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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对自己学生的完全信赖，李大钊并不相信何锐会将英作战的全部战略都拿出来。不过李大钊也不认为何锐会拿出一套假战略来忽悠学者们。
手里有什么就先分析什么。李大钊组织学生们将他抄回来的内容写在黑板上，再向学生们讲述了何锐讲述战略的顺序。这些内容并不多，学生们快速写完笔记，开始群策群力进行分析。
师生们分析到了深夜，依旧没进展。以至于有学生疲惫的提出了质疑，“这会不会是故布疑阵？”
李大钊其实也有这样的怀疑，然而他最终还是愿意相信何锐不会这么干。如果何锐向知识分子说瞎话，那就只有一个原因，何锐完全不相信知识分子界。如果是这样的话，何锐完全没必要与知识界会面。得出这样的结论后，李大钊答道：“再详细的分析一下。”
师生们又忙了许久，眼见都要12点了。大家的眼皮都在打架，李大钊只能让学生们先回去休息，等明天继续。
一夜无话，李大钊第二天刚醒来，正在刷牙，外面脚步声响，有学生冲了进来，“李先生，快去看，有人把那篇战略给分析出来了！”
李大钊大喜，也不管刚刷了一半的牙，赶紧漱口。嘴角还沾着白沫，李大钊连忙问，“是谁分析出来了？”
“在黑板上写着呢！”学生欢喜的答道。
李大钊一愣，不可能啊！昨天临走的时候不是让学生们把黑板上的字给擦掉了么？
赶紧跟着学生前往小教室，看到黑板上的粉笔字，李大钊才明白过来。原来昨天晚上大家都很疲倦，擦黑板的学生就是随手擦了擦，很多字迹依旧可以看到。不过最重要的是在教师讲台上还放了一份不知哪个学生昨天遗忘在教室里的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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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拿起看了看，忍不住摇摇头，虽然上面只有战略内容，但是作为战略分析的基础来说也已经足够了。
至于黑板上的字迹，现在的学生会很陌生，对于李大钊却不陌生，原来是那位青年回来了。把分析内容快速看了一遍，李大钊低声赞道：“精妙！”
其他学生们早已经看的心情激动，他们已经抄完了分析，正在低声讨论。这篇分析的方式与昨天师生们分析不同。先将每一段并不长的文字都拆解成各个词汇，对词汇进行解释。
对词汇的解释作为分析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对每句话里面的逻辑关系再做分析，再看这短短的战略内容就能看出名堂来。
此时李大钊已经确定何锐提供的战略思考是真的，却没有任由自己的心情发散，他让学生们抄完之后就将黑板擦干净，自己转身前往学校招待所。果然，在学校的招待所的入住记录上，那位青年的名字赫然在列。到了121房间，门没有锁。推开房门，李大钊就见到了久别的高大身影。那位青年正在收拾东西，见李大钊进来，欢喜的上前问候，“李先生，许久不见。”
李大钊还记得三年前，一众青年们前往各地时候意气风发的模样。然而两年间变化之大，可谓天翻地覆。沉默片刻才叹道：“党务情况如何？”
青年爽快的答道：“我已经加入了文明党。”
李大钊没说什么，只是坐下。知道过去一年多来，困扰中国的关键矛盾被文明党优先解决。虽然社会上的始终存在各种矛盾，但是最激烈的生存问题解决后，各种基于求发展而产生的矛盾就显得温和起来。社会上除了文明党之外的其他政党在很短时间内就向着‘俱乐部’转化，成了讨论未来中国发展的团体。
那些真正想为国家做些什么的青年纷纷投奔文明党，或者加入了政府，或者从军。在很短时间内，中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就被吸收了。
这些变化并没有让李大钊感到不快，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华，既然中国已经恢复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明显看不出有遭到外敌入侵的威胁，李大钊自然更关心当下的大事，“我看了你的分析，难道英国那么虚弱么？”
青年已经给李大钊倒水，将水杯放到老师面前，他才从容答道：“李先生，不是英国虚弱，而是战略设定本就不是为了打败英国。而是为了让英国坐下来妥协。”
见李大钊还是不太明白，青年坐到李大钊对面继续解释道：“现在国人对战争的认知还是旧的演义小说中的那种旧式战争。现在的世界，战争已经与经济高度绑定。只是现在的经济利益太大，各国国内矛盾太激烈，而列强集中在欧洲，欧洲各国战略纵深小，容不得大失败。才会看上去惨烈无比，彷佛必须打到最后一人一枪。这次中英战争的战场纵深极大，利益牵扯虽然广，却有着各种腾挪空间。战争不会打到中国与英国必须倒下一个的程度。”
