面并达成一定的共识，建立了同盟关系，期限5年。
但是这个同盟仅仅建立在三国间的一些共同性上－－－对传统君主制的拥护和对波兰的占领。三位皇帝一致同意一起对抗Republicism和socialism，然而，仅仅是将会一同协商以应对其他国家威胁欧洲和平的突发问题。这种结果距离俾斯麦试图完全孤立法国的目标差之甚远。以陈旧的贵族式的礼节维持的这辆三驾马车并不令人放心。1815年达成的神圣同盟和三皇同盟十分相似，是由五大国达成的一致应对liberalism威胁的‘联合国’。
沙皇尼古拉一世曾经自信的向奥地利皇室表示，俄国可以随时出动50万大军确保任何欧洲的－－－－‘change‘迅速crushed
在匈牙利暴乱时，俄**队如承诺般如雷霆而至，以欧洲宪兵的身份确保欧洲体制的维持。然而，国际势力的增长，舆论的失控，催生出两个比自由主义甚至俾斯麦最为畏惧的社会主义还要可怕的‘恶魔’－－－泛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
1854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不祥之兆，俄国涌现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使其领导层极度渴望扩大在巴尔干的影响以‘解放’斯拉夫人，而混杂着对东正教‘俄罗斯传统’的维护－－－企图控制圣地教堂与自称天主教保护人的拿破仑三世撞车了。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位拿破仑皇帝的沙文主义萌芽，试图以外部战争转嫁国内矛盾，直接导致战争爆发。有趣的是，在英国由于未知原因的反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迅速传播，导致民意反俄情绪激化－－－竟然导致英国违背自己一贯政策而参战。初期由于军事开支限制而导致的进展缓慢居然有一次激发民族主义反弹，导致军费翻倍－－－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作用开始体现。随之结果即为，1815年以来的维也纳公约体系完全崩溃。
而被1848年re－volu－s(t)ion所震撼的易北河东的普鲁士地主们不得不采取‘进攻型防御’，却苦于国王的软弱，至到1861年威廉一世成为国王，并随后以多次解散议会，并终于在1862年任命被自由主义者称为所谓‘上帝赐予保守派射出的最后一支锐利的弩箭’－－－俾斯麦为首相。由俾斯麦领导下，保守阶级实施一系列的军事冒险，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所积极倡导的三皇同盟不但是为了孤立法国，也一定因素上包含了东普鲁士容克阶层的防御性策略。然而，俾斯麦很快认识到自己陷入内忧外患之中。陈旧的马车，在泛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旋风中随时会散架－－－尤其是在那个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半岛。
火药桶上的纵火者
巴尔干的火药桶对中国人并不陌生，1999年大使馆‘误炸’事件曾导致中美关系恶化。巴尔干半岛复杂的政治及民族问题，可以归结到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终结了千年不朽的拜占庭帝国，并向巴尔干半岛扩张，一度兵临维也纳。随后俄罗斯帝国崛起，尤其是在女大帝叶卡捷琳娜时代两次击败奥斯曼，从而使俄国势力扩张到黑海甚至巴尔干。然而，匈牙利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成为奥地利等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桥头堡垒。于是，巴尔干地区形成三种势力－－－奥地利（1867年后为奥匈帝国），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此外，还有着复杂的民族分布－－－尤其以塞尔维亚人的问题最大，原因在于其分布范围繁杂，为后来百余年的战争埋下伏笔。
而自希腊**后，奥斯曼帝国对其除伊斯坦布尔之外的欧洲部分完全失去了控制，各个地方民族各自为政。而在19世纪中叶，泛斯拉夫思想开始流行起来，俄罗斯皇室开始将东南欧东正教教徒和斯拉夫人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子民’，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们摆脱土耳其人的**。而对于奥地利帝国而言，帝国境内的大量斯拉夫人，尤其是塞尔维亚人很可能会受俄国人的鼓励而**。所以，奥地利帝国传统上坚决反对俄罗斯帮助黑海东岸的斯拉夫人**。而在1866年奥地利于七周战争负于普鲁士后，彻底丧失了德意志地区的影响力，从而东欧问题就变得事关生死了。为此，奥地利皇帝认清形势，承认匈牙利人在其地区的内政权从而组建奥地利－匈牙利帝国。而建立这个双头龙的主要目的就是联合匈牙利人排挤波兰人和斯拉夫人。奥匈帝国加入三皇同盟后，觉得巴尔干问题或许会平静下来，不料，纵火者塞尔维亚人不惜炸死自己也要点燃火药桶。
