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容拿起笔，在已经写下的“第二”的后面缓缓写道：
，以辩证思维看待我与“我”的关系。
客观来说，承认表演过程中（自始至终）我的时刻客观存在且必然存在，已经完全违背了“体验”的最高目标和理论基础，再用“体验”来概括这种方法，就显得不伦不类。
那么换一种说法。
“和合”或者“和”。
和合的概念发源于中国先秦哲学思想，《管子》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内经》说“气合而有形”、“天地合气，命之曰人”，《易传》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庄子》说“通天下一气耳”等等，这种思想广为先秦各大学派所接受，并贯穿于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
这些不同学派的思想反应了一个相近的哲学基础，世间万事万物由最微小的粒子，“气”、“精”或者“精气”构成，而气分阴阳，阴气和阳气之间的交互运动，化生五行乃至世间万物，也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道家所谓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理念。
这种哲学理念渗透了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治国理政（法律和道德），小到人文科学（风水等）、自然科学（中医等）以及日常生活，以法律和道德为例，法律和道德似乎是对立的两面，但实质上法律反应了大众对于道德的呼唤，而道德的实现需要大众的自觉，法律则是实现这种自觉的终极手段，这两者的存在形式是对立统一并且相互转化的。
在中国古代哲学当中，阴阳为万事万物的一体两面，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相互转化，而化生万物，而这个依存、斗争、转化的动态平衡，称之为阴阳匀平或者阴阳和合，简称和。
那么根据这种朴素的辩证哲学思维，由此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我和“我”的关系，应当处在一种“和合”的状态。
产生这个猜想来源于几个月前《家》的第二场演出，过去我一向以为我的体验做的不错，演出的状态也总能调整到最佳，但是那场演出之后，事实证明过去并未达到最理想的状态。
当时，“我”以觉新的心态活在舞台上，而我则是全力对抗着身体的疲惫，以期能够全身心的投入体验当中。
可以说，我存在的痕迹比平时更加明显，理论上演出的效果也应当更加糟糕，但是演出从反馈的结果来看，尤其是蓝田野老师和朱旭老师等一些业内同行的评价来看，似乎恰恰相反。
这里同样可以证明苏民老师的杂念说是不准确的，杂念虽然不可消除，但在专注一件事时，杂念是没有正向的意义的。
而这种所谓的杂念，确切的说是我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首先从技术方面，编剧即使写他自己，恐怕也无法完整的概括自身的性格，那么也就必然导致演员在分析人物时，无法完整的分析每一个行动背后的行为动机，在这种情况下，演员在行动过程中，难免某些时刻大脑会陷入一片空白，进入一种，“我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的缺少行为动机的懵逼状态。
其次，纵然编剧刻画了一个完全“活”的人，他的行动明确、行动动机清晰，那么这个人物我真的可以完全复制吗？
按照体验的方法论，可以。
那么先把体验、和合的概念差异放到一边，说一种日常生活中最为普遍的现象。
团长这家伙很贼。
我说这句话的同时，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这货贼兮兮的笑容。
而在准备塑造一个人物时，状态是相当的，这个人物很阳光或者很冷酷，我的脑海当中基本上立刻就能浮现出一张“我”的面孔。
一方面，这个面孔，或者说“我”是由我的人生阅历、文化素养针对剧本的设定组成，其次，“我”依靠我控制材料，也就是我的身体完成规定情境下的行动。
这个过程中，我处处存在，而且不可或缺。
表演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都是通过各种材料进行创作，区别不过一个通过各种各样的工具、材料进行，而表演以自身为材料进行。
参照其他艺术创作，如画家用笔墨作画，尽管很多画师不需要参照实物，但是对于实物，他们往往已经了如指掌，如徐悲鸿画马、齐白石画虾，尤其是后者，也许在“形”上不能和原物媲美，但是“神”却能达到极致。
