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离去的匈奴使团，刘胜并没有再进行过多的安抚，而是维持了一贯以来的强硬作风和态度。
就如同去年，导致匈奴人含怒南下入侵北地四郡，以及直接导致秋后汉匈马邑战役时一样。
对于刘胜如此作风，汉家朝堂内外，也只能说是老怀大慰。
这是为什么？
难道汉家的天子，就非得罔顾事实的对外强硬、非得不顾客观事实的去刺激匈奴人？
并不是。
如果是这样，那汉太宗孝文皇帝，就会是‘穷其一生，都没和匈奴人说过一句硬气话的软脚蟹’，而非天下人所公认的在世圣人；
先帝刘启，也就会是只知道和亲的昏君，而非‘若没有吴楚之乱，就很可能得到庙号’的准明君。
最主要的是：为对外和亲开下先例的太祖高皇帝，就将会是又一个‘汉王邦’，汉家也将是继嬴秦之后，又一个二世为亡的‘伪政权’。
事实上，刘胜保持自己对外的强硬战略态度，其实是和刘胜的年纪有关。
——在汉匈平城一战，尤其是在其中的白登之围过后，太祖高皇帝选择与匈奴人和亲，天下人只会说太祖高皇帝英明神武，选择了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简而言之：没人会怀疑开国皇帝的决定，尤其是在大战过后、遭遇巨大损失过后，所做出的对外战略决策。
在太宗孝文皇帝自代地来到长安，以弱冠之年承继大统时，太宗孝文皇帝并未直接掌权，而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扮演了泥塑凋像的傀儡天子角色。
而在熬死陈平、周勃、灌婴等老臣之后，太宗孝文皇帝也曾寻求和匈奴人决战。
虽然最终，这场由汉太宗孝文皇帝处心积虑，且筹谋布局多年的汉匈大战，被济北王刘兴居的突然反叛所破坏，但最终取得的效果，和刘胜推动汉匈马邑战役是一样的。
——对于年幼的天子，朝堂内外，乃至于天下人，其实都是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的。
新君是个怎样的人？
在这个没有任何传媒手段，政令都只能通过驿站网络送往天下各地，甚至都未必能保证让天下人尽皆知晓的时代，百姓要想弄清楚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真的是一件既容易，又极为困难的事。
容易，是说天子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很可能因为某几个马尿喝多吹牛皮的闲人懒汉，而朝着上古恶兽的方向飞速靠近；
困难，则是指这个时代的皇帝，很难通过寻常的小事，来让百姓正确认识到自己的形象。
那怎么办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自有汉以来，乃至于往后的历朝历代，都乐此不疲的‘大赦天下’了。
没错。
逢年过节大赦天下，便是皇帝仅有的几个‘让天下人知道朕这个人还不错’的手段之一，同时还是成本最低的手段。
其余几个，那也就不外乎文治武功了。
明白这一点，再去看当年，太宗孝文皇帝不顾客观事实，在内部不稳的前提下强硬的要和匈奴人决战，以及当今天子胜在时机不成熟的前提下，如此果决的推动去年秋天的汉匈马邑一战，这一切，也就让人一目了然了。
——在马邑之战前，刘胜在天下人心中的形象，连一张白纸都不如。
毕竟白纸还意味着一无所知，还意味着第一印象可以有效建立个人形象；
但对一个未冠即立的皇帝，天下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不信任，以及怀疑。
顶天了去，也就是关中人隐约记得当年，尚还是公子时期的天子胜，主持了关中范围内的粮价平抑一事。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而现在，刘胜已经通过一场马邑战役，将自己的强硬形象，彻底纂刻入天下绝大多数人的心中。
从今往后，无论刘胜做出再荒唐、再糟糕的事，人们都不会再说‘我就说吧？这个年纪做了皇帝，那是天下的祸患！’；
而是会说：嗨，忍忍吧，好歹这位能保我汉家太平，不至于让外蛮狄夷欺了去······