听了这番解释，李大钊心有所感，却没办法完全理解，便追问其其中的关键。师生两人不知不觉就聊了一个多小时，在李大钊精疲力竭之时，还觉得没能彻底理解这些。不过有件事却已经被证明，何锐要和英国这个帝国主义扛把子打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按照青年的分析，何锐政府在这场战争中的赢面其实相当大。
“那你今后要做什么？”李大钊不再谈战争的事情。
青年坦然答道：“我被安排到陕西工作。此次到京城，到北平来是参加培训。等培训结束，就会前往绥德市委工作。”
李大钊这下想起来，最近的北平的文明党中央党校正进行新一届的培训，询问之后才得知，对面这位青年果然是前来党校接受培训。便叹道：“我听说文明党有非常严格的政审，他们真的不在意之前的经历么？”
青年笑道：“李先生，就我所知，肯定是在意。但是文明党本就是左翼，对于左翼的接受度比右翼高的多。很多南方革命党人就没能通过。那些之前是右翼的革命青年们甚至想方设法联系我们，想让我们给他们作证明，他们其实是和我们一路。”
李大钊叹道：“何锐对共产国际的态度实在是不友好。”
这个‘共产国际’指的是第三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陷于分裂。1918年11月，由布尔什维克发起在彼得格勒召开欧美各国左派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做出筹建第三国际的决议。1919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8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小组及左派社会党的代表会议，并以8个党的名义发出召开第三国际成立大会的邀请书。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召开国际共产主义者代表会议，即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中国、朝鲜以及其他东方国家无产阶级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列席大会。
塔读@ 第三国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它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确立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李大钊所说的‘不友好’，是因为何锐虽然从来都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文明党政府也将现在的中华民国定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文明党与新政府明确表态，不接受任何境外势力对中国内政的管理。 这么表态的原因也很简单，第三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各国共产党都作为它的支部，直接受它领导。它是高度集中的领导中心，统一领导各国革命运动，各国党必须执行它的决定。它有权决定各国党的路线、策略和各国党的领导人，可以否定或修改各国党的决定，开除和解散任何一个支部，向各国党派出常驻代表。 李大钊始终没能与何锐就此事进行交流。原因之一固然是因为两人并不熟，最重要的原因是，李大钊还没能想出该怎么提问。 如果何锐反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还能就政治认知提出疑问。如果何锐是个旧式独裁者，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也能就社会进步提出反对意见。 民国新政府是个真正的政党政治文官政府，对境外势力在中国活动也只是经由国会提桉讨论，最终提出一部《境外势力管理法》。对于境外势力并非赶尽杀绝，而是要求他们申报身份，完全公开活动。 《境外势力管理法》当中虽然有各种抓捕，审理等暴力部分，却是针对那帮隐藏身份的家伙。如果光明正大的表达自己‘境外势力’身份，依旧可以合法的在中国存在。哪怕李大钊都找不出有什么可以质疑的部分。 而且《境外势力管理法》本身并不针对共产国际，所有境外势力都在这部法律管辖之下。中国国内的左翼或者是右翼，哪怕是被何锐与李大钊都看成‘某种意义上反动派’的地主士绅，在追求夺回主权完整，完成国家的真正统一方面上也与何锐与李大钊有着基本共识。在这个基本共识之上，没有任何中国政党敢自认为‘境外势力’。 而何锐从始至终也没有编造任何理由，光是共产国际的纲领，就已经坐实了太多。