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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七章战时体制（二）
东是真的认为大宋应该建立某种、相对于这个时代的战时体制，因为他知道蒙古帝国从草原上崛起，乃至于横扫欧亚大陆的原因。
自古以来，作为部落首领的“汗”，过去草原上是很多的。他们中的最强者，无论是过去匈奴的单于、还是突厥的可汗，均没有真正做到一统草原大漠。只有一人做到了，这就是铁木真。
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之所以能强横一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他打破了草原上传统的部族管理模式、建立了一种可以说是“兵牧合一”的举**事体制。
在他统治下的草原牧民，最重要的管理者不再是过去大大小小的“汗”，而是帝国大汗分封或指派的“千户那颜”。“那颜”之下，还有“百户”、“十户”；而再往上，则为帝国“万户”高级将领及贵戚。
“千户”这个名称，后世的明代仍然采用，足见其留下来的影响。
“那颜”除了所辖牧民，还有帝国大汗指定的草地、牧场。他们通常管管一般事务，战时则领兵出征。这就是蒙古帝国独特的“那颜”管理制度。
与此相应的是，草原牧民中的成年男子，平日放牧，一旦大汗有令，则立即随“千户那颜”出征为兵。
如此体制下的社会，说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军事社会，这是不过分的。
由此，蒙古帝国拥有了相对当时世界各地、一种更高效、更快速的战争动员能力。
后人评价成吉思汗是军事天才，客观地讲，并没有夸张。
东说道：“老师，文相，我大宋的对手，是历代以来前所未有之大敌，要想彻底击败它，并不容易。”
陆秀夫和文天祥微微一怔。这可是这个似乎对任何事都满不在乎的帝国陛下、第一次对对手表示了极大的慎重。
“历代以来，无论是狄戎，还是匈奴，甚至是突厥，它们都没能在统一草原大漠，而北朝则完全不同。从杜浒将军提供的军情可以看出，过去的塞外之地，他们现在已全然掌控。”
东一边想着史书上的记述，一边与陆秀夫、文天祥接着说道：“老师、文相，《汉书》中曾有载：匈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这就是他们口不过百万，但可聚十万以上之军的原因。”
《汉书匈奴传》第一段当中的这句话，它一告诉我们，自古以来草原部族的一个特点，就是只要能拉开弓的，全部为兵；二揭示了蒙古帝国举**事体制的根源和由来。
游牧民族过去的此种特性，主要是由于人丁的稀少，它迫使各部落在争斗中必须要投入它所有能上阵的人力。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人类族群的某些早期特征。
草原上过去也是争斗不断，铁木真他自己就是在这种争斗的环境中长大。
如果从战争的角度来解释，就是所有草原帝国在战争中采用的，其实都是一种举国动员体制。这无论是他们在草原上争霸时，还是在向外扩张中，均如此。
“在这点上，我大宋实在是不如远甚。”帝国陛下叹曰。
东其实就认为，如果抛开其它因素，这种因习俗而形成的体制差异，是人口、经济、生产能力、技术均远超周边的煌煌大宋，甚至是每一个中原王朝，在与游牧民族的博弈当中，多半处于被动状态的原因之一。
宋瑞听了陛下的话，还在沉思。陆秀夫则瞪直了眼，骇然地看着他的“好学生”。
东赶紧摆了摆手：“老师您不要误解，朕不是要天下人都去打仗。”
俺的好老师哎，您的学生还没疯狂到要让天下之人全当兵。只要这个帝国处于大一统的状态，就凭它相对世界其它地方庞大的人口基数，就根本不可能出现让所有人全上阵的情况。
“朕之所言，只是要佐证一点，当别人在倾国而战时，我大宋远没有将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双方的对决当中去。”
陆秀夫喃喃地语道：“陛下此言，臣以为值得商榷。过去朝廷在养兵上的花费，始终巨大。”
东翻了他一眼：“老师，光将钱花出去了，这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朝廷要将所有的心思、精力全用到战事上。”
见陆夫子还没有转过弯来，东接着说道：“远的讲，靖康之难中，金人围城前后有两次。如果朝廷当时在金人第一次退走之后，能积极准备，靖康大难还会不会发生？而不久之前的北兵南下，朝廷如果又能早有准备，我等还会沦落到海上吗？”
关于靖康之难中的第一次围城，宋人自己都说：“金人既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务，……”至于南宋的末期，只能形容为手足无措。