也正如当年，太宗孝文皇帝那场没能正式开始的汉匈决战，让天下人不再会说‘我就说吧？这代地来的乡巴老，他就不配坐在皇位之上！’；
而是会说：嗨~真不是这位软弱可欺，实在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啊······
有济北王刘兴居的前车之鉴，要不，还是再等等吧······
这，才是刘胜强硬的对外态度，让朝堂内外‘老怀大慰’的原因——刘胜需要这么做，也确实这么做了。
当一个即位不久，且年岁尚轻的天子，能自觉的做到自己该做的事时，作为臣下的朝堂百官，都必定是无比欣慰的。
只是不等朝堂内外从‘陛下终于长大了’的欣慰中回过神来，刘胜下一个关注到的事，却又让整个朝堂静默无声。
——御史大夫。
刘胜的注意力，再次回到了史前版本的纪检委：御史大夫属衙之上······
·
“诸公先说说吧。”
“对于考举士子受贿、贪污的问题，廷尉是如何处置的，又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对于监察官员，御史中丞又有什么建议？”
常言道：人多的会议不重要，重要的会议人不多；
解决小问题开大会，解决大问题开小会；
今日这场会议，便是母庸置疑的‘小会’。
与会者不过是当今天子胜，廷尉赵禹，御史中丞陈建，以及丞相刘舍四人而已。
——其中，丞相刘舍还只是来露个脸的。
只能说，这种人数、规模的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就不可能小。
赵禹、陈建二人接下来的应答，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禀奏陛下。”
率先出声应答的，是廷尉赵禹。
“对于过往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因贪污、受贿而下狱的官员，臣即没有因其‘考举入仕’的出身而网开一面，也没有因为风论而从严惩处。”
“——太宗孝文皇帝之时，太宗皇帝就曾打算重惩一个惊扰圣驾的路人，彼时的张廷尉曾对太宗皇帝说：法如是足矣。”
“最终，太宗皇帝也同意了张廷尉的看法，根据《汉律》中，有关不慎惊扰圣驾的规定，罚了那路人黄金四两。”
“臣认为，张释之那句‘法如是足以’，是我汉家历代廷尉都应该奉为圭璧的至理箴言。”
“具体到这次的事，也同样如此······”
对于赵禹这个廷尉卿，刘胜自然是一百个放心。
至于赵禹如今说具备的法制立场，刘胜也是愈发感到欣赏。
——和秦时，主张‘一切从重从严’的极端严苛律法精神所不同，如今的法家，也在不断的反思秦的经验教训。
经过过往这几十年的反思、总结，法家的法制立场也终于在赵禹这一代人身上逐渐确立，并被汇总成了张释之的那句名言：法如是足以。
法律是这么规定的，那就按照法律规定去办就可以了。
这句话，几乎可以说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史前版本。
对于法家能有这样的思想认知，刘胜自然是感到欣慰，同时也早有心理准备。
真正让刘胜感到期待的，其实是赵禹接下来的应答。
——接下来怎么办？
——如何预防下一批，乃至于将来每一批考举出身的士子，不会因为贪污腐败的问题，而影响考举对刘汉社稷做出贡献。
“对于考举士子贪污、受贿的问题，臣也有几点愚见。”
“既然陛下问起，臣，便斗胆直言。”
赵禹一语，惹得陈建、刘舍二人面色再一正，就连刘胜，也不忘象征性的将身子坐直了些。
便见赵禹清了清嗓，又稍一沉吟，方沉声道：“正如陛下早先所说的那样，官员贪污、受贿的问题，其实并不只出现在考举出身的士子身上，甚至并不只出现在官员身上。”
“自长安朝堂以下，无论是京官公卿，还是地方郡县二千石，乃至于宫中的婢女寺人、达官贵族家中的门房仆人；”
“——但凡是有人来登门，从求见通禀，到出言旁劝，乃至于代为美言，给受托者行贿，早已经成为了我汉家约定俗成的规矩。”
“如果有人登门求某人办事，却并没有按照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行贿，那就会被说是‘不懂规矩’，乃至于‘不讳世事’。”
