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是有了，不过，虽然说，这笔钱是从银行直接过付给左宗棠，不必再经北京的户部或顾委会的手，但借款人不是左宗棠本人，而是朝廷，因此，如何过付，第一笔是多少，第二笔是多少，都要经过朝廷的首肯，这里边儿，还是大有讲究的。
在确定军费数目这件事情上，朝廷大员对军队统帅，抱有一以贯之的严重的不信任，总觉得你在“报花头”，不论军队统帅报一个什么数目出来，都要打你一个折头，拦腰一刀、砍下一半，也是很常见的。
这是缺乏数目字管理能力的无奈之举，朝廷无法确定军队统帅提出的预算的合理性，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好尽量讨价还价。
大多数情况下，朝廷并没有冤枉军队统帅，向军费预算中“注水”，是很普遍的情形，但这种商人议价般的制定预算的方式，会将双方逼进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军队统帅既知道朝廷一定会打自己的折头，便向预算中“注”更多的“水”，以求拦腰一刀之后，所余尚敷所需；朝廷呢，既怀疑你“注”了更多的“水”，便砍价砍得更狠了。
在这种情形下，本该最严肃、最认真的军费预算，变成了一场纯粹的嘴巴官司和数字游戏，对此，军队统帅的“心法”是：不管数目多少，先把第一笔钱拿到手再说，仗既开打，难道还能半途而废？想把仗打下去，后续的粮饷，就得照我开出的数目，不然，就上折子，请朝廷“另简贤能”。
这套要挟的手段，或多或少，都会不同程度地奏效，可是，也真有“半途而废”的时候——那是朝廷真拿不出钱来了；更多的时候。是朝廷左支右绌，拆东墙补西墙，前线的军队，则吃了上顿等下顿。有钱就开打，没钱就窝着，拖拖拉拉，本来一年能够打下来的仗，拖拉到三年、五年。
关卓凡下定决心。这种恶劣的“故事”，也要从这次西征开始，彻底地扭转过来。
对于左宗棠开出的一年五百二十万两白银的预算，关卓凡不但没有打一两银子的折头，还说，应该留出一定的“冗余度”——这是一个新词儿，意思说，你要十两银子，我给你十二两，真用不完。你再还给我。
顿了一顿，补充了一句：第一年，我给季翁六百二十万两银子。
左季高的眼睛瞪圆了，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我这是上辈子积了多大的德啊？竟然遇到了如此体贴的上司？
留意，左宗棠一年五百二十万两银子的预算，并不是在北京的时候，一年三百五十万的预算——那是平定甘肃回乱的预算，新疆的距离更加遥远，各方面的条件更加艰苦，所费自然就更多。
关卓凡此举。并非为收买人心，也不认为多出来的那一百万两银子会打水漂，相反，他认为。这才是最经济的预算之道。
作为穿越者，根据历史资料，关卓凡知道，左宗棠一年五百二十万两白银的预算，并不过分，没“注”多少的“水”；另外。新疆地理，遥远殊异，未知之数太多，这个预算，对这些因素的考虑，只着重距离长短的计算，对“未知之数”的考虑，其实并不如何充分，因此，留出百分之二十的“冗余度”，是合理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自己泥于旧例，遵照制定军费预算的“潜规则”，也跟左宗棠讨价还价，就算把预算砍了下来——譬如，从五百二十万两，砍下来个五十万两、一百万两，砍到四百七十万两，甚至四百二十万两，又如何？
本来，新疆的叛乱，今年年内就能平定，结果因为粮饷不继，仗打到了明年、后年，就算一年四百二十万两，两年、三年，不是要八百四十万两、一千二百六十万两？较之六百二十万两，孰多？孰少？
最、最、最重要的是，明年还有明年的事儿——明年，我要和法国人大打出手，可不能北一摊，南一摊，两线作战啊！
就不考虑明年同法国人开片，新疆的战事，也必须在今年年内奏凯！这是因为，我需要一场“金瓯无缺”的辉煌胜利为自己“加持”——今年下半年，很可能会有巨大的**掀起，多一场胜利，多一个筹码。
所以，无论如何，今年事，今年毕！
钱到位了，剩下的就是怎么花的问题了。
“花钱”——后勤保障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环，就是军粮的采买和运输。
