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把大逆不道的话掰开了揉碎了讲到这种程度，朱树人的光明磊落也算是彻底被岳父透彻了解了。
所以对于大明后续的治理和扩张节奏，朱常淓基本上也是继续百分百无条件信任，由着女婿独裁把关，女婿觉得该用什么节奏推进就用什么节奏。
哪怕朱树人的行径看上去再像“地图开疆”，朱常淓也不会去怀疑。
何况朱树人还是很稳的，他很清楚，统一天下开疆拓土从来不是目的，目的是让天下安定，百姓安居乐业。
一切有悖于“定天下”这一“价值理性”的“开疆拓土工具理性”，那都是舍本逐末。
两千年前孟子跟梁惠王那段对话，早已说明了一切：“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可见天下人心所向、梁惠王的求索，追求的是“定天下”而不是“一天下”，一天下只是孟子回答梁惠王、实现定天下的一种手段，
因为统一之后人民不用再打内战、可以少服兵役少服徭役少缴军粮。
人民的生命安全威胁会降低，被压榨劳力和物质的程度会降低，所以人民才期待天下一统，期待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如果一个统治者一了天下，但却继续穷兵黩武，没有节制，把“一”当成了目的本身而忘了“定”才是目的本身。
那就是舍本逐末，是被“工具理性”吞噬了“价值理性”，被手段吞噬了目标，这样的独夫民贼最后都被历史的审判诛族了。
朱树人很清楚，满蒙被灭之后，其他都不是大明的燃眉之急，眼下完全可以休养生息，哪怕十年八年不对外扩张都没问题。
只要别浪费了这二十年拉锯血战练出来的兵，别让这一代军队无法发挥余热白白老死，就够了。
……
自从隆武十年冬，满蒙问题解决后，大明就进入了为期整整五年的和平休整。
从隆武十一年到十五年，大明再也没有发动任何一场对外战争，只是埋头种田，休养生息，恢复民力，恢复北方的生产和人口。
期间只是夹杂着一些循序渐进的基础设施恢复性建设，把各地年久失修的道路工程和农田水利重新恢复起来。这些投资都是很快看得到回报的，不属于盲目投资，只要量力而行就是百利无害的。
偏远的蒙古和东北，也只需要对付一下小规模逃散的顽抗余贼，掀不起什么风浪。
五年之后，豪格和东蒙古的余孽基本上绝迹。
松嫩平原的农垦规模，在这五年里基本上也是按每年三成以上的速度稳步增长，五年之后，东北平原的人口，都已经达到了当初的三倍，而农田规模更是达到了当初的五倍。
从豪格手中接手吉林地区时，当地大约有六十万汉人，还有二十万满蒙人口，而且满人基本上都是妇女小孩，没有成年兵役男丁了。
五年之后，当地总人口达到了两百万，而且增长的基本上都是汉人。满女渐渐被汉人纳妾同化了，文化上也渐渐融合认同。而且女人本来就不存在剃头和鞭子的问题，只要改变一下发型就能融合，非常方便。
库页岛黑麦和北海道耐寒水稻的种植面积，也是年年往上翻，来不及精耕细作的田土，也可以粗放开垦、烧荒之后，先广种薄收种上大豆，等大豆把土地渐渐熟化了，再来想办法种其他粮食，乃至玉米土豆。
反正东北空地多，种单产较低的大豆也不嫌浪费，后世东北地区种大豆也挺出名的。
五年之内，东北的大豆富余明显，大明就开始在朝廷的推广下，扩大豆油贸易。把豆油大量往关内贩运。丰年多余的玉米也可以先榨油。
大明百姓在勉强吃粮食吃饱饭后，还能偶尔有点植物油补充营养，虽然大部分人还是吃不到肉，但有油吃也算是小康盛世了。
……
随着东北地区的艰苦拓荒，东北余粮大量涌入，关内原本汉地百姓的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同时，关内百姓的职业结构也迎来了一波较大的冲击。
短短五年内，关内人口因为和平休养，原本就得到了数百万的增长。虽说眼下宏观来看还是人少田多，不怕农民人数过剩。
但是考虑到各地局部发展的不均衡，在一些富庶地区，尤其是江南、两广此前一直没有被战乱屠戮波及的地区，这些年的增长还是导致了人口的挤出。
江南地区被战乱伤害到的，仅仅以南京、镇江、常州为限。无锡和苏州、松江，乃至整个浙江，在这个时空的明清战争中，都是一天仗也没打过。