1875年，也就是三皇同盟的第三年，在Bosnia（波斯尼亚）和Herzegovina(黑塞哥维那)发生了宗教人士revolt，以反抗土耳其人。结果民族主义思潮具有强烈传染性，潜伏了一年多后，暴乱传播到了保加利亚。借此机会，塞尔维亚和Montenegro（黑山）对奥斯曼帝国宣战，俄罗斯那时候可没有美国人去牵制－－－有上千名‘志愿者’加入了塞尔维亚军队。
奥匈帝国对任何巴尔干半岛的变化都是异常敏感的，强烈反对俄国干涉。俾斯麦也开始担忧自己是否需要在俄奥之间抉择，但所幸巴尔干问题和近东问题有直接联系，自克里米亚战争后，英国一贯支持土耳其人对抗俄国，故而不会束手旁观。俄国外长Gorchakov意识到俄国很可能被孤立而陷入第二次克里米亚悲剧，于是开始与各国秘密磋商，最终达成一致，如果土耳其人赢了，则阻止其进一步报复参战**持形势不变。如土耳其人败，则俄国获得南部Bessarabia（斯大林也看上这里了，导致违反1939年秘密协定与德国开战）而奥匈获得Bosnia－Herzegovina，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自治。
可结果完全超出列强们的算盘－－－土耳其人大获全胜，这样俄国什么也捞不到了，在国内的泛斯拉夫团体大力呼吁俄国直接干涉。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声称他‘仅仅’想‘保护’当地的东正教徒，然而没有任何大国愿意支持他。自认为搞了改革有了肌肉的沙皇立刻恢复其骨子里的做派－－－自己单干！这时候俄奥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双方均转向俾斯麦，奥匈寻求支持，俄国希望德国中立，均遭到拒绝。亚历山大二世毕竟比他父亲高明，不仅如先前般许诺奥匈获得土地（Bosnia－Herzegovina），并声称新的**国家的规模会很小。于是在奥匈帝国默许的情况下，俄国于1877年入侵奥斯曼帝国，并于1878年和土耳其人在距伊斯坦布尔不远的SanStefano签下城下之盟，这时候奥匈帝国，甚至俾斯麦才发现沙皇把大家全都骗了！火药桶不但被点燃而且变得更多了。
柏林的多边协商
奥匈的外长Andrassy觉得自己完全被骗了，俄国与土耳其达成协议，建立了一个‘大保加利亚’，居然在爱琴海也有出海口！这将使奥匈在东南欧陷入半包围且俄国舰队不出黑海的局面肯定会被改写了，于是奥匈动员了。英国更是从印度大规模调兵，准备和俄国开战。眼看着自己的三皇同盟竟然趋于瓦解，俾斯麦不得不扮演‘诚实掮客’于1878年邀请各方到柏林进行多边协商，解决巴尔干危机。
教科书上刻板地指出这体现了德意志帝国的大国地位，什么欧洲仲裁者地位－－－俾斯麦可不这么想，因为会议的结果很可能使德国开罪双方。不过，开会前俾斯麦作了不少准备工作－－－达成共识，即俄国需裁减‘大保加利亚’，而英国需要保证奥斯曼帝国安全从而获得塞浦路斯，而奥匈仍可在大英帝国宝证下获得Bosnia－Herzegovina。
以上的条件在会议上终于通过，但是‘大保加利亚’不但减小，而且一分为三，北部**，东南部自治，其余仍还给土耳其人。这种简单的地图操作完全不顾及民族问题，把巴尔干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现在不光塞尔维亚是火药桶，保加利亚地区也有很大的危险了。俄国各界大肆抨击沙皇‘卖国’，并形容会议是‘欧洲王子俾斯麦率领下对俄国的围攻’。俾斯麦在会议中的决断不无道理，英国人和奥匈的实力大于俄国本身。但是，俄国人对俾斯麦十分信任，这种使俄国不能‘满载而归’的会议大大打击俄国人对德国的信息。英国人借此机会减轻了其在阿富汗的压力，并离间了俾斯麦的大陆稳定器－－－三皇同盟。1878年刚好也是三皇同盟到期的年份，俄德关系恶化使续签成为泡影。俾斯麦的眼前马上浮现出俄国与法国结盟的景象和结果－－－‘泰坦之战’。俾斯麦这时候陷入彷徨，或者说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命运也开始摇摆不定了－－－是拼命维持现状，还是先发制人呢？
复杂的减震器
柏林会议后，俾斯麦意识到德意志必须在俄国和奥匈间抉择－－－至少是先后顺序的区别。而同俄国结盟会不但与奥国决裂，并得罪英国这个狡诈的对手。于是，俾斯麦在1879年秋天与奥匈帝国签订德奥秘密协定（TheDualAlliance），实质上是一个完全针对俄国的军事同盟－－－德国或奥匈与‘第三方’作战时，缔约方需中立－－－直至俄国干涉。这份条约后经四次续约，一直维持到1918年，随着第二帝国的垮台而终止。但是俾斯麦并没有打算彻底同俄国决裂，他认为自己可以使俄国‘冷却’下来。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处于守势，所以支持奥匈是理所当然。但是德意志帝国的特殊性质使其外交政策不仅仅取决于国际形势，而更取决于国内的问题。而这种现象使帝国的开始走进死胡同，连俾斯麦也难以控制。
