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法战争，学术界长期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如，“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法国在战场上没有拿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拿到了”，“中国丢掉了越南”，甚至，“丧权辱国”，云云。
厚诬前人，胡说八道。
战争的胜败，最关键的评判标准是：对战双方，谁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法国的战略目标，一共三个，按重要性排序如下：第一，从越南进入中国，打开中国的西南门户；第二，向中国勒索巨额战争赔款，实现“战争红利”；第三，巩固对越南的统治，迫使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
“巩固对越南的统治，迫使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之所以放在最后，并非这一点不重要，而是彼时——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法国已经基本占领了越南全境，中国只在越北近中越边境地区，保有少量军事存在，越南政府已经彻底沦为法国的傀儡，中国已经不能对越南政府施加任何直接的影响力了。
就是说，中法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已经事实上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因此，中国对法作战的战略目标，其实只有一个：保证西南边陲的安全，打消法国人进一步的觊觎之心；同时，不受勒索。
彼时中国君臣，虽然嘴上还嚷嚷着，“越南世修职贡”，“朝廷轸念藩服”，要秉持“以大字小之意”，“保护该国”，其实，谁都清楚——包括调门最高的清流：第一，越南已经落到法国人肚子里去了，逼他吐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中国根本没有这个力量；第二，也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彼时，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咱们的“藩服”，和人家的“殖民地”，根本是两码事。咱们在“藩服”那儿，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可言，以目下之国情、国力和国际形势，不可以再像之前那样，对“藩服”不计回报的投入了。
“藩服”不是“殖民地”，更不是“领土”，“藩服”对中国，只有“屏藩”——国防的作用，即所谓“战略缓冲区”。拿越南来说，其最大的作用，不过是保证西南边陲的安全，如果西南边陲无恙，越南，就随他去吧，反正，那也是一群白眼儿狼，“昧于趋向，首鼠两端”，养不熟的。
所以，中国打这场仗，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越南，“丢掉了越南”神马的，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战争结束，法国不能越越南而北向一步；战争赔款，更是一两银子也没落着；甚至，中国虽然默认了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但是，《中法新约》中，没有任何明确的中国放弃对越南宗主权的字眼。
那么，这场战争，谁输、谁赢？
在军事上，关于中法战争，我们记住的，更多的是马尾海战的全军覆没，但是，马尾海战仅仅是中法战争诸多战役的其中之一，而且，即便拿这场战役来说，法国也没有达成攻取福州的战役目标。
就中法战争整体而言，中国实实在在，既不输阵，也不输人。
这场战争，法国投入兵力近两万人，中国大约在三至四万人之间，力量对比，并不如何悬殊。
还有，战争虽然远离法国本土，但中国并没有明显的“地利”。一来，法国在越南经营已久，并非事事都要求诸国内；二来，中国国土广大，战场在西南边陲，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军需补给、后勤保障，其实非常艰苦。
中国的参战部队，有的表现出色，有的表现糟糕，但除了战争早期的越北战事，整体上来说，不同的参战部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打输了，再打！
就算一败再败，也要一战再战！
一鸦、二鸦的一触即溃，已恍若烟云。
战争结束的时候，两个战场的情况如下：台湾战场，法国一再受挫，困在基隆一隅，动弹不得；越北战场，中国攻，法国守，中国步步进逼，法国步步后退。
谁输？谁赢？
当然，如果像愤青们喷的那样，镇南关、谅山大捷之后，乘胜追击，甚至“收复河内”，那也是不可能的。
战线一拉长，中国的兵力，必然不敷使用，补给也必然跟不上；更重要的是，越南是法国在远东的最重要的殖民地，失去越南，是法国的不能承受之重，“收复河内”，必然引起法国的全力反击。
事实上，茹费理内阁一倒台，法国议会就通过了给远东法军拨款五千万法郎的决议，而驻远东法军一八八四年全年的军费报帐，合计亦不过五千四百万法郎。即是说，法国已经做好了扩大战争乃至长期战争的准备。
彼时的中国，不过一只脚堪堪踏在工业化的门槛上，战争潜力有限，根本没有和世界第二工业强国长期做战的能力，何况，只不过是为了越南这么个小小的“藩服”？
此时停战，时机最为合适。
战场上也好、谈判桌上也罢，结果都是清清楚楚的：中国在和世界第二强国的一对一的较量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慈禧则是中国取得对法战争胜利的当之无愧的、唯一的主持人。
