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袭于北魏的东魏不同于其他朝代，在高澄打击士族之余，贯彻均田制，百姓生活殷实。
无论按户收取，还是按人收取，暂时不可能存在逃税现象。
毕竟人可以逃，但分配给你的田亩，却带不走。
户调一匹布还要300钱的时代，一夫一妻240钱的税赋已经低了原有税收60钱。
纵使多生育了些子女，相较所得露田、桑田、麻田。
孰轻孰重，都能分得清楚。
真要抛弃这么多田产，只为躲那点税收，那也确实没得办法去追讨。
天子元善见不顾大将军高澄的劝阻，强行废除奴婢与耕牛授田，立即招致关东上百万奴婢的谩骂。
虽然田产所得大部分都归了主家，但多少也会有自己一口汤喝。
黔首愚民不知道这项政策最终受益的还是他们自己，他们没这么长远的眼光。
在他们大肆谩骂朝廷，谩骂元善见的时候，因为畜奴无利，虽有三年免税，考虑到吃穿用度，世家大族开始大量释放奴婢。
而高澄则立即接手这批人口，将他们编为税户，把刚刚从这些人手中夺回的公田，再度重新分配给他们。
把别人田亩收走，又还给人家，看上去多此一举。
但这意味着，奴婢们过往缴纳了租税与户调后，大头归于主家，自己只喝汤的局面被彻底改变。
成为良民税户的他们，交够国家的租金，留足朝廷的税收，剩下都是自己的，再也没有主家从他们手上拿走大头。
对于下令为他们重新分配田亩的高澄自不必提，尽是歌功颂德。
就连之前挨骂的元善见，也落着了些好。
高澄倒也没有自个儿独吞好名声，相较于撕破脸皮赤裸裸对世家大族下手，高澄更愿意把戏演下去，让元善见在民间得这一点好名声，反正恢复汉制又会被毁了去。
元善见才是这场打击世家大族的主谋，他人美心善的小高王又能有什么坏心思。
说到底还是河北士族在高氏发家的过程中提供了许多帮助，过往括检隐户、改革官制也就罢了，如今明晃晃地向士族拥奴下手，必须有元善见来当这个幌子。
而他高澄至少在表面上要与这群士族站在一起，哪怕大家对彼此立场心知肚明，但政治表演就是这样，看破不说破，真把这事情说穿了，就是彼此撕破脸皮。
由幽州途经定州、殷州，重回邺城的高澄在主持了奴婢编户以后，终于结束了第三次巡视河北，启程返洛。
毕竟奴婢编户齐民以后，整件事情已经不容更改，获得良民身份的奴婢们会自发维护这一份利益。
未能获释的奴婢们，眼看过去的同伴们得到这么多利好，甚至巴不得自己主家谋乱，他们得到立功的表现机会。
高澄离开河北前，将两万盐兵派往信都，交由娄昭代为统率与操训。
为了表示对自己舅父的绝对信任，高澄甚至将负责组建盐兵的大将军府司马张亮调回幕府。
并未在明面上留人监视。
至于暗地里，还是有些许动作，例如早在巡视各地前，就安插了不少亲卫在盐兵之中任职中低级军官，总计百人。
由于当日盟誓以及随他巡视河北各地，又有亲卫任职军中，高澄早已经在盐兵之中建立了影响力，这也是他放心将这两万人交给娄昭的原因。
因薛虎儿所部百人加入而扩充的亲卫都，随着百人充任盐兵军官，高澄亲卫再度重回千人之数。
高澄安抚的重心始终在河北，对于河南多有疏忽。
过往北魏汉族四姓太原王氏、荥阳郑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的格局，早就在信都建义后被改变。
为高氏起家做出巨大贡献的河北四姓五族跃居最顶尖的士族。
太原王氏与荥阳郑氏无可避免地沦为二线，与深度参与信都建义的渤海封氏在政治上获得的待遇等同。
这种局面不是高欢娶两个寡妇所能改变，例如荥阳郑氏的郑大车，以及疑似带孕进门的王娘。
毕竟四姓五族在河北大起义中干的是提头买卖，付出多少，收获多少。
没道理荥阳郑氏，甚至一直到尔朱兆逃回秀容才归附的太原王氏，仅靠两个寡妇就完成逆转。
于情于理，这些人都必须退居二线，为四姓五族让路，所幸两族主事之人明白这个道理，也可能是被高氏兵锋所凌迫。
门望的升降并没有出现太多的摩擦。
如今河北四姓五族尽皆表态支持洛阳政令，河南士族又怎会在大将分镇各地的情况下，起身反抗。
当然，就算河南河北乱成一锅粥，太原王氏也不会有所动作，谁叫他们身处并州，高氏倚仗的就是陆续被迁入的那群并州胡。
太昌六年（537年）十一月初七，高澄回师洛阳，过往只是寡妇们投瓜相迎，如今却多了许多被放为民户的婢女。
