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这话说得很直接，但是有点不符合多数人的看法，猛一听觉得他的说法有问题，但是仔细一想又觉得他这说法好像有一些道理。在一般的老百姓眼里官员们都是高高在上的一类人，这些人脑袋里都结结实实充满了智慧，不说个个都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一千年的先知，至少对治下黎民百姓的所需所求能了解得一清二楚，当然对上级也能做到善解人意。刘宗周说候选的官员拿不出证明自己的计划，相当于说很多官员上任前都没有什么计划。
要说官员们做事没有计划那也说得不对，三岁以下的小孩还有智力没有开化的牛、狗等牲畜可能做事没有计划，漫山遍野随着性子胡乱跑，跑到哪里跑累了就歇一歇，歇够了养够精神了再开始胡乱跑。官员们的智力水平是不容置疑的，一个做事没条理的傻子也当不了官，他们考虑的一般都是该去讨好谁，捞银子时捞到什么程度就收手免得脱不了手，哪些人需要去结交，哪些人又需要敬而远之保持距离不得罪等等。
刘宗周所说的拿不出计划是指这些官员拿不出一个能让老百姓脱贫致富的计划，同时也是能给大明的繁荣富强工程添砖加瓦的计划。按最新的要求一个官员应该遵循上下一致的原则做事，怎么做到上下一致连最高的出谋划策机构圣学院和博学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见解，怎么能强求一个官员做得到呢？何况这个官员还是一个还没有当选的准官员，正在热血沸腾之际还没来得及沉下心来想问题。
其实一个官员跟普通人的差别也不是很大，剥去那身官服摘掉那顶乌纱也就只剩下五官四肢一个脑袋外加一截身子，没见谁说当官的身上某样东西要比一般人大一圈或者多一件。为什么普通老百姓办不到的事就一定要让官员办到呢？而且这种要求还很苛刻，需要他们随时能信手捻来捻来后还好使，这就有些难为人了。在这种要求下很多官员为了保持官员的体面和尊严，说些假话大话空话糊弄人也不以为奇。
信王开始还为自己的绝妙想法感到欢欣鼓舞，听刘宗周这么一说也觉得有些泄气，他想了想说：“我知道官员们很多时候说的话都不值得相信，尤其是在向大家表决心的时候更是喜欢说大话。让他们订一个详细具体的计划来证明他们的大话，也是为了避免他们的大话大得太离谱。刘大人说他们多数人拿不出来具体计划，这话我也表示同意可以不那么苛刻要求，但这样一来又怎么证明他们能胜任呢？又怎么保证官员们参选时不会一个比一个调子高呢？”
刘宗周说：“这事情我也一直在考虑，前一阵钱谦益钱大人和周延儒周大人说了一个简化选举方式的提议，我在想能不能根据这种思路考虑一下简化官员的计划。信王开始说了一个官员在参选时容易说大话，必须要他们做一个具体的计划来证明自己，我同意信王的话也明白只有这样才能让官员们的大话不会大得让人发笑。钱大人和周大人提的建议是简化老百姓的选举过程，因为他们知道老百姓没那个能力去进行复杂分析，官员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钱谦益和周延儒的意思是老百姓头脑简单智力不高，要他们通过官员以往的经历来分析他具有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一定的归纳判断能力。这还不算还需要百姓们根据这个官员的能力，去推测他的能力是不是适合在本地开展工作，能不能运用其能力为老百姓谋福利，这就需要老百姓具有演绎推理的能力。假如老百姓不具备这些归纳、判断、演绎、推测的能力，选举也就是走过场的形式主义。
钱、周二人认为现在大明的老百姓肯定不具备那样的能力，因为有那样能力的人早就被人挖走了，不可能还呆在原地种田为生。诸葛亮当年也在隆中躬耕过，但那只是一种获取名气的表演秀，如果刘备没有三顾茅庐去请他，他这样的人也绝对不会在南阳耕一辈子的田。
既然不具备那样的能力但是又需要根据其能力去做事，那就只有降低难度让大家的能力能够胜任。具体做法就是把那些什么归纳、判断、演绎、推测的过程全部省略，直接让参选官员们说一说你准备怎么办，然后让老百姓根据这些人的话来选择。