用兵西域，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一部分军粮——比例愈高愈好，在当地采买，这样，可以大幅度的减少运输的费用。
这就是本书中提到过的赵充国的法子。前汉宣帝时候，羌人做乱，朝中主流意见，以辛武贤为代表，是仿卫、霍故事，“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遂行扫荡，唯赵充国反对。
赵充国的策略是：
一，彼时金城、湟中谷贱，一斛不过八钱，他建议朝廷在当地大肆收购，既可用最低的成本充实己方的军粮——如果从关内转运，所费会十数乃至数十倍之多；同时，这一招又绝了羌人的粮路，“羌人不敢动矣”。
二，屯田，步步为营，一点点向羌人蚕食。
第二个法子“屯田”，左宗棠一到陕西，尚未进甘，就开始着手实施了。但陕西在回乱中被祸甚惨，大乱之后，恢复元气为第一要务，屯田的收成，首先要用在本地的军食和民食上，暂无余力接济新疆前线；甘肃呢，被祸之惨，不输陕西，且去年才刚刚靖定，屯田神马的，缓不济急。
至于新疆，绝大部分地盘，眼下都不在自己的手上，至少得等到打下乌鲁木齐，进而攻取喀喇沙尔，将北疆最膏腴的那部分拿到手了，才谈得上“因粮于当地”。
所以，赵充国的法子，暂时是行不通的。还是得老老实实从外地采买，然后一斤一斤、一里一里运到前线。
关卓凡和左宗棠一起，规划了两条采买、转运军粮的路线。
第一条，东起归化、包头。西至射台、大巴一带的蒙地，粮食产量较为充足，在此采买，经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运至巴里坤。各种费用均摊计算，每百斤脚价七两五千有奇。
第二条，在宁夏采买，经定远营、察罕庙、巴尚图素庙，与第一条路线中的归化、包头来的运输队会和于巴里坤，每百斤脚价需银八两有奇。
计算下来，只靠这两条路线，军粮还有相当缺口，左宗棠在地图上比来比去，比出了第三条路线来：
在凉州采买。经甘州、肃州，出嘉峪关，过玉门、安西至哈密、古城。
可是，这条路线，全长七千余里，细细计算下来，每百斤竟然要脚价十五两有奇，较之前两条路线，足足要多花一倍的钱，左宗棠不由大费踌躇。
正在彷徨无计。关卓凡的建议来了：虽暂不能“因粮于当地”，却未必不能“因粮于敌”？
啊？因粮于敌？
“因粮于敌”，这是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其实就是大规模抢掠的意思。
不过。轩亲王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关卓凡的建议是：向俄国商人买粮。
俄国人是阿古柏最重要的支持者，算是俺们的半个敌人，此所谓“因粮于敌”也。
这个建议，乍听上去，似乎匪夷所思，可认真想一想。真是有何不可？
这个时代，根本没有什么经济制裁、贸易禁运之类的概念，再者说了，俄国人只是在背后支持阿古柏，台面上，中、俄两国的邦交，是完全正常的，别说买粮了，就是买军火，俄国人也是举双手欢迎的。
费用呢？
俄国商人的报价是，若一次性采购一千万斤，运至新疆昌吉，则每大包——三百三十斤，作价白银六两。
我靠，我靠，这个价格，几乎还不到咱们自个儿的四分之一啊！
关卓凡和左宗棠都不禁咂舌：这俄罗斯，真真是一个大粮仓啊！
关卓凡更由此生出感慨：这个世界，资源分配，实在是太不均匀了，俺们中国，人这么多，可耕地却这么少，打个仗，几斤军粮，绞尽脑汁，七拼八凑，还不够数，看来，即便不为收复失土，就为了“保证粮食安全”，也得“北窥”一番才行啊。
这是后话，暂时按下不表。
“因粮于敌”，就这么确定了下来，当然，第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照行不误，你不能把自己的吃饭问题，全部拜托给“敌人”。
结果，在日后新疆平乱的过程中，就产生了这样一幅奇景：俄国人一面偷偷的接济阿古柏军火，一面大肆向中国卖粮。
采买的来源、运输的路线，虽然定了下来，但不等于万事大吉了，为保证军粮运输的高效率，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要解决。
关于运力，左宗棠原本的计划，是“半官半民”，但关卓凡一力主张，“以民为主，以官为辅”，甚至，“尽可全数仰赖民力”，官府只负责管理和安防。
这个“民力”，不是抓差，不是劳役，刚好相反，关卓凡强调，一定要“公平交易”，“现银交易”；官府制定的脚价，一定要有足够的吸引力——不但要“破除定制”，甚至可以高于市场的平均水平。