两广地区也只有小规模的内部叛乱和朱树人派兵平叛，所以广州周边的珠三角也等于是完好保存下来的。
所以恢复盛世后，这两个地方首先出现了“人口增长一个就该失业一个，根本无田可种”的问题。
但是偏偏好在东北地区的垦荒建设、大规模基础投资，带来了无数的商业机会。所以广东和浙江的剩余增长人口，只好投入到为东北垦荒提供配套的手工产业中去。
东北的垦荒，可不是外行人想象的那样跑马圈地、一帆风顺，需要的投入非常大。
首先，这五年里，因为人口北迁，闯关东的人耐受不了当地的寒冷，就催生出了巨量的棉袄需求，光靠芦花稻草往衣服里塞求保暖已经远远不够用了。
所以大明不得不寻找新的棉花种植地，而且种出来的棉花也不再是都用于纺织棉布，而是用于直接作为棉袄的填充物。
江浙纺织业发达，但不产棉花，大明就由陕甘地方官员往河西走廊进一步开发扩张，扩大靠近西域地区的棉花种植。山东巡抚也在后世日照等地区一定程度扩大棉花种植，
把棉花源源不断运到工业附加值较高的浙江地区，利用当地的纺织业组织效率和劳动力密集度，批量生产成棉袄，由官府采购，交给类似“吉林将军”职权的黄得功手上，再派发给军屯部队。
在这样的经济循环中，黄得功部借着政府统筹、军户屯垦的经验，竟渐渐摸索出一套类似于后世用兵团搞边疆地区开发建设的管理办法，利用集中采购统一高效解决个人移民户无力解决的东西。
比如屯垦军的衙门统一提供棉袄、冬季供暖燃料、换取屯垦军收获粮食后比关内多缴两成粮食收成作为报酬。
发展到后来，黄得功麾下竟自然发展出了连屯垦居民连房子都可以由官府集中建造、一个垦屯的军户，把房子连在一起，至少有一面墙跟邻居家是挨着的，然后就可以统一挖一条烟道一起烧炕取暖。
东北地区在明朝以前没法大规模开发，说到底还是耐不住寒冷，取暖保暖成问题。棉袄可以统一采购，现在再把“集中供暖”给搞了，一排房子公用一条烟道烧炕，热量利用率就高得多，百姓砍柴搜集燃料的工作量也大大降低。
最后甚至发展出了百姓进一步略微提高农业收成上缴比例、换取官府统一供应燃料。而一旦官府统一供应燃料，也就不靠砍柴解决了，直接可以利用鞍山等地的东北煤矿，挖煤烧通炕集中供暖。
于是乎，大明的建筑业、采矿业、煤炭伐木业、棉袄成衣业……这些原本在自然经济下根本不怎么发展的经济门类，都得到了蓬勃发展。
虽然因为没有蒸汽机，无法进入工业时代，但至少也发展到了“大规模手工业”的巅峰状态，短短几年之内，商品经济水平已经全面逼近了南宋巅峰。
相信只要这样的商品经济继续繁荣，再配合大明科学院的自然生长，迟早能自发把更先进的工业动力制造出来的，至于是否是朱树人本人生前，倒是并不重要了。
而且，大明对东北的开发，除了对上述大宗、支柱的产业起到了巨大促进和推动外，还促成了很多零散的、对人民生活产生润物无声影响的新技术新事物。
比如，因为东北的寒冷，除了燃料烧炕和穿棉袄之外，还催生了一些其他的细节生活习惯需求，诸如对高度白酒的依赖。
科学发展到了17世纪后半叶，蒸馏酒技术当然已经不是难题，无非是是否能进一步优化蒸馏效率、降低生产环节原材料的浪费，增加出酒率。
因为东北开发的需求，白酒蒸馏技术得到了大规模的产业化磨合，大明的蒸馏提纯技术几乎是数年一个台阶地往上成长。
不但造出了更多高度白酒供直接饮用，还对医用酒精、碘酒和其他一些需要蒸馏提纯的化工材料形成了促进，让大明的化工科学也因之受益。
只是因为战乱结束年份还不算久，百姓虽然能吃饱饭了，但如果把大量小麦大米等口粮用来酿酒，还是会出现一定的粮食缺口。
好在大明已经开始在东北广种黑麦，大江南北广大半干燥崎区地区也都种了多年土豆。
而黑麦这种粮食作物，直接食用的淀粉转化效率比小麦要差一些，但用来酿酒的话，其中那些人类直接吃不易吸收的膳食纤维，也都能糖化酵化为醇类。
所以用黑麦酿酒，肯定比用小麦酿酒浪费更少一些，原材料利用效率明显划算——当然，如果是21世纪，黑麦比小麦还贵，人们普遍得了富贵病之后，就是喜欢吃膳食纤维高、就是希望让糖分淀粉少吸收少增肥，那么黑麦酿酒就比小麦亏了。
但17世纪的大明显然还不存在“营养过剩、肥胖、需要特地找不容易吸收的膳食纤维吃”的问题，所以黑麦酿酒简直太适合了。