且不说各国共产党接受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领导这件事，联共（布）在国际中占有与众不同的地位，号称是“共产国际最强有力的领导支部”。已经让中国的共产国际派……如果真的有这么一群人的话……在政治上处于极为不利，必须搞地下活动不可。 如果不用成为共产国际的一员，就能获得中国解放，谁也不会非得自己跳出来找不痛快。 除去这一部分，共产国际在中国也真的没什么吸引力。尤其是那些真正研究过共产国际的人们。而且想研究共产国家并不难，新政府的文史馆就提供各种资料，还是真正的资料。 1919年，列宁作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会议通过列宁的报告作为共产国际的政治纲领，还通过列宁起草的《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第三国际宣告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大会选出由K.G.拉科夫斯基、列宁、G.Ye.季诺维也夫、L.D.托洛茨基和F.普拉廷组成八人执行局，由俄、德、奥、瑞士、瑞典及巴尔干联盟党的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季诺维也夫任主席。 1919年3月匈牙利成立苏维埃共和国，4月德国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第三国际发挥了积极作用。1919年11月建立的青年共产国际（少年国际），也成为第三国际的支部。 在此时的中国，只要不是非得自认为境外势力，新政府对于政治是很宽容的，尤其是对左翼。因为何锐与文明党的功绩，现在还没人敢抨击何锐是境外势力。所以何锐自称共产主义者，文明党将民国定义为社会主义国家，让左翼在政治上得到了全面站台。大家都不傻，境外势力在中国可不是什么好名声，别说自认境外势力，哪怕是被贴上境外势力的标签，就已经成了过街老鼠，真的是人人喊打。 现在的左翼中，最亲共产国际的，大多也只是觉得这么一个联盟看着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有人考虑着能否利用共产国际来扩大中国的影响。真的认为中国必须要加入共产国际的人真的没有。或者说可以完全忽略不计。 面对李大钊的看法，青年坦率的答道：“先生，我认同何主席的看法。共产国际如果只是一个学术机构，中国可以有政党选择性加入这个学术机构。文明党在局面确定的情况下与这个学术机构进行合作。现阶段，共产国际并非这么一个机构，我甚至相当认同何主席对于共产国际关于自身定位的评价。如果苏联真的想构建全球的共产国际体系，这个定位就是不合适。现在的组织构架，完全是未尝其利，先受其害！” 李大钊没能与何锐就此事进行过讨论，并不知道何锐的真实看法。面前的青年已经加入了文明党，又要参加中央党校培训，李大钊认为他应该知道些文明党的内部考虑，便问道：“如何讲？” “共产主义首先是一个学术流派，而不是一个宗教组织。即便有第二国际的失败教训，也要总结教训，重建学派。并且对之前的分裂，乃至于各个左翼政党不得不加入欧洲大战的教训进行分析总结。第三国际的问题在于它的简单粗暴，认为第二国家失败的原因是因为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只要领导中心够坚强，问题就能解决。全然没注意到，第二国际失败的原因是第二国际没能继承共产主义的学术能力，没能向第二国际的成员提供有效的知识体系，帮助第二国际各成员去解决他们国内的问题。” 说到这里，青年也有些激动起来，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擦了擦嘴才继续说道：“全世界资本家还没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基础就不存在。资产阶级没有那么神通广大，如果他们真的有那么大的神通，应该能解决本国的问题。如果不用资产阶级描述，就用反动派去定义。那么谁是反动派，他们为什么反动，他们反动的原因何在？对于反动派要如何对待？该怎么对付反动派？这是学术问题，也是是革命行动的纲领问题。在很多部分上，人民的很多想法，与反动派其实是一样的。” 李大钊并不喜欢最后这一部分。不过青年接下来的话让李大钊觉得很难应对，“我们经过社会调查，发现大多数的地主、租界的中国商人，也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说，他们上一刻可能是革命群众，下一刻就是反动派。这就是当下我们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