说当时的朝廷众人在思想上根本没有处于战争状态的认识，冤枉他们了？
宋人林升在诗中又是如何写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当别人已经全力以赴之时，你仍然还在醉生梦死，国又岂能不亡？
宋瑞看了陆君实一眼，淡淡地说道：“陛下，昔日汉武，曾举全国之力与匈奴一战，然其导致天下百姓疲敝。”
东看了看他，同样淡淡地说道：“汉武帝固然使天下百姓疲敝，但其与五胡乱华，以及金人、元人对中原的入侵所带来的生灵涂炭，文相以为，孰轻孰重？”
兄弟我知道，文帅哥您这是在为咱好，是在规劝咱，怕咱在邪恶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因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评讲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在他老夫子的眼里，汉武帝和秦始皇这个暴君几乎相差无几。
汉武帝的确有过，别的不讲，他在当时严厉打击商人就很值得商榷，因为无论如何，这种做法导致了帝国商业的一种倒退。至于史书上的其它指责，咱也没必要否认。
但是，在反击匈奴这件事上，兄弟我却绝对认同汉武帝。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没有五胡乱华、甚至是五代十国在前，司马光这样写都可以理解。而有了比较之后，就完全不应该。
后世的一些人以汉武帝为例的什么“劳民伤财”、“穷兵黩武”的言论，早就应该休已，因为历史已经设立了反问，可他们却将历史的双项选择题改成了单选题。
如果一定要加一个选项，咱还是老话，让他们去劝说别人不要来弱肉强食如何？
陆秀夫和文天祥再度相互看了一眼。
帝国陛下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些的观点，对这两夫子来说，有时候真的很难回答或反驳。但他们很明白一点，这个狡诈的帝国陛下又早就开始玩手脚。因为在帝国新的土地赋税政策中，已经有了战争税。显然，它将是陛下嘴里所谓的战时体制中的政策之一。
事实上，他们的内心里很难说没有抵触，至少是不对味。因为陛下的“所言”，再加上以前他的“所行”，很有点将来要“穷兵黩武”的倾向。而“穷兵黩武”对帝国士大夫的影响，除了负面还是负面。
如果不是陛下有言在先，朝廷应设立两种体制，他们会不会再度联起手来给这小子“上课”，你真的不好说。可他们现在都真的很想知道，这个“战时体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陛下，臣愿闻战时体制之详。”这两夫子异口同声地说道。
东其实也明白，他所谓的战时体制论调，仅仅是一个提示，大宋要完全建立这种制度，还有很多事今后要做。因为在后世战时体制的背后，是政府对治下百姓更强的控制力、以及百姓对国家更高的认同。换句话，也就是有远超这个中古时代的国家凝聚力。
从某种程度上讲，成吉思汗做到了第一步，他远没有做到第二步，这就是他身后庞大的帝国很快瓦解的原因之一。
可他也认为，虽然完全建立这种体制的条件还不具备，在帝国应对战争的能力上进行一些改进，则现在就必须着手进行。而要做到这点，首先就必须改变一些过去的观念。
这是由于，观念不改变，再好的体制，它也会流于形式，起不到真正的作用。就像这个堂堂大宋朝，钱花出去了，而且还不少，可真的达到了它应当有的效果了吗？
况且他现在舀出来的，很多就是后世的战时体制，真的来解释，实在是太复杂了点，根本不是几句话就能解说。但他决定，先将大的原则定下来。
“老师，文相，所谓的战时体制，就是朝廷面临战事之时所要采取的种种举措，它应当事先就有规制，但只有当帝国处于战争的情况下才能实施。而什么情况表明帝国已经进入战争状态？朕认为，一是别人对我大宋已开战入侵，二就是宣战。”
别人都打进来了，你难道还要自欺欺人地说自己不处于战争状态？严格来说，整个大宋就始终处于战争状态。
而全面宣战，这个时代也不是没有。就像虽然忽必烈早已动手，但他在至元十一年正式下诏伐
宋之时，它就相当于后世的正式宣战书了。
“这些规制的目的就一个，集中帝国的全力投入到战争中去，击败帝国的敌人，早日结束战争。”
“至于具体的举措，朕认为应分为民政和军事两个方面。而这些，就有劳两位爱卿了。”
兄弟我之所以当初将文帅哥给“顶”到兵部，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要做的事，更需要远见卓识。整个朝廷能有这样眼光的，只有他一人。至于这对他个人，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哪就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