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窦婴，刘胜并没有再做过多的感慨。
哪怕这位外戚是故大将军、太子太傅，是窦氏外戚，乃至于有汉以来，汉家最优秀的外戚之一，也同样如此。
——那封诏书，刘胜能大致确定是先帝所留。
但很可惜：没有备份。
既然没有备份在石渠阁和相府，那就是母庸置疑的矫诏。
刘胜不知道老爹刘启为什么这么做。
不知道老爹刘启，要给窦婴留下这么一封具有催命效果的遗诏。
刘胜知道的是：只要自己没那个心思，窦婴这一声，已经再也没有重新起复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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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召臣等前来，所为何事？”
天子胜新元二年，春正月，未央宫宣室殿。
本是平平无奇的一天，却因为刘胜的一声招呼，便让朝中公卿重臣齐聚于此，为这个再正常不过的日子，增添了一种不一样的氛围。
——严肃。
当这样的非正式场合，让如此之多的高官重臣聚集时，氛围只会朝着愈发严肃的方向发展。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次集合，很可能是为了解决一件非常巨大，甚至大到足以改变文明进程的大事······
“考举。”
刘胜没有多绕弯子，而是在人到齐之后的第一时间，便将议题直接摆上了台面。
而在刘胜甩出这个一体之后，到场的公卿重臣们，则怀着各样的心绪、带着各异的神情变化，于殿室两侧的席位间皱眉思虑起来。
丞相桃侯刘舍明显没什么压力，只稍思虑片刻，便大致明白了刘胜的意图。
——去年的考举，是在春天，匈奴人叩边驰掠之后，秋天的马邑战役之前进行。
虽然从头到尾都没有出岔子，但不得不提的是：这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考举的风头，无疑是被马邑战役抢了个一干二净。
以至于如今的长安，街头巷尾都还不时有人在说：读书有个屁用？
几代人积攒下来的财富，走通了不知多少门道、人脉，好不容易供出来一个读书人，参加考举经受层层筛选，最后出来也不过是个二百石的小吏起步；
再看看军队？
只要胆子大，随便砍下来几颗首级，那就是实打实的钱粮布帛，加官进爵。
而且相较于‘读书参加考举高中’，显然还是‘习武参军斩将夺旗’，说出去要来的更有面子，也更能为自家带来社会地位。
而这样的问题，无疑是刘胜所不能接受的。
早在确定考举——确定华夏历史上第一次的考举的时间，是在去年春天之后、秋天之前的这段时间间隔之中时，作为丞相的刘舍就曾对此表达过疑虑。
刘舍告诉刘胜：将考举安排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会不会让天下的文人觉得自己被轻视，同时又让武人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而刘胜的回答是：复国者，文盛则吏治清明，武强则民生安乐，二者缺一不可；
武强而文弱，是为穷兵黩武，文盛而武微，则谓民强国弱。
说白了，就是文武两条腿，刘胜那条也不放弃，甚至不希望汉家是文武不均衡的坡脚政权。
于是，华夏历史上，甚至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考举，便在刘胜的坚持下，于刘胜新元元年进行，并最终得出了结果。
而现在，马邑战役已经结束，天子胜加冠亲政在即，既然重提了考举，那自然不会是闲着没事，想要听朝中重臣对上次考举的意见。
准确的说，刘胜是想让众人通过上次的考举总结经验教训，并以此为基础，为下一次的考举做准备。
而‘下一次’考举，或许也就意味着几年之后，考举取仕，将成为汉家习以为常的惯例······
“丞相桃侯臣刘舍，禀奏陛下。”
“考举，是国朝取材纳士的大策，更是天下文人士大夫一展宏图的正道。”
“故臣认为，凡是关于考举的事，都应当慎之又慎，尽量做到面面俱到，以免节外生枝。”
“——臣的父亲曾告诉臣，说太祖高皇帝曾这样说过：这天底下麻烦事儿最多的，一个是身怀六甲的女人，一个是乳臭未干的小子，再有，便是自命不凡的儒生。”
“虽然考举取士，并不全是在儒生当中取，但在臣看来，当也是相差无多的······”
听闻刘舍这一番半带严肃，半带戏谑的调侃，刘胜只含笑点了点头。
而殿内原本庄严肃穆的氛围，也随着刘舍这恰合时宜的玩笑而轻松了起来。
文人事儿多？
或许吧。
至少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君子六艺还是礼、乐、射、御、书、数，而非琴、棋、书、画、诗、酒的时代，文人和武人的分界线，其实还没有那么明显。
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并不会专门去说自己的文人或者武人。
这个时代的‘文人’，往往指的是那些凭文学才能入仕为官的人，而‘武人’则指那些因武勋而得以显贵的人。
但无论是凭文才做官，还是凭武勋显贵，大多数人也都不会丢下自己不擅长的另一方面。
——武人显贵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认字，随后就是读书充实自己，以免自己的显贵是昙花一现，后世子孙只能在自己的歌功劳簿上坐吃山空；
而文人为官之后，也同样会心心念念于找个机会到军中历练一番，以补全履历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从军经历，以及至少拿得出手的武勋。
上马能治军，下马能治民，在后世是专门用来夸赞那些文武双全，百年难得一出的大贤；
但在这个时代，确实绝大多数掌权者的常态，以及每一个有抱负者的追求。
只不过，刘舍说的也不算全无道理。
文人，至少是那些目前还自诩为‘文士’，想要通过考举来踏入宦海的人，大都还是没有太多人生经历，只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学素养，甚至都未必有稳定价值观、世界观的年轻人，愣头青。