对法战争，之所以可以先败后胜，转折点就在“甲申易枢”——暮气沉重、对法作战态度消极的恭王，以及其领班的军机，被全部撤换，慈禧亲自过问和主持对法战事，朝野上下，统一思想，消弭了原先和战不定的分歧，战场上的劣势，随之扭转，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慈禧的这份历史性的功绩，是不可以否认的。
中法战争的意义，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也不奇怪，我们的“学术界”，连中法战争是输是赢，都搞不清楚！
事实上，中法战争的胜利，意义极其重大。
如果中国输掉了这场战争，法国之后，其他泰西诸强，见猎心喜，必然纷纷跟进，则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就会提前掀起，就等不到甲午，更加等不到庚子了！
考虑到此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大洋彼岸的美国，也还远未培养起能够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底气和实力，列强有更多的时间，从容消化瓜分中国的成果，则四分五裂的中国，还能不能最终拢在一起，就难说的很了！
对法战争的胜利，极大的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泰西列强目中国，隐然为“二等强国”，他们之所以会在十年之后的甲午，跌碎一地眼镜，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中国虽然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但列强并没有马上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重要原因——他们依然惯性的心怀疑虑。
中法战争，为中国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遗憾的是，中国未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中法战争胜利后，中国上上下下，包括慈禧本人，普遍的志得意满，都以为，太平盛世已至，天下再无烦忧。
一口气儿泄下来后，非但没有“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发展”，文恬武嬉之风，慢慢儿的又起来了。
数年之后，德宗大婚，慈禧“归政”——向德宗移交权力，自己施施然“颐养冲和”去了。
回过头去看，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儿消散了，辛酉之后一直上升的国势，开始掉头而下。
这真的是太讽刺了。
这个锅，慈禧是要背的，不过，她顶多只能背一半，另一半，得德宗来背。
后世提及光绪皇帝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两个印象：一，他是傀儡；二，他是改革派。
都不对。
至少，不完全对。
德宗亲政之后，慈禧“训政”了三年，这三年，她拥有重大事项的最后决定权。即便“训政”期过了，也要承认，慈禧依旧保持着对于政治的强大影响力。
这种情形，和穆宗刚刚亲政的时候仿佛。
譬如，五军机、五御前合疏谏阻穆宗修建圆明园，穆宗恼羞成怒，将惇王、恭王、醇王三位亲叔叔为首的十位重臣，一股脑儿罢黜。两宫皇太后得到消息，立即御弘德殿，撤销了穆宗的决定，恢复了十重臣的职务。穆宗只能唯唯称是，一点儿法子也没有。
就是说，慈禧“退居二线”之后，依旧保留了最终的“话事权”——这是事实。
不过，即便在“训政期”，慈禧也极少使用这个最终的“话事权”，德宗拥有全部的“办事权”和大部分的“话事权”——这也是事实。
彼时的慈禧，志得意满，认为自己手付太平天下于皇帝，已无需再在政事上花什么气力了，她的精神头儿，大部分都放在了颐和园的修建上了。
所以，德宗虽然没有获得皇帝的所有权利，但是，他不是傀儡。
还有，德宗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派”，他是……“忽然改革派”。
甲午之前，德宗的政治取向，其实是偏保守的，譬如，他不赞成修铁路。
甲午一役，一夜之间，德宗就觉得，之前三十余年，一切努力，一切作为，一无是处，一无足取，一切都要推到重来。
此谓“忽然改革”。
戊戌变法的后期，慈禧始实质性的介入政治，使用她的最终“话事权”，裁抑翁同龢等皇帝近臣。
慈禧的这些举措，长期以来，被解读为反对、破坏改革，充任守旧顽固派的“护法神”。
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吗？
反正，关卓凡认为，我如果和慈禧易地而处，我也得像她那么干。
为什么？
因为穆宗和康、梁等人玩儿的，拿今天的话来说，就叫“休克疗法”，病症大致是看准了，开的方子，大体上也对，可是，药量不对！
该一年吃的药，逼着病家，一天就全吃下去！
哪儿能这么干？
病了好几年了，指望着一天之内，就彻底痊愈，怎么可能？
步子太大扯着蛋，像穆宗和康、梁那么个玩儿法，别说扯着蛋了，整个人，都要被扯的四分五裂了！
任何成功的改革，都要在新、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特别是在守旧力量依旧强大的情况下，更不能全然不考虑守旧派的反对，不回应守旧派的利益诉求，不然，改革绝无成功的可能。
慈禧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替穆宗找回这个“平衡”，而绝不是全盘推翻他的改革。
事实证明，庚子之后，在慈禧的主持下，改革继续，而且，深度、广度，都远远的超过了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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