譬如，原先的定制，甘肃等地转运军粮，每百里每百斤给脚价银二钱，关卓凡以为，这个价格太低了，不利于激发“民力”的积极性，乃拍板做出如下修订：“关内转解粮饷、军装、军火，****脚价，无论雇佣车驼骡马，酌定百斤百里给银四钱；关外****，百斤百里，给银五钱。”
就是说，整整翻了一番有多。
另外，关卓凡和左宗棠达成如下共识：“欲筹军食，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甚至，“大约官与民交涉之件，总须官肯吃亏，但不可太亏耳。”
总而言之一句话，要对老百姓好。
关卓凡之所以主张“以民为主，以官为辅”，甚至，“尽可全数仰赖民力”，是因为，彼时政府对于西北的管理和控制的力度，远远不能和二十一世纪相提并论，自然也就欠奉足够的组织和动员的能力，如果“官办”运输，一定是低效率的，一定会扯西征大军的后腿。
另外，若“官办”运输，必然会有官吏在其中借机生利，压榨百姓，西北刚刚平定下来，这么瞎折腾，不排除再生变乱，后院起火。
所以，关卓凡宁肯将之尽数扔给“市场”，只要价钱给足了，还怕没有人愿意干活？还怕干不好活？
还有，这笔钱，通过劳务支出的形式，到了老百姓的手里，对大乱之后的甘肃、新疆的社会经济的恢复，也大有助益。
另外，如果是“官办”，“定制”就没那么容易“破除”了，不然，主事者难免中饱之讥。“仰赖民力”就不同了，价钱不够，人家不爱干，不理直气壮的提价怎么成？且明码标价，这些钱，没人可以说落到了俺自己的腰包里去。
总之，关卓凡的思路，就是加大资金投入的密集度，以换取更高的作战和后勤的效率，以期更快的结束战争，减少战争的总体成本，并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关于转运，左宗棠提出，“易长运为短运”，即，军粮不是由采买地一气运到巴里坤、古城等前线目的地，而是在中途的肃州、玉门、安西、马莲井、哈密等地，分别设立仓廒，用接力的方式，一站一站，“数起数卸”，最终运抵目的地。
这个方案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军粮运输的安全，不过，因为起卸次数多了，脚价钱自然增多，另外，仓廒附近，要设立相应的配套设施，如开厂店、打井、积草储薪，以备人员、驮马打尖歇息，并更换运输工具，这些，也是要花不少钱的。
本来，因为额外增加了预算，左宗棠并没有足够的把握，这个方案可以在“上头”那儿顺利通过，但关卓凡没有任何犹豫，立即予以批准。除了运输安全之外，即便单纯从成本上考量，也未必就不划算——脚价费用确实增加了，但是军粮在运输过程中的耗损，却大大减少了，一出一入，总的算下来，说不定还赚了呢。
这一系列措施实施下来，左宗棠在给关卓凡的函电中，欣喜的说道：“驮户闻风踵至，奋勇争先，风沙不阻，寒酷不避，运道畅通，络绎不绝，军食无忧矣！”
入疆之前，关卓凡和左宗棠还做了一件事：裁军。
北疆的古城、巴里坤、哈密，以及甘肃靠近新疆的高台等地，本就驻有官军，数量还不少，但是，这些军队，因为长期无功，士气低迷，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关卓凡的意见是，季翁并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一一整训，其中实在不中用的，索性就大刀阔斧的裁掉算了——这样，还可以节省出一大笔的粮饷。
这些地方的驻军减少了，怕不怕影响入疆后作战的兵力？
不怕。
关卓凡和左宗棠本就有共识，用兵西北尤其是新疆，兵力上，贵精不贵多，兵力适度，在新疆的特殊地理环境下，才会“指挥如意”，还有，后勤的压力也要小一些。
入疆的副总指挥刘锦棠，年少气盛，更是声称：“胜兵万人，足以横行。”
于是，左宗棠对新疆、甘肃的原驻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裁减，足足裁掉了一半有多，剩下来的，整编之后，已是相对精锐，不过，即便如此，左宗棠也不打算把他们发上前线，他们的性质是“防军”，即专注防守——防守据点，保护粮道。
好了，万事皆备。
*
（四千六百字大章奉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