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分账虽然麻烦，但对内地来说，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容易把香港那些见风使舵的墙头草死死的绑在内地，这对宣传第一，赚钱第二的政府来说，诱惑力比买片花要大的多。www.tsxsw.com
因此沈冲觉得，如果香港电影能进入内地放映，票房分账模式，还是颇有竞争力的，不过这件事的最终结果如何，不是他可以左右的，能做的，也只是用心写好报告，尽力鼓吹票房分账，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反正在改革开放之初，任何事情，只要努力去做，都有可能发生。
比如1985年，就有一份名叫《现代人报》的报纸在广东成立，港资控股超过70%，堂而皇之的在全国发行，销量70多万，风头甚至盖过了南方第一大报《羊城晚报》，成为很多机关单位最受欢迎的报纸，这在后世，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只不过这份报纸时运不济，在1994年，先被猪一样的香港队友拖累，接着又被同城道友《南方周末》牵连，撑了九年之后，最终还是寿终正寝了，从那以后，内地再无外资控股的报纸媒体。（注1）
……
沈冲在招待所呆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又被电影局召了过去。
他在北京电影学院演讲内容，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北京电影圈里流传，让《空山灵雨》的热度急剧飙升，拷贝从中南海出来，刚送到北影学院，还没来得及再放，就被北京电影制片厂以“借鉴香港先进拍摄技术”的名义借走了，北影厂放了一天，电影局又以“参考海外成熟的合作制片模式”为由拿走了……
说实话，这有远超沈冲的预料，他把《空山灵雨》带到北京，其最初目的，就好像暴发户买了世界名画，到处显摆一样，用来妆点自己品位而已。
胡金铨是公认的武侠电影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在他之前，武侠电影是胡打乱斗的街头把戏，在他之后，武侠电影登堂入室，自成一派，成为世界影坛独特的一个电影类型。
他和李翰祥，楚原，张彻一起，并称香港六七十年代的“四大名导”，其余几人，作品数量数以十计，票房累计数以千万，而胡金铨寥寥数部作品，单片最高票房不超过300万，却能和他们并驾齐驱，颇有几分“孤篇横绝，竟成大家”的风范，可见其指导的电影质量，非同一般。
不仅如此，还曾有影评人说过，胡金铨在武侠电影上的地位，就如同金庸在武侠小说上的地位一样，自他之后，再无武侠。
虽然有过誉之嫌，但后世口碑上佳的武侠电影，无不笼罩在胡金铨的影子之下。
徐克视胡金铨为偶像，先是力邀他拍摄《笑傲江湖》，闹翻之后，还自打耳光，又去翻拍他1967年的经典《龙门客栈》，可见胡金铨对他的影响之大。
《卧虎藏龙》以所谓的东方含蓄内敛情调著称，可无论镜头画面，还是节奏风格，处处和《空山灵雨》契合，李安在访谈中对胡金铨推崇备至。
还有那部女主怎么弄都不死的《十面埋伏》，很多地方几乎完全仿照《侠女》，张艺谋也自承向胡金铨致敬。
由此可见，胡金铨的大师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每部武侠电影，都是精品，是压片库的宝贝，所以沈冲不惜血本，购买了《空山灵雨》，不仅如此，他还打算把同样票房惨败的《山中传奇》收入囊中，只不过急着来北京，没来得及下手而已。
然而这番小心思，在北京可谓是给瞎子抛媚眼——喜欢《空山灵雨》艺术价值的人，暂时还看不到它，而看过的观众，却更关心别的东西。
比如这次放映，在座的观众，大都是电影局的工作人员，他们更关心的，是《空山灵雨》去韩国拍摄的合作流程。
放映结束后，魏报国一个箭步走上台，满面红光的高声宣布：“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香港的专家，沈冲沈同志，为大家讲解《空山灵雨》的拍摄过程，大家欢迎！”
毕竟是行政机关，行动整齐，掌声虽然热烈，但非常克制，沈冲上台，鞠个躬，下面立刻鸦雀无声了。
“在坐的各位领导和各位专家，都是日理万机的大忙人，在此我也不多说客套话，浪费大家的时间。”沈冲仍然是不带稿纸，即兴演说：“我先介绍一下这部《空山灵雨》的导演胡金铨，他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武侠电影大师。1932年出生于北京，少年时代曾经在徐悲鸿创办的北平艺专旁听，1949年到香港之后，加入长城电影公司做美工，受过万古蟾和万籁鸣二位老前辈的指点，为日后的导演生涯奠定了艺术基础……他执导的《侠女》荣获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的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技术委员会大奖’，成为首位获得国际认可的中国电影人……”
沈冲口若悬河，把胡金铨的生平简单介绍了一遍之后，又加了一句：“胡导演是一位非常爱国的艺术家，他曾经说过，在电影创作中，凡是不利于炎黄子孙，不利于严肃艺术者，若予接拍，虽得盈利，但无以为人。”
下面听众闻言，立刻鼓掌，还有人打破沉默，大声叫好。
胡金铨欠沈冲一个人情，又和张爱嘉关系匪浅——在拍摄《山中传奇》的时候，他们两人以父子相称，可见关系之深。
因此胡金铨算是半个自己人，沈冲此时大说好话，是为未来做铺垫。
要知道中国合作制片公司1979年8月成立后，三年都没生意可做，直到1982年才和日本合作，拍了第一部电影，如果在这个空档期里，他搞个大投资，让胡金铨回内地拍摄，吃第一口螃蟹，这其中可捣鼓的地方，就太多了……
内地深受苏联电影思想的影响，奉行导演中心制，一部电影最受关注的就是导演，像徐枫、石隽、孙越等主演又都是台湾人，所以沈冲一笔带过，不多介绍，开始说起这次观影会的主题。
“这部电影，是胡金铨导演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韩国的济州岛……啊，不好意思，各位，我说错了，是南朝鲜的济州岛，在那里取景拍摄的。”
陈播在台下，摆了摆手，示意不要紧，让他继续讲。
