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之后，乔治前往国务院，向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进行工作汇报，之后乔治又参加了在国务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顶点 ２３Ｓ．更新最快在会上乔治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此次中国之行，他说道：“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同全世界展开愉快合作的努力，这一努力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领导人每天都在解决冲突的方案协议方面取得进展，虽然国共双方的冲突背景十分复杂，其过程也相当惨烈，而且已经持续了18年之久。但是他们在结束敌意方面正在取得成功，并且已经决定进行整编军队的事宜，进而重建一支国家军队。他们已经同意获得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即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所实现的民主政治……”
说到这里，乔治突然停顿了一下，他紧张地皱了皱眉头，非常慎重地继续说道：“如果我们想要拥有和平，如果这个世界需要和平，那么就有充分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在中国目前的努力必须取得成功，而这在很大程度之上又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行动。但是如果中国方面对此置之不理，或者说，如果有人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实现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那么我们的所有努力都将面临失败。我非常了解美国人民对于中国的主要兴趣，但是我不敢肯定他们是否了解中国，或者说是否了解他们的政治领袖，是否了解中国致力于团结统一和经济稳定的成功，对于美国所具有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性。接下来中国局势的发展走向，不仅是对于中国人民，包括对于世界未来的和平都极为重要。”
在接下来的十几天时间里面，乔治就开始了各种交际应酬活动，和华盛顿的官员将领们虚与委蛇，当然这其中并不包括尼米兹将军等少数几个乔治看得上眼之人。
4月3日，乔治又出席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向委员会主席康纳利?内格罗蓬特提交了一份有关他在华使命的机密报告。在这份报告之中，乔治极力强调了中国目前局势的严重性。他指出许多现有的困难有许多都是之前国民政府所能够避免的，但是由于国共双方之间缺乏足够信任，而且相互猜疑。双方彼此之间都认为对方的建议后面藏着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以至于中国的和平形势急转直下，内战的炮火一触即发。蒋介石阻碍了把可以控制局势的调停小组派往东北地区的努力，并且利用我们的帮助调集大批政府军队进入东北准备消灭军队。而方面则声称1月10日的停战命令适用于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中国各地。
除此之外，乔治在报告之中还继续指出，国民政府若干地方当局在许多地方给了指责国民党缺乏诚意的机会，例如：1、在汉口以北的形势，那里的军队被集中的国民政府大军所包围；2、重庆的国民政府统帅部违反停战协议。命令国民政府军队进兵被所占据的热河省赤峰地区；3、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拒绝承认所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并且拒绝承认军调部的命令和国民政府所发出的关于军调部调查广东地区实际情况的命令；4、国民政府陆军总部没有按照停战命令之中的明确规定，提交关于长江以南军队调动的每日报告；5、国民党在北平强行搜查人员住所并且封闭报社；6、国民政府派出飞机在延安上空进行侦察；7、战地小组人员在沈阳机场被无故扣留。…,
乔治认为以上所列这些行动都是对国民党毫无裨益的愚蠢行为，这些行为不但成为了指责国民政府的借口，而且更加严重的是，它们激发了对于国民党的怀疑和不信任。乔治在报告最后得出结论：如今正在利用当前的形势日益发展壮大起来，因而使国民政府当局处于很危险的军事地位，即战线过长、兵力日益分散的危险境地。美国政府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华政策。适时扶植新的利益代理人或者尽快和搞好关系。
第二天上午，乔治又来到位于华盛顿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总部，会见善后救济总署总干事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先生，向他介绍中国人民如今所面临的困难，请求善后救济总署加大对中国的援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创立于1943年，发起人为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其名称之中的“联合国”并非是指后来于旧金山成立的我们今天所说的联合国，而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因为1942年同盟国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所以这个善后救济总署才有联合国之称。本质为福利机构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其成立目的在于战后统筹重建在二战之中受害严重并且无力复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其中。在二战之中受害最严重的中国成为最主要的受援助国家，而主要的施助国则为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其中美国提供了27亿美元的资金和物资，英国提供了6.2亿美元的资金和援助物资，加拿大提则供了1.54亿美元。
