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社会，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制造不出太多的剩余产品，所以不太会发生经济危机。但问题是，到了19世纪初，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和西欧率先完成，而且立刻和资本主义结合，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一下子突飞猛进。从此工人就可以制造出远超过自己基本需求的财富，资本家们则发现自己开始需要不停地操心生产过剩——虽然这很蛋疼。”
杨教授摊了摊手，“……从本质上来，经济危机就是一种因为‘生产过剩’而造成的‘富贵病’——不是人类真的高风亮节到了不想吃得更好，穿得更漂亮，住得更舒适。而是在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之下，无法提供足够的购买力，必须想办法从外界来找到其它的购买力来作为补偿……否则就会出现传中的资本主义悲惨世界——因为产煤太多，卖不出去，煤矿工人被迫失业，然后因为买不起煤取暖而冻死……
这听起来让人感觉很荒诞，但是没有办法，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个整天发愁生产力过多的坑爹制度。
早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这一问题就已经发展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每一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工厂就会纷纷减产关门，机器设备的价格跌到和废铁差不多，而失业工人们则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造反的造反……结果就出现了明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却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怪现状。按照传统的宗教和道德观念。这分明就是‘末世之兆’，明整个世界都出了问题，需要来一次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才行！
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就是这么闹起来的。当时爆发经济危机的年份已经比正常的年份都要多，而活不下去的无产阶级则是在全欧洲揭竿而起，甚至一度占领了大部分的工业城市，几乎颠覆了整个社会秩序——很显然，从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内部，已经是无法解决经济危机这一破坏性的大问题了。
于是，当时的马克思就觉得。既然资本主义容不下新兴的工业生产力，就该让位给新制度。现在工业化已经摆在面前了，能限制发展的只有购买力。那应该让工人组织公有制企业，多余的商品直接分掉，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总之，马克思当时觉得资本主义已经快要到头了。让无产阶级接班只是个时间问题。”
“……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苏联还要再过七十年才会诞生，而资本主义更是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也没有崩灭……”王秋皱着眉头，“……难道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体制改革，推行了福利制度？”
“……确实，虽然资本家自己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但政府还是能够拿出对策的——政府可以在利润中收一部分税，然后转化为购买力，政府可以向富人收税转移支付给穷人。减缓经济危机的出现。政府可以立法限制最低工资，允许工会集体谈判。好减少剥削率，也就减少了一购买力缺口。最不济，在国民经济大雪崩的时候，政府也可以站出来狂印钞票，把灭之灾变成水淹脖子的问题……”
杨教授如此答道，但却又突然话锋一转，“……不过，这些宏观调控的措施，大部分都要到二十世纪才会被广泛应用，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所以得到缓和，主要应该归功于三个外部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技术进步。马克思在当时并没有想到，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人类又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从蒸汽时代进入到电气时代，各项新技术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电报、电灯、电话、电动机、内燃机、汽车、石油化工、合成染料……很显然，生产技术的突飞猛进，逼迫着资本家们进行工业设备的更新换代，否则就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之中被淘汰——而这种对设备的投资，也是一种巨大的额外购买力，可以在若干年内弥补供给与消费之间的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的发生
