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诗，就是把诗先用脑子早出再用嘴说出，只差写纸上。他读的唐诗不少，除课本上的外，父母从小也逼着他背过不少。那么就试着吟吟诗吧，主题是学大寨，大寨是什么呢？是虎头山梯田，大干苦干，粮食高产。单丁一闭目静思，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像老虎脑袋那样的一个大山头，山头下面是一层层梯田，一群人拿锹拿镐正在挥汗如雨地撬大石头，脑袋边画几个泡泡，最大泡泡里长着沉甸甸的麦子穗，高粱穗表示丰收，梯田边还得有红旗，他于是吟出了诗：“虎头山上有梯田，红旗猎猎入云霄，大寨之人战天地，粮食填满山坳坳。”他念了两遍，觉得这诗写得别扭，又太直白了，得改，他寻思一会儿，便又吟道：“虎头山上战旗飘，大寨汗水湿云霄，敢于改天又换地，谷穗压断老虎腰。”念了两遍，觉得这诗写的不错，便兴冲冲到县文化馆。
诗人杨青松看过诗后说：“前三句一般般，第四句出新。”
“为甚？”单丁一问。
“出新在人们都说虎头山，谁也没说虎腰和虎尾，你说虎腰被压断了，说丰收了，粮食多了，可是，虎腰被压断，那老虎还活的了吗？”
“老虎死不死，跟学大寨有甚么关系？”
“那咋没关系，学大寨，就是树立虎头山精神，比喻大寨人像老虎那样能干，你把活老虎腰压断了，那成残疾了，学大寨不成了，学习残疾虎头山精神，诗好坏不说，闹不好还得换批斗呢。”杨青松前两年被斗怕了，所以说出这些吓人的话。
“那诗意怎么写呢，换个思路，说粮食多吗，说虎头山赛江南吧。格式也换一下，不要非拘于五七字一句。”诗人杨青松说。
单丁一便在文化馆院中吟起诗来：“数不尽，看不完层层绿色染梯田，钢钎撬动山和岳，旱涝灾害滚一边，猎猎红旗迎风舞，高粱谷穗沉甸甸，对着虎头山大声喊，快快排队下江南！”
他吟了几遍，觉得还行，便拿张纸写了下来，给杨青松看，杨青松看了看诗，又看了单丁一说：“不错，比压断老虎腰那首强。”
县文化馆来了个电话，让单丁一去县里取诗集。这么快就印出来了，淡定一急匆匆地赶到县文化馆，进了馆子，见诗人杨青松正在院子抻胳膊拽腿地锻炼。
“杨老师。”单丁一破天荒地管杨青松叫了声老师，因为他觉得，这人文化高，又是诗人，他又在文化馆工作，管他叫杨师傅有些不合适，所以改了称呼，称为杨老师了。
杨青松把他让进屋里，指着桌上垛着一尺高的两三垛书说：“这就是诗集，有你的诗，作为奖品，给你三本吧？”
“给我？”
“对，给你，现时也没稿费，给你三本书就作为稿费了。”
单丁一拿起书，这是一本只有小学生课本半本大的书，不太原，二百来页，封面写着《忻县学大寨诗选》翻开后，单丁一一眼便看到目录的第三行上有自己的名字，而自己写的那首诗的名字叫《下江南》。
他仔细地把这首诗看了几遍。基本是上次来文化馆写的诗句，加了个题目，改了一两个字，他的心不禁怦怦直跳。
他揣着三本诗集，走在县城路上，真想碰见熟人，向别人诉说他的诗上了诗集的话。
可是，县城里人来人往，就是没他认识的人，他从县城南大街，走到北大街，又从县城东大街，走到西大街，还是没碰到熟人。
回村吧，跟谁吹呀！他在心里宽慰自己，这时，他看到一间革新理发馆前，立着一块两米多长的黑板，上面写了几句毛主席语录，后面登着一首小诗。他朝小诗瞭了几眼，发现是《下江南》他心头一震，仔细观看，上面粉笔字写的果然是自己的那首《下江南》诗，一句没改。怎么刚出书自己的诗就上了街了，他推开门，走进理发馆。
理发馆空荡荡的，只有两个十七八岁的女理发员在给两个顾客剃头。单丁一不好意思打断人的工作问话，只得也剃一下头，问讯诗作的事。
待了会，以为顾客理完头走了，单丁一坐在椅子上理头。女理发员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那位姑娘刚给他围围裙，单丁一便问：“请问门外黑板是你们写的吗？”