尽管俾斯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声称，德奥同盟是在1866年就开始设计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1879年前俾斯麦有类似打算，显然俾斯麦低估了巴尔干问题的恶化速度。当然，他真正想隐瞒的是自己所受的国内压力。易北河东的农业巨头们的所代表的整个帝国的核心的压力和俾斯麦自认为能打击俄国从而驯服俄国的自大想法，使德国农产品保护性关税于1880年正式实施。而俄国正处在工业化的关键时期，急需出口农产品换外汇，这无疑加深了矛盾。
而德国南部天主教代言人中央党更是大力支持同奥国联盟，为了应对新兴的社会主义民主党（SPD），俾斯麦不得不同天主教和解，从而选择奥国同盟。以容克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总参谋部更是从1879年就开始东线演习策划－－－目标俄国。毛奇开始考虑对俄作战问题，总参谋部自此之后每年均策划两场东西线演习，这无疑影响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俾斯麦对先发制人产生怀疑，但是外交时机并不存在。巧合的是，机会来了－－－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俄国也不得不在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极端分子的战线上挣扎。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希望建立新同盟－－－可是奥匈帝国仍然想拉俾斯麦下水对付俄国。俾斯麦通过政治经济手段对维也纳施加压力终于促成第二次三皇同盟。
同盟规定当任一缔约国与其他列强开战时，其他缔约**持中立－－－这就能确保德国单独对法国作战。而俄奥在巴尔干划分势力范围，而奥匈承认‘大保加利亚’。三方一同阻止黑海海峡被英国使用，任何巴尔干变动都须多边谈判。这样，俾斯麦终于使奥匈让步，短时间内冻结火药桶。而俄国则成功的孤立了英国，实际上，孤立英国对德意志帝国非常有力。俾斯麦并不一定预见不到德英交恶的远景，但是帝国的皇太子属于自由主义者且有亲英倾向。普法战争时，俾斯麦就已皇储矛盾激化，皇储身边的犹太政治家在不断策划对抗俾斯麦的计划。俾斯麦考虑到皇储的问题才避免与英国直接冲突，而俄国在获得巴尔干保证后会转而向英国施加压力。德国就有一次处于超然地位，且不涉及奥匈帝国，这样形势就远比1878年柏林会议要好。在这种情况下，‘泰坦之战’似乎是遥不可及的威胁。
俾斯麦在1881年曾经公开声称，‘只要我还是首相，德意志帝国不会有任何殖民政策’。俾斯麦希望把法国政府的注意力吸引到非洲去，这样英法之间的矛盾就会升温，德国就又可以充当仲裁者。然而，英法斗争尚未起时，法国却与意大利斗起来了。原来，俾斯麦曾支持法国获得突尼斯，而意大利在突尼斯投资巨大，故而引起意大利人的愤怒。而意大利政府又与教皇发生矛盾，为了孤立法国和天主教皇，意大利主动要求与德奥结盟，正中俾斯麦下怀。于是，德国，奥匈和意大利在1882年签订三国同盟。同盟规定如任一缔约方遭到两个或以上列强进攻时，其他缔约国将予以支持。而特别规定，如奥匈与俄国开战，意大利中立。如法国入侵德国，则意大利需支援。如意大利被法国进攻，其他两个需参战。这样法国就在欧洲大陆被彻底孤立。
1881－1883年奥匈帝国在俾斯麦的帮助下与塞尔维亚达成共识，并且将罗马尼亚拉入反俄阵线。德奥将承诺保卫罗马尼亚，而后者将在俄国进攻奥国时参加战争。而在1882年时英国强占埃及，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恶化，使三皇同盟在1884年成功续约。俾斯麦将其外交天赋发挥到了极致，一个包含德奥秘密同盟，三皇同盟，三国同盟，德奥罗马尼亚同盟等多个协定组成的复杂减震器形成了。值得一提的时，所有缔约的内容均将德国描述为防御方（除了德奥密约），这意味着俾斯麦已经在先发制人和保持现状之间做出了选择。
1884年也被称作是俾斯麦系统的巅峰。但是正如后来第三帝国的虎式坦克一样，复杂的动力和悬链子。巅峰后仅一年，巴尔干的又一次危机使俾斯麦又一次陷入被动局面而疲于奔命。
不保险的再保险条约
正如前文所提及，1878年柏林会议上将‘大保加利亚’一分为三会导致更多问题。果不其然，1875年巴尔干危机于保加利亚爆发。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自行吞并‘**’的东南保加利亚，有摆脱俄国的迹象。亚历山大三世急于阻止合并，不料木已成舟，俄国外交政策完全失败，开始策划吞并保加利亚。俄国与奥匈有再次开战的危险，而在法国‘复仇将军’Boulanger支持率迅速增加，西方极不稳定。俾斯麦如救火队长般在3月联合法国，意大利和英国达成第一次地中海协定－－－要求保持东地中海现状，以遏制俄国扩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奇再一次提出向俄国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而被俾斯麦简单地拒绝了。