“尤其是在太宗皇帝年间，将军张武受贿，太宗皇帝不惩反赏，赐五百金‘以愧其心’之后，我汉家受贿、行贿之风便愈演愈烈。”
“到如今，甚至已经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也根本不避讳的程度。”
···
“所以在臣看来，要想解决考举士子贪污、受贿的问题，并不单是要考举‘怎么让考举的士子变得清廉’，而是要考虑怎么改变整个官场的风气，乃至于整个天下的风气。”
“若不然，哪怕通过一些非常的方式，来让考举出身的士子尽量不去贪污、受贿，也根本无法持久。”
“若只有考举出身的士子不受贿，那等到将来，甚至很可能出现公卿两千石弹劾二百石、四百石的小吏，以至于整个朝堂与考举站在对立面的事情发生。”
“毕竟受贿、贪污之风由来已久，十人贪腐一人清廉，错的，就未必不是那个清廉的人了······”
对于今天要说出口的这番话，赵禹自然是思考了很久，也措辞了很久。
甚至直到今天，得知刘舍也要参加这场小会，赵禹都还临时对自己的措辞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但总结归纳而言，赵禹的意见就一句话：官员贪污腐败，不是个例，而是风气。
要想改变现状，就不能只靠反贪反腐，亦或是从刑罚、牢狱出手，而是应当从改变风气，从根儿上去解决问题。
这个命题不可谓不大。
但对于刘胜而言，哪怕是如此巨大的命题，只要有人能主动提出来，就都能算是好事。
——毕竟有人敢说，就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严重到‘人人忌讳而不敢言，言则天下群起而攻之’的程度。
只是这个命题的宏大，也使得刘胜即便有心，也只得将此事暂时放在一旁，从长计议。
“此事，廷尉下去之后，可以再好好想想。”
“廷尉的看法，朕深以为然。”
“只是具体应该怎么做，朕，暂时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想法······”
委婉提醒赵禹‘不要光指出问题，记得给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之后，刘胜的目光，便落在了御史中丞：陈建身上。
陈建不是名臣。
无论是青史之上，还是在如今这个时代，御史中丞陈建，都无疑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
当然，这个也御史中丞这个职务的特性有关。
——权重，位鄙，又极为忌讳与朝臣、官员打交道，即要有出色的专业能力，又要有坚定地个人立场；
这样一个人，往往很难做到让天下人尽皆知。
而刘胜之所以要找来御史中丞陈建，而非御史大夫田叔，自然是因为先前，决定对御史大夫进行改革时，就已经确定下来的中心思想。
御史大夫，过去是亚相，现在是亚相，以后，也还是常务副丞相；
而御史大夫属衙，还是应当由御史中丞来具体掌控，并以御史中丞为切入点，进行从上到下的大幅度改革。
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改革之前，刘胜需要听听御史中丞本人的意见。
无论这个意见是以怎样的立场所促成，刘胜都需要知道：对于自己改革御史大夫的想法，即将接受改革的主体，究竟是怎样的看法······
“臣认为，考举士子受贿成风，主要还是御史大夫属衙没能履行监察百官、检举不臣之职责的缘故。”
“也正如赵廷尉所言：贪污受贿，不单是考举士子的问题，甚至不单是官员身上存在的问题，而是整个汉室天下都层出不穷，乃至蔚然成风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主要也还是因为过去这些年，御史大夫属衙的不作为、放纵所导致。”
“要想改变这样的现状，臣认为，还是应该从御史大夫属衙的主体框架、权责结构下手，进行一定程度的制度改变。”
“只是这件事，应当由陛下去做，臣只能以臣过去的所见所闻，提出一些并不高明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