第二个因素，则是新市场的开辟。具体来，就是中国、印度、土耳其等等‘东方世界’被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成为了欧洲商品的倾销市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结果老祖宗上千年用丝绸、茶叶和瓷器赚来的白银，开始哗哗地倒流回西方，最后导致民国年间的乡村全面破产！
第三个因素，则最直接、最荒诞，最奇妙，也跟我们如今搜集古董的情况最相似——那就是金矿！”
到这里，杨教授就变得一下子眉飞色舞起来，“……1848年，北美的圣弗朗西斯科发现露天金矿，1851年，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也发现了露天金矿。这两个地方当时都是山高皇帝远的无政府状态，而且金矿埋得不算太深，不用太大投资就能直接挖到矿石，甚至不用打洞都能在河床里面淘金。于是，全世界的穷汉子们闻讯蜂拥而入，希望能一夜翻身。前者因此被中国人称为‘旧金山’，后者则是‘新金山’。
需要注意的是，跟旧大陆不同，美洲牛仔们人人骑马打枪，澳洲历来就是囚犯流放之地，居民凶悍无比，这样的地方，不管是先占矿脉的地主还是后来的财团资本家，短时间内都没法把这些金矿变成少数人的财源，只能眼睁睁看着近百万好汉满地发财。当时许多海船到了美洲和澳洲，刚到夜里就有一大半苦哈哈的穷水手逃下船去淘金，船长一觉醒来，发现人跑了个精光，连船都开不走。于是只好自己也去淘金了。
这种淘金潮对世界人民有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黄金不能吃不能穿，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粮食没多生产一粒，棉纱没多纺出一根，倒是少了成千上万的精壮人口去搞生产，简直是有害无益。
但另一方面，这场淘金潮对资本主义的世界有什么好处？救命之恩！资本主义缺的就是需求，需求就是货币。在金本位时代，黄金就是购买力！当然。根据前面的消费递减原理，这些黄金如果是集中在几个大矿主手里，那只是给富人的豪宅里增加了金砖收藏。也增加不了多少购买力。但偏偏澳洲和美洲的金矿都在蛮荒之地，分散到了无数淘金者的身上，他们拿着黄金买吃买穿，就是响当当的购买力。这就好比是上帝雇佣了这些人口。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注入硬通货。于是就购销两旺，经济危机一下子就缓解了。
你看，黄金这东西分明不能吃不能穿，开采它们反而要消耗劳动力，居然能缓解经济危机，促进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繁荣。这明经济危机根本不是什么物质上的问题，而是人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黄金救世界，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荒谬性。马克思就是看到这种荒谬性。才提出要搞公有制和共产.主义，建设一个更合理的新社会……但非常遗憾的是。一直到咱们那会儿，这个新社会似乎还是没有建成……”
“……听上去确实是很奇妙也很荒诞……但这跟我们收集古董有什么关系？”王秋眨巴着眼睛问道。
“……有什么关系？关系大着呢！”杨教授答道，“……你不觉得我们如今穿越时空倒腾回去的古董珍玩和明清家具，跟淘金热时代挖出来的黄金很相似吗？同样是不能吃不能穿，同样是价值高昂、广受追捧。搜集它们的同样并非几个寡头富豪，而是成百上千的穷汉子——呃，虽然绝大多数的穿越者都还没潦倒到混低保吃救济的程度，但也基本没有哪个家伙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大富豪……”
讲到这一的时候，杨教授的语气不知为何突然变得有些低落，“……咳咳，王同志，我想你也应该是清楚的，如今咱们中国与其是社会主义，倒不是是国家资本主义。虽然跟西方那些大财团在幕后掌权当家的‘民主’制度相比，我国有着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更有利于社会公平……但不管怎么，国家资本主义毕竟也还是资本主义，还是要靠利润活着，政府也要靠利润来收税，所以不能指望消灭购买力缺口，除了外部市场之外，就只能是依靠国家来伸手堵住缺口，用税收政策来搞转移支付。
可问题是，这个地球没有世界政府。你从企业的利润里大量分钱，强迫提高工资，企业肯定要受影响。你多收税，多搞转移支付，别的国家不一定搞；你有劳动法，有工会，其它很多地方没有啊。人家的企业能榨出最大利润来投入下一轮竞争，你的企业就得破产，不想破产就把企业往没有劳动法的地方搬。搬来搬去，那些搞福利社会的国家就变得产业空心化了。而且，政府收税多了，如果不配上高关税的话，就是白白为他国提供购买力。关税提的太高，人家有报复，形成贸易战，购买力还是完蛋。
因此，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这些年里，全球经济长期萎靡，我国的外贸出口额度已经快要到达极限。但国内生产又不能随便削减，一削减就是大批的失业浪潮，很多人都会没钱买东西。那又该怎么办呢？
解决的办法很简单，既然穷人没钱买东西，就要给他们钱买东西。但是又不能白给，得让他们干活，否则就是养懒人了。可具体又该怎么干活呢？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生产东西，只会越生产越过剩。于是。政府就必须弄一堆不按资本主义方式走的生产模式，不能追求利润，或者要把利润的回收放到长期去——具体来，就是各式各样的基础建设工程，或者国防建设工程。