三皇同盟又一次有瓦解的危险,俾斯麦拒绝毛奇是因为他自己另有打算－－－三个月之后,俾斯麦与俄国秘密接触,于6月18日签订秘密协定－－，缔约国一方如与第三国（法国与奥匈帝国除外）交战时，另一方需善意地保持中立且尽力使战争局部化，而德国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即东南保加利亚）的‘优势地位’的合法性。双方重申1881年三皇同盟所达成的一致－－－即俄德共同对奥斯曼帝国施加压力，不允许他国海军进入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主要针对英国。
另外，在附加文本里，俾斯麦承诺在俄国采取军事行动保卫黑海海峡时，德国会保持善意地中立，并予以道义的外交支持。
俾斯麦此举暗示他甚至支持俄国占领伊斯坦布尔，但是这种行为肯定会遭到英法的强烈反对。正如再保险条约内容所述，该条约不能确保俄国在德法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是该条约可以保证不会出现‘进攻性’的反德联盟。而且，俾斯麦认为该条约可以阻止巴尔干危机的恶化。但是，如果奥匈帝国受挑动而主动进攻俄国呢？那么再保险条约就会变成不保险条约了！
俾斯麦在其回忆录《思考与回忆》中谈及总参谋部要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时写道，这种愿望是由于一个机构所必然具有的精神引发的，对这个机构他不想加以评论。但是，如果面对这种愿望的是一个对片面的和违反宪法的措施缺乏洞察力和抵制力的统治者，那将是危险的。由此，总参谋部与政治领导之间的典型关系也可窥见一斑。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了，如果一个富于侵略性的总参谋长面对的是一个轻率随意和意志软弱、缺乏洞察力的统治者和没有政治自主性的宰相时，又将会发生什么呢？
以上可以看出，俾斯麦固然担心奥匈帝国的激进路线将德国拖入战争，然而他更畏惧德国国内的问题。如果农业主同盟和总参谋部忽略政治代价，极有可能将德国带入战争。但是反过来讲，俾斯麦就能保证他走钢丝的把戏能维持到永远？法国在西线的防御设施的完善，使得单独对法作战的难度不断加大。总参谋部里对俄国先发制人的呼声越来越高，俄国工业化极为依赖德国投资，然而由于军方担心俄国会用这些资金来提高俄国西部的铁路网－－－而德国总参谋部最依赖的就是铁路－大军团作战。于是在总参谋部和农场主的联合作用下，1887年11月德国政府干脆封杀俄国有价证券！－－－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俄国不得不引入法国这个‘共和国’的资本来发展经济。
德国国内的前工业时代权贵逆历史大潮而行，不但压制工业新兴集团，还给德国外交造成重创。而随即俄国同法国在埃及问题上合作抗英－－－让俾斯麦的神经更为紧张了，俄国在巴尔干越来越大的野心使俾斯麦对俄国已经开始失望了。为了警告俄国，俾斯麦突然将德奥秘密协定公开，终于在12月同英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达成第二次地中海协定－－－从根本上防止任何形式的俄国对保加利亚的占领。1888年，俾斯麦支持俄国使反俄的保加利亚大公下台，使保加利亚问题得以解决。
俾斯麦通过两次地中海协定使巴尔干同近东问题联系到一起，促成俄国，英国，意大利和奥匈之间的互相遏制。然而，泛民族主义的狂潮使这种复杂的结构有随时瓦解的危险。俾斯麦利亚自己的实用主义的灵活手段和威望能暂时强压住烈焰，但是这种情况又能维持多久呢？俾斯麦1886年写给自己儿子信中就担忧的写道‘一旦俄奥开战，无论谁是进攻方，德国都别无选择，只能加入奥匈帝国一方’。在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德国的弹性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俾斯麦不曾考虑，或者不愿意考虑的问题－－－德国人真的‘满足’了吗？作为第一大出口国，德国人就愿意作为加工车间到永远，而屈服于法兰克福的‘法兰克人’（罗斯柴尔德）？
领航员离船与‘阴险的海神之子’
1888年是所谓‘三皇之年’，老皇帝威廉一世与‘亲英派’的皇太子（在位不到三个月）先后病逝－－－而皇太子威廉成为新的德意志皇帝，即威廉二世。29岁的威廉二世年轻气盛，不久就在这种政见上与俾斯麦发生冲突。当今的各种著作大多对威廉二世持负面态度，认为他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甚至认为他有心理疾病－－－这是某些历史学家损人的高招（希特勒，斯大林都逃不过）。然而，威廉二世的这种态度并不仅仅是其个人问题，也同第二帝国的系统性‘疾病’有关。德国当代批评历史学派认为，俾斯麦时代的帝国政策是一种‘波拿巴式半独裁’，在俾斯麦为权利中心来运转－－－这把皇帝放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连威廉一世都私下对法国外交官讲，‘在俾斯麦这个首相的政府，我这个皇帝也不好当啊’。