所谓归纳、判断等是因为没有东西必须要自己去找东西，而选择是有东西只让大家比较哪样更好更合适，做选择题肯定比做分析题要简单得多。就像一个人肚子饿了要吃饭，什么都没有的话要填饱肚子还得花很多周折，但是只让他在一堆食物里选自己最喜欢的食物那就相对简单一些，愿意吃干的就吃干的愿意喝稀的就喝稀的，还有什么酸甜苦辣麻的味道随其心意。
刘宗周的意思是对普通老百姓可以这样，那么对参选的官员也可以这样，老百姓在选举是可以要求参选官员说点东西出来供大家选择，官员们同样可以要求自己只做选择题而不做分析题。当然刘宗周这么说并不是占在官员这一头替他们说话，而是为了只选择不分析这一过程可以保证参选官员说出来的话是正确的。
自从天启设立了圣学院和博学院后，博学院所出的贡献比圣学院要大得多，什么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新型高产农作物的出现和推广、新型农庄的试验和推行，都让大家看到了博学院的价值。相比之下圣学院就差了那么一点，除了可以安置一些年龄到了还有满腹报国之志的老臣外，几乎看不出来圣学院的作用来。你要说你为大明的发展出了多少主意，问题是谁会在乎你的主意？很多人都说大明最缺的是实干的人，而最不缺的是站着说白话的出主意者。
因此刘宗周建议借用简化百姓选举过程的思路，来简化官员参选时制订计划的过程，这其中也有他的一点私心，刘宗周的意思是专业的事应该由专业的人来做。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来说如何施政是每个官员的事，而制定什么样的规划这种出谋划策的事应该由圣学院这种专业机构来办。自从天启不遗余力大力推行四级辅政机构以来，中央、省、州、县等四级都建立了辅政机构，刘宗周认为让辅政机构出计划才是正确的做法，官员们在其中选择一样施行就是。
这里的几个都是聪明人，一听刘宗周的话就明白了他的意思，高攀龙问道：“皇上说了京里的监政院还有各级的辅政机构都只能从旁协助，就是说当主持政务的人需要帮助时，我们可以发动人出主意去协助。刘大人说参选官员的计划都要我们出，会不会让这个辅助性质的机构站在前面了？”
刘宗周摇头说：“不会，皇上前一阵说过要把政务院的预政处划到监政院来，这样一来就可以添加一些实际点的东西让大家商讨，无论如何监政院从旁协助的性质不会改变，唯一有变化的就是增加了一些实际内容。我们这里怎么说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务院或者都察院需要什么，就像军务院里的参谋一样，平时这里进攻那里设埋伏无论说得再热闹也是假的，只有前线需要了你的计划才有价值。”
高攀龙问：“京里是这样，但地方上的监政官会不会因此通过辅政机构去干涉施政官施行政务呢？”
刘宗周想了想说：“无论是从上监政还是从旁辅政，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施政者不做错事不走错路，其目的都是一样的，让辅政机构多一个预先立计划的职能，为的是更方便地辅助政务，而不是要跟施政官争权夺利。我相信这些官员都能够明白这一点，因为那些监政官都知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他们才可以主持一切事务，其他时候都不允许对施政官有什么阻挡和牵制。”
杨涟这时候说：“刘大人这话说得好，这次我和钱大人一起去观察民选官试点地的时候，曾经问过当地的知县和县监，他们都说不争权是和睦相处的唯一办法，只要施政者和监政者都明白这一点那就不会有问题。”
见杨涟这么说信王问钱谦益：“钱先生既然听过下面之人的话，那么你认为施政者和监政者之间到底有没有争权的可能？”
钱谦益想了想说：“按皇上的要求施政官在平时处理一切政务只需要做到按部就班就行，监政官在特殊情况下主持一切事务，平时也负责处理一些特殊事务。从两者关系来讲他们都是处理一地事务的官员本身就存在着竞争，假如两人没有竞争关系也不是什么好事，只要两人能够摆正位置也能做到既有牵制也有合作。”
钱谦益这话说得四平八稳，大家听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信王点了点头问刘宗周：“辅政机构的计划如果太紧，会不会让很多官员因为做不到而随时在换人？如果制定得太松会不会让人不好选择？这松紧之间的度该根据什么来把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