除了黑麦之外，还有土豆酿酒也非常合适，因为土豆虽然产量远比米麦高，但长期储存的难度也要比米麦高很多，不适合作为一个国家结余的战略储备粮。
朱树人引导大明百姓广种土豆，算下来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了，此前只是口粮不足，土豆也都要用来吃，所以严控酿酒。现在战争结束，有粮食盈余，可以一定程度酿酒，那当然要优先鼓励土豆酿酒、储备米麦。
在明显的民间生产迫切之下，大明科学院当然需要让一堆“院士”想办法完善土豆和黑麦酿酒的技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果能出几个“茅台院士”，那也绝对是利国利民，当受重赏、青史留名的。
可惜完全指望技术自研，显然会走很多弯路，周期太长，还容易出现“重复造车轮”的浪费。
所以这事儿当时流入朱树人耳朵后，朱树人又动了“拿来主义”的念头。他一回忆，貌似罗刹国的伏特加不就是黑麦酿造和土豆酿造的么。
于是他就高瞻远瞩地吩咐九边的曹变蛟、黄得功二人注意跟漠北罗刹皮毛商人、殖民商队的接触，想办法打探一下他们的高度酒来源，买点样品，最好再找找技术。
还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事实上伏特加最早就是在大约一百年前，最早在莫斯科的修道院里小范围误打误撞造出来的。而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发展推广后，进入17世纪，罗刹人早已有了成熟的黑麦、土豆伏特加工艺。
朱树人直接让黄得功把罗刹人的技术抄过来，再让大明科学院的酿酒院士们中西合璧研究优化一下，到了隆武十五年时，大明也终于生产出了适合自身技术条件的伏特加酿造、蒸馏，然后大量生产卖到东北的军屯垦区。
只不过汉人自己酿造的伏特加，肯定不会叫那种拗口的名字，只是朴素地称作“黑麦烧”、“地瓜烧”。
有了低成本还不占用储备主粮的高度白酒供应，大明对东北的开发基本上也就再无障碍——反正历史同期罗刹人对西伯利亚开发用到的N件套，朱树人都师夷长技以制夷，给大明的闯关东汉人也都配上，那不就行了么？
人和人纵有体质差异，只要物质条件够好，罗刹人能做的事情汉人自然也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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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以上已经四千字。下面稍微回答一下昨天一些书友的疑问，为什么我认为“民族融合后是一次新的投胎，新的统治者不会被之前的内斗历史记录连累”。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50年代的时候，米帝傀儡了南棒，那当时米帝会担心“南棒古代有个李成桂篡了高丽王国，这段历史会不会导致我们傀儡南棒后，影响到我们米帝自己的大统领产生方式”吗？
显然不会，因为南棒只是一个鼻屎小国，被傀儡的一方，米帝怎么会担心一个器官的历史包袱影响到全身呢？
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道理是一样的。秦隋元以征服者姿态出现、完成融合时，秦隋元的原核心领地和文化，扮演的是头脑的角色，被征服文明扮演的是其他器官的角色，那些器官被移植到了秦隋元这三颗大脑控制的躯干上，拿主意的还是大脑。
一个女人如果是初婚，她移植了一个三四五六婚的女人的心肝到自己身上，那她还是初婚，她对婚姻的忠诚度、三观也还是一个初婚女人的三观。
所以秦根本不担心“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的历史教训会不会被跟着移植过来，那都是一些失败者的失败史，这就是我所说的“民族融合后，就相当于肉身重新投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