然而，俾斯麦毕竟会有一天离开人世，那么谁能填补这个权利空洞呢？威廉二世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尤其担心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所以在对待反社会主义法（也称为非常法）的问题上，他同俾斯麦意见完全相左。果不其然，帝国国会的形势转变完全否定了俾斯麦的坚持非常法的态度－－－而解散国会是治标不治本。而在俾斯麦的回忆录中，他解释自己与威廉二世的‘最大’矛盾在于对俄国的外交政策上，他声称威廉二世在‘寻求’一种‘反俄政策’。当然，俾斯麦这样讲的主要原因在于先皇威廉一世是持亲俄态度的，这无疑能体现俾斯麦是‘顾命老臣’，是支持先皇政策的能博得世人的同情。他不断强调同俄国交恶的后果－－－这一点的确正确，俄国是其他大国讹诈德国的唯一途径。但是，问题在于自克里米亚战争俄国实力最低点时，俄国有求于德国，现在俄国实力壮大，随之而来变得难以控制。威廉二世认为应当联英抗俄，来摆脱战略劣势。不管如何，俾斯麦与皇帝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他于1890年被迫辞职。
俾斯麦的继任者卡普里维（Caprivi）认为他无法维持前任复杂的条约体系－－－他认为再保险条约与德奥联盟互相冲突，于是在1890年俄国提出续签再保险条约时，遭到德国政府的拒绝。再保险条约使俾斯麦的‘杰作’能达到对俄奥双向遏制的目的，放弃该条约意味着德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俄国的态度证明其认为再保险条约有胜于无，而废弃他就等于将俄国推向法国。1890年后，英国证券市场也向俄国关闭，这样只能依靠法国资本来完成俄国现代化建设了。而在德国国内‘亲英派’和‘恐英派’的双重作用下，德国开始试图向英国这个‘阴险的海神之子’靠拢。
英国在非洲和亚洲的扩张使其与法国和俄国产生了相当大的矛盾，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人既要面对法国人在北非的挑战，又要在阿富汗和俄国人斗争，在南非还要对付荷兰裔叛乱－－－战线过长使英国领导层认为过去的‘光荣孤立’已经行不通了。尤其在1887年近东的危机使英国和德国有了一定的‘共同’目标。在俾斯麦时代，保守力量对与英国这种自由主义泛滥的国家合作表示担忧，认为会影响到德国的内政问题。所以俾斯麦一向同‘海神之子’保持善意的距离，然而在威廉时代，德国民主党（DDP）早就一蹶不振了，社会民主党才是心腹大患，所以同英国联盟的负面影响消减了。1890年，英国与德国达成协定，将德国东非的一些殖民地同英占的赫尔格兰岛交换。这样，英德在东非的矛盾基本解决，随即英德正式同盟也就提上议程了。然而，英国百年来的锦囊妙计在于‘联合次强打击最强’，老练的格莱斯顿是不会与德国人站在一个战壕里的。相反，英国总不时同奥匈帝国‘眉来眼去’，挑拨其对抗俄国。这也是三皇同盟屡次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德国市场开扩问题上也与英国开始有了直接的冲突－－－德国没有后世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来挤垮英镑区，而殖民地问题上德国内部的观点也变得激进起来。1882年成立的德国殖民协会到19世纪末已经成为了强大的‘院外力量’，‘东方马克区’行不通，同俄国无法一致，奥匈帝国心怀异志，这使非洲政策变的越发重要。而俄德两国的绵延边界线也不可能使德国完全与英国建立反俄同盟。然而，正在德国领导层徘徊之时，俄法之间的秘密接触已经展开了。
1891年，法**方就已经开始同圣彼得堡接触，一年后，两国间的军事同盟关系确立相互支援，这下德国真的要面对‘泰坦之战’了。然而该协定既是针对德国的也是针对英国的，后者当时与法俄在争夺中非和中亚领土问题上存在着激烈冲突。德国总参谋长瓦尔德泽早就建议利用英国对付俄国，以便从中渔利。然而，枢密顾问冯?霍尔施泰因—俾斯麦下野之后一个在外交上具有权威性的人－－－却没有答应。瓦尔德泽伯爵是个富有野心的冒险精神的总参谋长，当他接替毛奇成为总参谋长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任命并不感到意外。我的� �煌历程即将开始，整个世界将会注视着我。”这位新总参谋长有着所谓庞大的计划，决心改革军队，恢复‘昔日的辉煌’。此时的总参谋部中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已经超过半数，俾斯麦时代不曾考虑的殖民地和海军建设问题被提上日程。原来易北河东岸的贵族们对舰队似乎完全不了解，然而现在迫切需要的出口贸易则使建立大海军成为迫切的愿望。然而，瓦尔德泽完全打错了算盘，皇帝渴望扩大海军与他的‘对俄作战准备’发生冲突，他被调任第9军军长。而他的继任者，则是大名鼎鼎的施利芬伯爵－－－所谓的‘伟大的计划’终于要浮出水面了。
阴影之下的‘伟大的计划’
1890年俾斯麦下台和再保险条约的废止在德国政军两届形成了巨大的阴影，精英们开始变得悲观和‘堕落’了－－－愈发严酷的现实已经让很多人意识到‘泰坦之战’似乎已经难以避免。而在总参谋部中的施利芬伯爵则暗地里开始对毛奇的东线先发制人计划产生疑问－－－为什么不能进攻西线？