比如，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由政府发行国债，上马一系列大型工程项目，雇佣工人修桥修路。就是政府用将来的利润换取眼下花富人的钱的权利。工人拿到了工资，眼下就可以变成购买力。至于制造的东西是不是财富，其实并不重要。反正资本主义缺的不是财富，而是容纳财富的空间……事实上，就在194年1月的此刻，希特勒就正把工人雇起来造大炮，造飞机，罗斯福则是在美国全境大兴土木搞基建，在山上刻总统头像——这些举动全都等于是把购买力送到了底层。让美国和德国的经济一下子有了起色。”
“……但如果这么搞的话，基本上就等于是饮鸩止渴吧！”王秋听得顿时脸色有些难看，“……罗斯福的新政暂且不提。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黄油’政策搞到最后，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啊！”
“……没办法，历史证明，资本主义从未在内部找到过能够根治经济危机的方案。只有各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救急法子。若是想要釜底抽薪地真正消灭生产过剩。目前唯一已知的办法就是搞社会主义公有制，给资本主义制度送葬……当然，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按照这种搞法，期间死的人只怕会比再打一次世界大战还要多，一个弄不好，让地球直接进入‘核冬天’辐射废土副本，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
杨教授耸了耸肩。“……很显然，我们的政府不可能做出这么高风险的事。暂时也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想办法搞短线操作，能拖一天是一天。而这就是我们大批搜集古董的社会意义所在——国家可以用‘弘扬传统文化’之类的口号，把古董的价格炒上去，从富人们手里把钱换出来，再把钱以福利、救济和工程款的形式，输送给真正需要花钱的底层群众，制造出市场购买力，从而缓解经济危机……”
“……明白了，虽然古董珍玩和明清家具本身，确实是不能吃不能穿。但关键在于能货币用，从古董交易之中赚到的钱，一部分发给了我们这些临时工，用于制造社会购买力，一部分被国家收缴上去，再次进行分配，把购买力输送到社会底层；还有一部分变成了军火和物资，用于支援民国时空的我党前辈闹革命，又给现代的军工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订单，养活了更多的工人和家属……”王秋若有所思，喃喃地。
“……是啊，这就相当于神明赐给了我们一个金矿，不仅储量足够大，而且出现在一个任何财团都控制不了的地方，不会被某几个富人或大财团垄断。顺便还能倾销一部分过时积压的剩余商品……更妙的是，古董不是粮食、不是股票、不是企业、不是房地产，即使有一天古董市场被搞得崩盘了，通常也只是让一些投机商和收藏家血本无归而已。对于底层老百姓来，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受到太严重的影响……”
到这里，杨教授突然意有所指瞟了王秋一眼，淡淡地提醒道，“……王同志，你也不要以为是国家占了你的便宜——确实，没有你的跨时空传输异能，这一切贸易和交换都无从谈起。但问题是，如果只凭你自己的力量，在虫洞最多能够维持的两三年时间里，又能赚到多少钱？”
回想起早先在上海滩开杂货铺之时，先是被黑帮混混大肆勒索，又遭上海商会老头子呵斥警告的糟糕经历，原本心情还有些纠结的王秋同学，顿时终于清醒了过来，不由得笑着挠了挠头发，“……呵呵，估计能赚到几万块大洋就是极限了，还得跟金奇娜大姐一家子分钱……只是感觉有对不起粟裕、方志敏他们这些革命先辈，因为我们把这个时空的各种古董文物都一扫而空了……”
“……这也只是各取所需罢了，没什么对不起的。”杨教授淡淡地答道，“……谁让我们的中国是世界第一的工业国，生产力严重过剩；而这边的中国却是破败不堪，生产力严重匮乏呢？
而且，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人眼中，价值也是不一样的。这些被我们带走的古董珍玩，在革命先辈的眼中，真的是没那么重要。因为对于民国时代的中国人来， 国土完整和民族独立才是第一位的要务，其它一切事情统统都要靠边站——都已经落魄得快要亡国灭种了，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古董还有啥用啊？
打个比方，假如我们明明确确地告诉他们，只要把全中国的古董和珍宝统统都卖掉，就能立即收复失地、驱逐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工业化和民族复兴……你看他们会怎么选择？”杨教授耸了耸肩，“……大概只有胡适这种念洋书、洋文，生活在天堂里的家伙，才会跳出来反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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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正当王秋和杨教授这两位穿越者，在私下里讨论着跨位面古董买卖的社会经济意义之时，工农红军的革命先辈们，则是依然在为了解放全中国，建设新天地而高歌猛进。
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整个红十军团已经全部登陆上岸，开始在苏州布防和集结。一部分先头部队乘坐冲锋舟，沿着江南地区犹如蛛网般密布的内河水道，朝着上海方向展开全面冲刺，预先抢占沿途的各个交通要隘。而上万名主力部队则拖着火炮和辎重，意气风发地沿着公路高歌挺进！
——头戴红星的红军战士即将客串圣诞老人，给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送上一份终生难忘的“厚礼”！(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