“是啊。”那位姑娘说。
“那诗诗从哪抄的？”
“哪抄的，从那儿。”那姑娘指指剃头台上放推子的地方。单丁一看到，那小小的剃头台上，放着推子，剪子吹风机外，还放又一本小小的书，那本登有自己的诗熟悉的诗集，“书你们哪来的？”
“发的呗！”
“哪发的？”
“这街上哪家都给了。药店，百货店，理发店，肉店，山货店，是开门的都给扔进这本书。”那女理发员滔滔地说。
单丁一听了这话，心里有些冷，诗本身世挺高雅的，怎么肉店也发啊，别让肉店给包肉了！
还真说准了，单丁一走出理发店，果然见一个托着个拳头大的肉馅团儿，油乎乎的几张包纸上，好像还真有一张像登有自己下江南那首诗的几乎透亮的纸。
学大寨修梯田和深翻地突击队完成任务后，葛存天和孙茂又各自回到自己的队里干活去了。孙茂回了三小队，葛存天又回去种那几亩稻田了。
可是，二人当了几天突击队长，再回去当普通兵，心里便觉得空落落的，活的轻重不说，单说突击队长大小是个官，黄豆芝麻官，也有个官帽，也有个官印，也能吆五喝六的，也能指挥人。当普通兵，干的再好，也是听人指挥，官瘾，也像毒瘾一样，不沾则可，一旦沾上，不让他当官了，他心里便痒痒的难熬。
葛存天还好，在稻田里面对的只是李全旺和董秀芬两个知青。所以，说说风凉话，发发牢骚，也只有李全旺和董秀芬听到，这二人又少往大队部跑，也不善于和大队干部交流，葛存天刚回稻田发了几句牢骚的话，便也没甚人知道。
孙茂回到三小队，宛然换了一个人。他干活，那没的说，苦活累活脏活他都冲在前，队里知青和老乡对他干活也佩服，没有一个说他孬的，可是，他在队里已经不像普通社员了，无论小队里决定什么事，他都要提出建议，评说好坏，并以指导的口气给老实的三小队队长以指导，弄得队里人们都说，小队不大，有俩队长。更有甚者，一天早上，三小队社员吃过饭，都扛着锹到牲口棚准备出粪，孙茂都扛着把锄头来了，三小队小队长问：“你拿锄头咋出粪？”
孙茂答：“这多人出粪，用的了吗，这不是误工吗？留下一半人出粪，一半人跟我到地里去锄地！”
三小队长不高兴地问：“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孙茂答：“咱都得听毛主席的，毛主席说抓革命，促生产，你不能误工啊，难道你反对毛主席？”
大帽子一扣，把老实的三小队长吓哑了，吭哧半天，只得涨着红脸说：“去几个年轻的，跟孙茂一块去地里锄地去！”
渐渐地，大队部也知道孙茂在小队不太听小队长指挥。可是他理正，又说在大面上，对他说也不是，不说也不妥，正在为难时，县里又来了指示，让学大寨，挖大口井，就是在地里隔一段距离挖一口直径四五米深六七米的大口的井，夏天下雨时，蓄积雨水，旱时，再把井里的水吊上来，浇附近的地。
县里说是指示，实际就是命令，村里不管理解不理解，同意不同意，都要执行，大队革委会主任李目的支书李建文商量一下，决定先挖一两口试试，取得经验后，再推广。
挖井是个苦力活，李目和李建文商量后，认为还要成立个突击队，挑十来个村里的棒后生，再加九个男知青，队长是选民兵杨树林，还是知青孙茂。待把二人叫来，把意思一说，民兵连长杨树林说：“这挖大口井不简单，既累，又危险，大队如果挖井，最起码得准备二十双高筒胶鞋，几十米长粗的新钢丝绳，七八米长二十来公分粗的松树干，另外，还要有筐，辘辘，还要几个部队里的钢盔。”
他这一说，把队里二位领导说糊涂了，说：“要这老些东西，都作甚用？”
民兵连长杨树林说：“高筒胶鞋，是挖井时穿的，井挖深了，要有水，脚泡水里，水又凉，久了，要得病的，所以要胶鞋。”
“有两三双就行了，谁下去挖，谁穿不就行了？”书记李建文说。
“不行，”民兵连长赵树林说：“人身上的衣服，鞋，有两个是不能换着穿的，一个是小裤，就是裤衩，你穿的，我再穿，容易传染病，小病还行，如果你是梅毒，我穿你小裤，把我也传染了，生了孩子都是个豁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