毛奇一直主张先对动员缓慢的沙皇动手，这种呼声在1887年的危机时达到顶峰，施利芬却认为可以取道中立的比利时以绕过法国防线－－－有趣的是，毛奇在和瓦尔德泽讨论这个新奇的计划的当天去世了。施利芬认为，穿越瑞士和卢森堡的山地对于大部队是不可能的－－－而后者则在施利芬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曼师坦因的手中实现，所以穿越比利时成为唯一的可行方案。然而，普鲁士和后来的北德意志联邦都承认了比利时的中立，穿越比利时很可能使英国参战。霍尔施泰因一改抵触上一位总参谋长的态度，对施利芬的机划并不表示反对。连首相比洛夫也很清楚这一事实，如今政治家们已经屈从于军事家了。可是施利芬并没有意识到，，如果政治领导继续采取消极态度，那么单单靠军事上的胜利能否带来政治上的胜利。1905年，著名的施利芬计划正式出炉，以强大的右翼攻势迫使法国改变防线以展开大会战－－－正如施利芬所说的，以伟大的行军达成坎尼之围。然而，当计划完成之后，施利芬又开始对奥军的能力表示怀疑，实际上计划方案并没有告知奥军，于是他又开始策划加利西亚的反击以拖延俄**队。
在施利芬的晚年，他陷入对汉尼拔的坎尼之围的思考－－－为什么如此辉煌的胜利没有将迦太基引向胜利？或许在这个瞬间，他才会意识到自己‘伟大的计划’以政治代价取得军事胜利已经完全背离了克劳塞维斯的军事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根基。问题在于，为什么整个德意志帝国的政治领导层对这种计划采取默认态度呢？施利芬坚信，作为军人他的义务仅仅是向外交部门通报，他只需要知道如何迅速夺取胜利。那么德国政治家们选择屈从军事目的是否也有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呢？笼罩帝国的阴影仅仅是德国的中欧地理位置的命中注定还是另有源头？
躲在家里的‘世界政策’
在施利芬彻夜推演西线攻势的时候，皇帝陛下也并没有闲着，而是策划建立德国的大洋舰队。威廉二世或许由于受其母亲，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的影响，对英国的海军十分羡慕。他开始学习英国人的传统，建海军局、海军司令部－－－甚至还希望建立陆海军联合指挥系统，但是至到第三帝国时代，希特勒拼了老命也仅仅是略有进展。德国新贵们急于在殖民地分割上获得利益，哪怕海军尚未成型也开始进行政治冒险，任何所谓的‘机会’都不会放过，德国政治家和军工结合体抓住的第一个机会就是中日甲午战争。
中国在战争中以惨败告终，随即打破亚洲平衡，这时候德国趁机联合法国、俄国上演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背后的力量无疑是英国。此次事件的目的仅仅是希望获得清政府的某种‘报答’却给英国一种遭到拿破仑时代的大陆封锁一样的危机感，此后英德同盟基本上成为不可能。不久之后的1902年，英国正式与日本结盟以对抗俄国，但也同时关闭了德国的亲英路线。
而在1896年，威廉二世正式宣称施行所谓的‘世界计划’（Weltpolitik），他声称‘今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没有德意志帝国同他的皇帝过问的情况下将无法完成’。这无疑与俾斯麦奋斗了20多年的‘大陆政策’背道而驰，然而却获得了院外力量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三个强大的组织－－－泛德意志同盟、德意志殖民协会和最后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由一个搞鱼雷艇起家的海军国务秘书（蒂尔皮茨）所发起的‘德意志海军联合会’。这些组织无一例外的代表了德国资本输出和出口集团的迫切希望，他们希望德国能够向英国一样四处伸手，进行海外扩张。而威廉二世在同年发给布尔人的电报则使1890年稍有好转的英德关系急转直下。在这种形势之下，所谓的‘巴格达铁路’、‘中非帝国’和‘东方马克区’等各种各样的超越施利芬计划的‘伟大的计划’就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世界计划’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很多人归结于殖民地大多已经瓜分完毕，可是俾斯麦时代在1884－1887这三年间所获得的海外领地远远超过了威廉时代，这很难用上述观点或者是威廉二世无能来简单的解释。而‘世界政策’中唯一真正得以大规模实施的，就是‘蒂尔皮茨’计划以及海军法的创立和后来的四次海军法修订案。1898年，德意志帝国出台第一部海军法并开始建造战列舰，这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无疑是蒂尔皮茨的‘德意志海军联合会’大肆宣传海外扩张的结果。如果认为他是因为一种夸张性地本位主义而推动海军建设，以便最终能与长期传统的陆军接轨（例如苏联海军领导层），那就大错特错了。蒂尔皮茨实际上是另有打算的，在他看来海军政策可以迅速的发挥至少两个主要功能。