高澄不得不使用疑兵之计，大军大张旗鼓由建春门进门，自己则领着亲卫与家卷及兄弟们绕道城北，走大夏门入城，让一众热情的妇人们扑了一个空。
没办法，身为外妇的元静仪获封东海公主，这样的殊荣太具诱惑。
河阴之变死难公卿两千余人，距今也不到十年，妻妾之中，有的是出于各种原因不得已守寡的妇人。
一旦被高澄相中，所有问题迎刃而解，不少元姓霜妇也盼着能如元静仪、元玉仪两姐妹得一个公主封号的风光。
甚至就连收纳妃嫔的瑶光寺，也有不少带发修行的女尼也动了俗心。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得选的话，谁又愿意大好青春常伴青灯古佛。
只是她们相较于寺外之人，还是拘谨了些，只敢暗地里让婢女请高澄往瑶光寺进香。
高澄忙于政务，且畏惧人言，并没有堂而皇之的赴约。
至于私底下是否与元诩、元朗、元恭、元晔等人的皇后及妃嫔有过接触，不得而知。
兴许是没有的，毕竟小高王不好女色。
忙于政务并非高澄的托辞，回到洛阳的他立即前往中书省，以中书监的身份拟定政令：
规定食盐禁止私人买卖，盐商直接按市价扣除税金，直接兜售给各地官府商铺，官府商铺再继续以市价贩售给民众。
这一行为相当于产销分离，产盐的盐商不参与贩售，有官府这个大客户一口吃下，加快了资金周转。
而官府以市价代为销售，但进价已经扣除了税金，从而防范盐商逃税。
食盐也是硬通货，不愁销量。
无需担心积累大量食盐滞销的可能，大不了送来洛阳，让高澄充作军饷、官俸。
更无需担忧乡民老死不出乡这一问题，其他朝代说到底是民众贫困。
这一点在如今的东魏暂时不存在，虽然不可能人人都能得到最高额度授田，但是日子确实过得舒适。
有了盈余之后，也会产生贸易需求。
其它朝代穷得两股叮当响，往县城跑什么。
高澄没有让商铺派人下乡兜售，在市场销售有市司、税吏等人的监管，所贩价格大体能维持市价，真要下乡售卖，谁知道能喊出什么价格来。
不必无视底层民众的生存智慧，纵使没时间进城，他们也会组织信得过的人统一进城购买。
他们或许缺乏长远目光，但小人物的小聪明从来不会少。
高澄考虑过是否明文推动这一行为，然后将这一类人任命为乡吏，从而使得权力下乡。
但仔细思考一番后还是放弃，暂时莫要把士族们逼迫过甚，钝刀子割肉，慢慢来。
而且这一行为带来的可能后果也值得好好思量。
高澄为了防止出现胥吏牟利的可能，在充分考虑到如今的食盐市价，特意为食盐暂时恒定了一斗20钱的价格，只做薄利多销。
主要关东、河北、淮北都有产盐地，运输成本低。
能不能定更高？当然可以，武则天时期食盐最高一斗500钱，是唐太宗时期一斗20钱的25倍。
到了开元盛世盐价降至一斗10钱，为了敛财，实行食盐专卖后，盐价立即张至一斗110钱。
唐朝中后期食盐售价也大体维持在200至300钱之间。
相比于唐朝的敛财手段，高澄那点人头税也只是人家一斗盐的价格。
这也是他必须恒定盐价的原因，市价是有波动的，谁也不知道在地方诸多势力的勾结下，胥吏们能喊出多么离谱的市价。
武则天时期一斗500钱，比高澄治下四名成年人一年的人头税还要高了20钱。
高澄关于盐务的政令一经推出，并未掀起任何反对声音，用市价扣除税额，直接兜售官府商铺，再由官府以市价转售民众。
这样的行为，谁也指不出哪里的不是。
薄利多销之下，盐贩们赚得是少了，但有官府这个大客户，不愁销路，而官府为盐商提供这样的便利，若还要反对，用意昭然若揭，无非是想逃税，或者扰乱市价。
这两种行为都将被重拳出击。
高澄在四州煮盐，置盐灶2666座，也是他打低盐价的底气。
百姓们对于恒定盐价的行为更是交口称赞。
高澄做了这么一件大好事后，也难得放松自己，领着亲卫趁夜应北魏第十五任天子元朗的皇后之邀，往瑶光寺外一处别院互相参禅。
小高王这样的正人君子肯定是不会进瑶光寺的。
但一想到元朗年仅19岁便让自己老丈人元亶用棉被闷杀。
高澄觉得自己身为元亶的女婿，有义务替元朗照顾家卷。
老丈人造的孽可太多了，六年前一连闷死三个皇帝，19岁的元朗、23岁的元晔、34岁的元恭。
这些人的妻妾，不都等着高澄这个女婿去赎罪吗？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