1943年11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在华盛顿宣告成立，共计有包括美国、中国、苏联、英国在内的48个国家参加。中华民国当时进入了联总的决策行列，成为联总中央委员会的四大国代表之一，并且兼任联总远东地区委员会常任主席。联总的活动遍及欧、亚两大洲的39个国家，其中在上海，联总设立了中国分署。1945年1月，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善后救济总署，负责接受和分配联总提供的救济物资，直接隶属于行政院，故而又被称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第一任行总署长是中国近代着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博士。行总的总部最初设在重庆，后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后，总部也随之迁往南京，除此之外，行总还在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设立了15个分署。在1945年8月小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联总、行总随即正式启动了善后救济工作，这种工作一直持续到1947年11月。联合国方面决定终止对中国的援助为止。
联总援助中国的宗旨是帮助中国政府救济难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和平家园。其工作主要分为善后和救济两大部分。善后工作主要包括水利、交通、工矿、农林牧渔、教育卫生、国民住宅等基础设施的恢复和重建，而救济工作则主要针对难民、流浪儿童和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联总提供的无偿援助，既包括粮食、棉花、羊毛、药品等战后中国稀缺的生活必需品，也包括机器设备和交通运输器材在内的各种工业生产物资。至今在北京的中国铁路博物馆之中仍然还展览有当年联总援助中国的蒸汽机车。在联总对中国进行善后救济的2年期间，得到紧急救助的中国难民超过百万人，另外还有数百万人得以通过以工代赈得到救济，数千万人间接受惠。虽然这样的数字对于当时中国4.5亿的总人口而言，不过只是杯水车薪而已。但是这份恩情我们却不应该忘记。与此同时，借助于外来援助资金，国民政府实施了许多善后工程，其中包括黄河决堤口修复、江淮大堤加固、修复钱塘江大堤、修复永定河官厅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修复京沪、粤汉等铁路和公路的交通工程，以及对通讯、发电、供水、医疗等公共设施的修复工程，这些善后工程的实施对于沦陷区战后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发挥了巨大作用。联总的救济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急需的物资，解决了灾民的燃眉之急。而且其所奉行的人道主义宗旨。也在精神上面给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民众带来了新生的希望，因而在当时受到了举国一致的期待和欢迎。…,
与此同时，基于联总所制定的不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的不同而有所歧视，不得干涉中国内政的善后救济原则，在所领导的解放区之内也相应地成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署（简称解总），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担任署长。1945年12月。周恩i与行总署长蒋廷黻经过多次磋商，达成了六项谅解。即“救济以确定战事损失之地方与人民为对象；救济不得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的不同而有所歧视；救济物资之发放不经军政机关而由人民团体协助进行；如行总人员及运载物资车船进入解放区被扣留时，则行总人员立即自该区域撤退；行总人员不得过问解放区地方行政事务；可派代表在解放区协助行总人员进行救济工作。”
即便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屡败屡战的蒋介石虽然心里百般不愿意，但是仍然还是有10万余吨联总援助物资被运入解放区，光是山东解放区在日照新开辟的石臼所港口，当时就有8艘登陆舰运来5000余吨救济物资，其中包括粮食、药品、棉花、被服、车辆、汽油等战略性物资。虽然联总规定所有救济物资都不能用于军事用途，但是联总、行总对于进入控制的解放区之后的救济物资根本没办法进行有效的监控，这导致大部分的救济物资实际上都成为了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勤补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也算是做出了几分贡献。
联总于1945年8月召开的第五届全体大会所达成的第80号决议预示了联总工作的结束，当时规定的结束日期是1946年底，而在远东地区则推迟三个月。1947年10月，根据第二届联合国大会决议，联总宣告解散，而中国地区的行总也随之改制为行政院善后事业委员会。不过行政院善后事业委员会所从事的工作从救济事务，转为专门负责1937年战时黄河河堤人工爆破之后的善后工作，该委员会成立之后的首任主任委员为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委员会之内不但有诸如交通部部长俞大维、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等多位政要委员，而且还在各省设置了委员会分支机构。不过当时由于国共内战等因素，行政院善后事业委员会并没有能够发挥其功能。1949年6月22日，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之中丧失大部分领土之后，将有名无实的行政院善后事业委员会予以裁撤。而在解放区之内，1949年3月，解总指定中国福利基金会为解总代表，继续接受对国际和平医院、医科院校、华北儿童等项目的援助。(。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