首先，在对外方面，海军政策可以用来和敌对国家，特别是和当时世界上的海军首强英国进行抗争。在蒂尔皮茨看来，这种防御性的冒险思想可以在日后得到某种程度的削弱。根据这种‘威慑战略’，即便是在英国这样强大的对手面前，德意志海军都要足够强大，以使英国无法单独击败德国海军（所以她就不得不同其他国家来联合击败德国而加入法俄同盟）。德国海军应当是用来显示一种‘存在’的力量手段，而服务于开辟海外市场并保障其安全，以捍卫经济利益－－－这是一种典型的‘存在舰队’思想。
其二，从社会帝国主义的角度看，这种进攻性的功能从一开始就与德国海军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着最为紧密地关系。包括蒂尔皮茨和威廉二世等海军政策推动着的真正打算是，德国海军必须有助于满足重工业、造船工业以及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物质利益－－－以代替政治权力。这种计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政治权利的诉求，能稳定传统的社会结构。从经济角度来看，建造海军舰队的订单具有长期稳定性，至少在心理上会产生这样的稳定作用。而在政治平衡角度来看，它可以转移帝国越演越烈的国内问题的视线，以‘民族使命’来将各个社会阶层捆绑在一套条战舰上－－－公民表决为基础的海军皇权是反对令人恐惧的议会化的平衡力量！海军政策归根到底是一种社会政策，它是进行社会性防御的最先进的武器，或许也是最后的‘常规武器’了。
在蒂尔皮茨看来，在德意志统一的威望消耗殆尽的时候，‘德意志民族需要指明一个明确的民族目标，一种祖国的凝聚核心’。在这这种角度，我们才突然发现蒂尔皮茨是在考虑一种国内政策的危机应对策略，诚如他经典地阐述道－－－‘这项全新的、伟大的民族使命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利益是一剂反对受过教育和未受过教育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强力镇痛剂。’海军政策的鼓动功能以及远远大于其本身的‘军事价值’，于是帝国海军部发展出了一整套的现代公关模式，建立了‘公共关系’处同‘德意志海军联合会’遥相呼应，再加上各种赋闲在家的‘海军专家’、‘海军学者’在报刊杂志上摇旗呐喊所实现的跨党派、跨议会式的政治运动取得了辉煌成功。‘世界政策’只有在战列舰的推动下才能‘成功’，进而可以证明‘世界政策’这样匆忙和冒险的愿望性政策是彻头彻尾的‘国内政策’，德意志帝国领导层所笼罩的阴影既是德国不利地缘态势所导致的‘泰坦之战’幻象临近下的绝望，更是在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在帝国内部框架下无法缓解的走投无路。正如当时在英国报界流传着当时德国精英集团的处境－－－‘Theyfeltcornered’（他们被逼进了墙角）。在这种情况下，总参谋部酝酿出施利芬计划这样不计外交代价的军事计划而得到领导层的默许就不觉得奇怪了－－－这是为了更重要的国内政治问题。‘世界计划’和蒂尔皮茨疯狂的海军扩张而不计触怒英国的代价也完全可以理解了。‘世界计划’和‘公海舰队’就‘不得不’躲在家里了。
在这种目的的推动下，德国的第一部海军法在1898年出台－－－各有8艘战列舰的分舰队，两年后的新法案立刻变身为4个分舰队，32艘战列舰。这使英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于是在1906年开始建造‘无畏舰’(Dreadnought)－－－希望以质量来确立新优势。蒂尔皮茨平衡英国的计划看来要失败了，于是德国国会的第二个海军附加法案出台，完全地突破了英国人的底线。同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使英国开始向法国进一步考虑，到1907年的时候－－－一个俄法英三国的互相谅解的实质性反中欧集团的大联盟终于出现了。第二帝国的回应则是1908年的新海军修正案－－－即每年生产4艘无畏舰和1912年海军裁军谈判的彻底破裂。
至到1914年，德国60%的军费都花到海军上了，德国和英国的海军战舰比例处于10：16的状态－－－这几乎达到了德国所期望的2：3的比例，海军政策更是成为‘社会集结’政策的基石－－－蒂尔皮茨的期望似乎完全达成了，然而中欧帝国的末日也来临了。蒂尔皮茨在战争中可谓失败性的人物，离开军职后于1917年建立了‘德意志祖国党’，前者同纳粹党可谓是爷爷和孙子的亲密关系。他和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最终在希特勒的身上灵魂附体，上演了中欧集团最后的‘拼死搏斗’。
世界大战－－－向前逃跑！
