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是的，很长的信，信封上还有外国邮票。我想它们是从某个奇怪的地方寄来的。不过肯定不是俄罗斯，因为我问过他，他说不是。我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说他从来没有去过外国，除了很小的时候在俄罗斯之外。当然了，还有美国。”
“你有没有向任何别的人提起过这些信？”
“没有。你要知道，林克一直说如果我向外人提及的话，就会害了他。他说如果有任何东西泄露出去，有人会杀了他。我对他说：‘我不知道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你和我说一说到底有什么坏处？’但现在他已经死了，那些人不可能再害他了，是不是？而且，如果要我说的话，我根本不相信这些。我是说，看起来不像，是不是？我对他说：‘如果你希望我永远不提这个故事，那你的要求就太过分了。’但他就是不肯告诉我。当然，这件事给我们之间制造了一点隔阂。我是说，当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是男女朋友的时候，比如我跟林克，她理所应当得到一些他的信任和关照。”
“当然了，”知秋温和地说，“他没有对你完全坦白，这的确是他的错。我在想，从你的立场来看，想知道那些信是谁写的，这完全公正合理。”
郭佳颖轻轻地摆弄着水杯。
“事实上，”她承认说，“有一次我的确偷偷窥视了一眼。我觉得我有权利这么做。但那些信完全看不懂，一个字都看不懂。”
“信都是用外国话写的吗？”
“这个，我不知道。都是大写字母，有些单词里一个元音字母都没有。根本不可能把它们读出来。”
“听起来似乎是密码。”朱志伟说。
“是的，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当时觉得那真是太好笑了。”
“但有件事可以肯定，”知秋说，“一个普通的勒索犯是不会用密码来写信的。”
“噢，但他们为什么不呢？我是说，他们也许是一个帮派，你要知道，就像某些故事一样——某人是一个百万富翁，他有一个秘密的住所，那里有很多钢铁拦起来的屋子，还有豪华的会议间和色情奴隶——”
“色情奴隶？”
“你知道，那些不是很有尊严的女人们。而且他在每个国家都有公司，由他们来写那些威胁信件。他用密码给那些受害人写信，用墨水给信件签上花体落款。最终这个秘密能被发现还是因为一个年轻侦探的女朋友，为此她忍辱负重假扮成色情奴隶。最后这个侦探和警察及时赶到了，把她从某人恶心的怀抱里解救了出来。那真是一个惊险的故事。林克读过很多那一类的故事——我猜测他是不是想从故事里找出对付帮派勒索信的主意。他也喜欢电影。当然了，在那些电影里面，英雄永远都是高高在上的，但可怜的林克哪点都不像是个英雄。我有天对他说：‘这都很好，但我绝不相信你敢一个人在口袋里揣着枪，冒险闯进一个挤满黑帮打手的工厂，先被人像沙袋一样打，然后猛然把身上的绷带撕掉，抓住一个台灯来攻击黑帮老大。你会怕疼的。’他的确是这样的人。”
郭佳颖的男友窃笑了几声，表示赞同。
“佳颖，你说得太对了。可怜的林克曾是我的朋友，但我得说，勇气这种东西是他绝对没有的。我对他说，如果他不松手，让郭佳颖自己选择自己的心上人，我会给他的下巴来一拳。我跟你说，他当时害怕得僵住了。”
“是的，”郭佳颖说，“如果一个男人都不能捍卫自己的尊严，那女孩也不可能尊重他。”
“太精彩了，”朱志伟说，“而且这个家伙这么内向，这么温顺，居然用一把又大又丑的剃须刀把自己的喉咙割了，这还都是因为你把他甩了。这真是难以置信。”
“我猜，你相信他的那些阴谋理论。”郭佳颖觉得很生气。
“我？我什么都不相信。我是不可知论者。但我要说你对林克的描述并不是很理性的。”
“朱志伟总爱说理性这个词，”郭佳颖说，“但我要说的是，人根本就不理性。看看人类所做的这些可笑的事，特别是男人。我一直觉得男人是彻头彻尾矛盾的。”
“你说得没错，”她男友说，“你说得再正确不过了。他们必须得这样，不然他们就得不到像你这样古灵精怪的女孩了。”
“好了，但那些信件，”知秋说，绝望地想把交谈带回原来的主题，“一般多久来一封？”
“大概每个星期来一次，有时候更频繁一些。他把它们锁在一个小盒子里。他当时也会回信，有时候当我过去看他，却发现他把自己的门锁起来了，房东说他在写信，不想被人打搅。很自然，一个女孩不希望她的男朋友这样。我的意思是，你会希望他在你的身上多放些注意力，而不是当你去看他的时候，他还把自己锁起来写什么信。我是说，这种事女孩们是不可以谅解的。”
朱志伟笑了，嘴里奇怪地嘟囔着什么。
知秋回了一个微笑给他，然后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她问郭佳颖：“最后一封信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不知道。在我和他分手之后，我跟他就不再是朋友了。但我想房东可以告诉你。房东没有不知道的事情。”
“你和林克关系还好的时候，你们住在一起吗？”知秋红着脸问。
“当然不了，问一个女孩这种问题实在太唐突了吧。”
“我是说，在同一所房子里。”
“不。我们以前经常见面，但当然，在我和他分手以后，我就跟林克说，如果我们再也不见面的话会好一些。你要知道，林克是那么喜欢我，我现在的男友会乱想的——是不是啊？”
“我发誓我肯定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