“这部电影是发生在寺院里的故事，胡导演本来是打算回内地拍摄取景的，毕竟要论山川之秀美，建筑之宏大，任何地方都比不了内地，只不过因为台湾方面的阻拦，让投资商心怀犹豫，所以最终去了南朝鲜拍摄。”
“南朝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有不少唐宋时代遗留下来的遗迹古寺，在这部电影里，大家看到的，都是真的寺庙，没有搭棚布景，不过朝鲜的寺庙不如中国的宏伟壮观，所以胡导演在多家寺庙取景，然后剪辑拼凑成一家。”（注2）
“下面我来说说香港去韩国拍摄电影的流程……”
从八十年代起，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合作拍片是香港和内地电影行业交流融合的主要渠道，沈冲对此，不可能不做功课，所以世界上主流的国与国之间合作拍摄电影的规章制度，他都有研究，说起来头头是道。
“……总而言之，目前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合作拍摄故事电影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联合拍摄，双方各自拍出导演，编剧，演员和其他创作人员，共同创作。第二种是协助拍摄，一方投资，另一方提供人员，场地，器材等辅助工作，收取一定的费用，《空山灵雨》去南朝鲜拍摄，采用的就是第二种方式。”
“合作的方式不同，最终的利益也不同，合拍的话，双方都拥有电影的版权，根据具体协议，共同享受电影上映后的收入，协拍的话，拍摄完成，合作关系就基本结束了。”
“小沈啊，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有所了解。”他说完之后，陈播开口说道：“你别藏着掖着，说点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陈局长，在你面前，我哪敢藏着掖着啊，我是真的才疏学浅，所知有限。”沈冲叫苦，环视了一圈放映厅，然后说道：“我也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想了解哪方面的东西，大家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好了，只要我知道的，一定说个明白。”
“这样也好。”陈播站起来，转身对着后排的观众，说道：“大家有话就问，小沈是个百事通，机会难得，好好把握啊。”
一个中年男子立刻举手，看到沈冲点头，站起来问道：“小沈同志，你说合拍双方可以共同享有电影版权，那么合拍的影片，是国产片还是进口片？”
问的好！
沈冲几乎要为他鼓掌了。
内地此时基本没有什么版权概念，对国外电影市场也缺乏了解，在中国合作制片公司的章程里，规定合拍电影，内地享有国内放映权，外资拥有版权……（注3）
这可谓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在内地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国内放映，能赚几个钱？
而电影拿到国外，票房收一轮，录像带收一轮，电视台收一轮，未来还有DVD收入，网络流媒体收入等等，可谓一鸭数吃，内地只喝了点汤，骨肉皮全让外资独吞了。
“这个问题很复杂，得先从国外的版权制度说起……”
放映厅也摆了个小黑板，沈冲一条条的把当前海外的版权制度和放映渠道解释了一遍，最后说道：“所以我觉得，和海外合作拍摄电影，如果条件允许，应该尽量签署版权分享协议，而不是只要内地的放映权，毕竟这是细水长流的生意，可以长期为国家带来外汇收入。”
“至于合拍电影属于国产片还是进口片，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依据国情，设定了一条底线，比如本国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剧组中本国的工作人员比例等等，如果超过这条线，就算国产片，没达到这条线，就是进口片。”沈冲放下粉笔，说道：“我在香港，搜集了很多国家的有关这方面的政策，如果有需要，我可以邮寄过来，或者下次到北京的时候带过来。”
“小沈有心了，我们确实急需这方面的资料，我就不客气了，麻烦你邮寄过来吧，我们现在百废待兴，要抓紧时间。”
“好的，我回香港了，立刻就办。”
这时，一个戴着黑框眼镜，年约40的微胖女子站了起来，她表情严肃的问道；“请问沈同志，合作制片，应该如何审查？是根据国外的规定，还是我们中国的规定。”
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沈冲自然不能含糊，说道：“来中国拍电影，在中国的领土上，自然是要遵守中国的规章制度。”
“那要是合拍的影片中，出现了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内容，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该怎么处理？”那女子非常严厉的说道；“比如这部《空山灵雨》，里面出现的女人裸露镜头，是对劳动妇女的极大侮辱，而且会让观众产生下流低俗的联想，陈局长，我强烈建议禁止继续放映这部电影。”
我去啊！
《空山灵雨》里，只有徐枫换衣服的时候露了一下背部而已，哪侮辱劳动妇女了？哪里会有下流低俗的联想？
“请问这位大姐是？”
“我是北京市文化局电影审查组的。”
一瞬间，沈冲觉得他对内地的电影审查制度太过乐观了——政策再宽松，也架不住审查人员的折腾啊……（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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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有兴趣的请百度报纸名字。
注2：胡金铨和张艾嘉父子相称，以及《空山灵雨》的拍摄细节，都来自胡金铨夫人钟玲的日记。
注3：参见《1982年中国电影年鉴》。
注4：1985年，一部美国电影里有个镜头，是一男一女躺在被窝里，手脚都没露，北京市文化局的一个女同志打电话向电影局长投诉，说会产生不好的联想，要求剪掉，可见当时思想之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