1908年的Bosnia危机、以及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冲突使东南欧的平衡局面完全被打破－－－俄国‘压路机’正在不断地向前碾压，而‘纵火者’塞尔维亚的野心越来越大－－－已经直接威胁到奥匈帝国的存亡了。在1913年，奥匈帝国领导层已经达成一致，塞尔维亚人必须被彻底消灭。而在德意志帝国内部，当海军建设政策的效应消耗殆尽后，社会民主党与进步人民党联手在1912年的帝国议会中形成了最大的党团（占397个议席中的152个）－－－这是一个特别威胁的征兆。长期担任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秘书长的比克在1910年宣称－－－‘战胜并摧毁’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工业界的主要任务；中央党左翼领袖埃茨贝格尔也在1914年指出‘摧毁社会民主党的巨大力量是国内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1913－1914年的经济消退更是助长了危机意识。德国的精英们就像1860年面临宪法危机时一样，变得更加团结，意志变得越来越坚定，为了固有的一切准备进行顽强的－－－防御性的战斗。1914年夏天德意志帝国推行战争政策的关键在于其统治精英准备用攻击性的手段来实施他们的防御策略。
从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开始，德国领导层开始进行最后的战争冒险准备，希望能获得1870年在色当式的辉煌再现。然而，情报显示到1916年和1917年报的时候沙皇的军备将具有优势，德国对法国的优势也只能维持到1915年。在这种日益紧迫的时间压力下，特别是由于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原因而使俄**备的扩张速度已经达到峰值的情况下，军方不愿意在没有尝试的情况下看着机会溜走和坐等内部瓦解。总参谋部曾经向政府指出－－－两年以后德国的失败将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冒险已经变得无法回避－－－人们在期望着西线右翼能够出现‘坎尼’效应，并在1914年‘7月危机’的时候付诸行动，以求能够在德国内部出现有益的‘反作用力’，终于由此而疯狂地‘向前逃跑’！－－－踏上了第二帝国最后的征途。正如威廉二世所言－－－‘我不再知道什么政党，我只知道德国人。’这种绝望性的孤注一掷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德国人的‘特定意义上的’防御性战争。
总结
德意志帝国的悲剧似乎对于很多历史学家看来是注定的，而且是出于其政治缺陷的－－－例如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齐库尔施评价道：‘新的德意志帝国这一壮观城堡的建立是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因此，相当多的观点（包括列宁）任务，德意志帝国垮台的种子已经埋在这个帝国建立的基础中。
然而，在19世纪末多个工业国家崛起的情况下，所谓‘现代性’的社会民主党就能带领德国人走出困境？俾斯麦宣称的德国已经‘满足’的言论代表着早起的保守性政策，同时也是防御性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在英法在非洲的扩张和俄国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不断摩擦变得毫无回旋余地－－－导致1879年俾斯麦被迫选择一定程度上的‘一边倒’政策。
而在1890年后，随着美国崛起和俄国农产品冲击之下，市场范围最狭小的德国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了。无论是和英国、俄国或是奥匈联盟都必须同另一个列强发生直接冲突。这种时候，德国地处欧洲大陆核心的极端地缘劣势就非常明显了。相比法国，德国的殖民地匮乏和更大的内部问题都似乎注定他无论在何种联盟形式下都必须采取‘进攻性防御’，绷紧的琴弦最终无可避免地断了。
‘泰坦之战’地幻象的存在绝不仅仅建立在神经质之上，谩骂威廉二世或者是希特勒是疯子或是神经病毫无道理。‘七年战争’被法奥等国围攻及被英国出卖、1859年法兰克福大会统一计划遭俄国恐吓而流产、拿破仑三世对莱茵边界的痴迷和英国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把德国当枪使均可以证明这种实际危险是存在的。德国的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姑且不论，他的崛起完全打破了均势－－－使得欧洲中心的隔离带消失了，大国（尤其是法俄）之间的缓冲完全没有了。那么解决方法呢？－－－或许如同俾斯麦所说－－－学会‘满足’或者干脆就如二战后将德国一分为二才能解决问题。但是凭什么德国人就应当学会‘满足’而坐视‘俄国压路机’的前进和‘不列颠治下和平’？
作为处在一百多年后的我，一个普通人也似乎同施利芬一样患上了‘泰坦之战’的恐惧症。处在大陆中心的文明莫非一定要陷入战略孤立、战略围堵而最终崩溃或者在崩溃前孤注一掷，发起绝望式的进攻型防御－－－从而屡败于海洋强权－－－‘阴险的海神之子’或者是‘更为阴险的海神之孙’？不过，德意志人两次绝望的挑战，彻底拖垮大英帝国或许意味着某种绝望中的希望。俾斯麦的灵活外交手段似乎并不能根本上消除各种阴霾，那么除了坐以待毙以外或者继续谩骂过去的失败者以外还有其他的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