而这样一个群体，想要让这样一个群体为国家出力，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刘胜，自然需要尽量的照顾到这个群体的情绪。
正如后世新时代的年轻人们所常说的那样：我寒窗苦读十几年，可以赚不到大钱，可以做不成大官、成不了大富豪，但我至少需要时代的尊重。
“丞相所言有理。”
“只是考举之事，并非是像国朝大策那样，只需要给个大致方向，就能将剩下的事交给下面的郡县地方官吏去办的。”
“关于考举，一切事都需要考虑的十分具体、详尽。”
“尤其是在有过一次考举之后，就更要查漏补缺，以免上次考举时出现的问题，会在下一次考举再次发生。”
有了这句话，刘胜便算是向在场众人表明了心迹：考举，并非是刘胜心血来潮，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方推出的大政。
而且这个大政，必然会在肉眼可见的将来，细水长流的成为汉家取材纳士的重要手段——哪怕不是唯一手段，也必定会是主要手段。
而在刘胜这样的表态之后，其余几位重臣，也开始以各自的权责为出发点，向刘胜描述起了自己对考举的看法。
“在过去，我汉家取士，仍是以察举为主、赀举为辅。”
“只是察举对被举荐人的要求太高——要求被举荐人在至少周遭五郡享有盛名，并得到二千石及以上官员的保举。”
“且不论这有多么难做到、做到的人有多么稀少，单就是二千石保举这一桩，就让国朝取士一事难上加难······”
相较于刘舍过于宏观的一句‘我们要谨小慎微，多照顾读书人的情绪’，田叔提出的问题无疑就具体的多。
察举，说白了，就是举荐制。
而且不同于后世人印象中的：某位重臣去找皇帝聊天，随口提起一句‘某某某还行，我瞧着可以培养一下’，皇帝就任命此人所不同——察举制在如今的汉室，是非常健全的制度。
就如田叔方才所言：察举的第一步，是受举荐者的名声。
理论上的‘贤名传遍周遭五郡’，实际上，也至少是受举荐者家乡所在的郡，以及大部分与该郡接壤的周边郡县。
这一点，就不知道要刷掉多少人。
——要知道这个时代的人，还没有点亮‘养望’的科技树！
如果没有机缘巧合，让这个本身就有大才能的人名扬天下，那就只能一直等；
直到时间的积累，让某个满头华发的老人‘享誉郡国’，这才算是走完了察举的第一步，或者说是先决条件：名声。
而后，就是察举至关重要的一环：举荐人。
根据汉室如今仍在实行的察举制度，除了受举荐者需要满足‘享誉郡国’的条件之外，还要举荐者满足‘官职二千石及以上’的硬性要求。
在地方郡县，二千石，基本就等同于和郡守画等好了。
可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当一地郡守举荐了某一位享誉郡国的名士之后，这个名士在官场上的所作所为，都是要和举荐此人的地方郡守直接相关的的。
而且不是双向相关，是单项负面相关。
即：这个受举荐者做的所有好事、取得的所有成绩，都和举荐者毫无关系——如果不算‘识人之明’的虚名的话。
可反过来，这个受举荐者所犯下的所有过错，却都需要举荐者负有连带责任，甚至是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的主要责任！
与此同时，一个‘识人不明’的帽子扣过来，可就不是不痛不痒的虚名，而是事关乌纱帽的政治污点了。
这样一来，察举制自有汉以来实行了六十多年，却总共都没能为汉家带来六十位官员，也就是可以预见得了。
——没必要啊~
我一个好好地地方郡国两千石，如果有抱负，我好好干还能往上升一升，入朝说不定就是九卿；
便是没抱负，我也完全可以在任上混吃等死，只需要保证治下安稳，临了解释一句‘无为而治’，便能以光禄大夫之类的职务退休。
我何必呢？
我何必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名士’搭上整个政治前途，乃至于搭上整个家族的未来，去搏一个毫无意义的‘慧眼识人’的名声呢？
何必去赌一个我除了名字什么都不知道的所谓‘名士’，会为我这个伯乐带来一个毫无意义的名声，而非家破人亡的大祸呢？
“察举制的问题，是受举荐者很难满足条件，而举荐者又大都不敢保举。”
“但优点也是很明显的：只要受到了举荐，那就起码是能治理一县的人才。”
“——毕竟保举官员，对地方郡县长吏而言，是一件有很大风险，却又没什么回报的事。”
“如果不是有十足的把握，郡县不会轻易举荐一个在任何一方面可能有缺陷的人。”
···
“而相较于察举制，陛下所推行的科举，就是截然相反的了。”
“——不同于察举制‘万里挑一’，还要凭运气才能得到举荐：考举制让每一个有志于此，且胸有韬略的文人，都得到了凭借文才入仕为官的机会。”
“但相应的，考举选拔出来的官员，自然就没有察举出来的优秀。”
“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德行······”
刘胜思虑之间，田叔也终是将自己对考举的真实看法一股脑到处。
片刻之后，原本还气氛轻松地宣室殿内，也随即被一阵略显嘈杂的交谈声所充斥。
——去年的考举结束，才刚过去不到半年的时间。
大汉第一批从考举走出来的士子们，也已经各自融入了自己的工作环境，开始朝着各自的目标方向前进。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让舆论也出现许多不大和谐的声音······
“过去半年的时间里，考举出身的官员，廷尉拿了多少人？”
任由众人交谈许久，刘胜终还是澹然发出一问，将问题抛给了廷尉赵禹。
而当赵禹欲言又止的突出一个数字之后，整个宣室殿内，遂安静的落针可闻······
“禀奏陛下。”
“具体几人，臣也并不曾详算，只敢告诉陛下一个大致的数字。”
“——六成。”
“去年自考举而出，为陛下任命为关中郡县、长安有司二百石的官吏，其中至少有六成，名字都出现在了臣面前的桉籍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