在美术创作中，形和神的关系，大致相当于是“我”和我的关系。
梵高画向日葵，他画的并非某一株特定的向日葵，而是把他心中的向日葵画了出来。
这个向日葵是掺杂了画师主观意志的向日葵，而且可以断定一点，画师在画马、虾、向日葵之前，必然仔细观察了大量的实物，闭上眼睛可以清晰地想象这类实物每一个部位各种不同的存在形式。
这点和我过去的认为的体验生活是体验特定群体的思想状态，而非寻找典型不谋而合。
以美术创作类比表演，性质也是类似，演员在整个创造过程中，无论排练还是演出，我的存在不应当消除，也不可能消除的，但绝非仅仅使用自身的身体作为创造人物的材料，更非仅仅以自身的思想、喜好、志趣去替代人物进行行动，而是努力地去靠近“我”，去理解“我”，把“我”当成最最亲密的人，如妻子、孩子。
两者间的辩证关系确定后，那么紧接着，就涉及到具体的方法论，所有不提供方法论的理念，都是假大空，都是耍流氓。
仍以美术创作为例，唐人符载写过一篇《江陵陆侍御宅宴集观张员外画松石图》，是描写画家张璪作画的情景，他感到张璪画松树、石头时，是“物在灵府，不在耳目”的，所以能“得于心，应于手”，笔墨之中没有半点犹疑，所以才能画的“松鳞皴，石巉岩（yán），水湛湛，云窈眇”，不难看出，松、石、水、云的动态，都是在画家心中的。
画松石尚且如此，何况画人，更何况去演一个活生生的人呢？！
还是以“团长这家伙很贼”为例，当我说出这句话，脑海中浮现的出他的笑容，仅仅如此吗？
这涉及到生活中一个不太被关注的关键点，我脑海中浮现了团长贼兮兮的笑容时，实质上，我已经感觉他那一刻的精神状态。
推而广之，我的脑海当中浮现出人物的鞋子、裤子、外套、走路的姿势乃至于说话语气的抑扬顿挫等等等等，其代表的不单单是具体的实物，而是人物性格、精神的外在呈现形式。
符载的这篇文章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却为我的假设提供了具体方法论的思路，从过往的经验而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首先，“我”是什么样的呢？
带着这个问题，去剧本里寻找，这是每一个剧本必须交待的创作前提，以蔡添明为例，一个聪明、狠辣、果决的毒枭。
其次，“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带着这个问题，去生活当中寻找，通过体验生活、深入生活甚至生活，融入到人物的特定群体当中，理解、感受、趋同于他们的思想状态。
蔡添明这个群体遭遇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出身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贫穷，不然也不至于走上这条违法犯罪的道路。
另外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钱。
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犯下的罪行，因此无论行走坐卧，他们都保持着高度警惕，比如多年不见的发小突然联系，无论是或者不是，先把这个定位为卧底总是最稳妥的。
最后，“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呢的？
至此，就需要把剧本规定情境下的行动和特定群体思想统一起来，给每一个行动寻找合理的行动动机。
被张雷逮捕后，蔡添明的决定是不惜一切代价获取自由，而获取自由光有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面临绝境的镇定、缜密的思维，缓缓编织一张将所有人同归于尽的大网。
人物的创造不可能也不应当一蹴而就，除非剧本就是量身定制，演员演的就是他自己。
创作过程应当是循序渐进，今天窥见“我”心灵的一点隐秘，明天也许又看到“我”一双眸子的闪动，也许有一天又突然看到“我”头上的一丝白发和脚上常穿的鞋子。
总之，必须让“我”在我心里愈发分明，最终出现“团长这家伙很贼”的现象，只有“我”出现在我的心中，我才能像“我”那样生活。
关于具体的调节至和合状态的方法，我有一点思路。
《内经-阴阳应象大论》有言，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从阴阳的角度分析，我应当是属“阴”，“我”应当属于“阳”，也就是说一对具体事物对比时，符合水的特征的属阴，符合火的特征的属阳，我是具体的、客观存在的、静止的，而“我”是抽象的、想象的、随时变化的，分别对应了水火的两种特征。
我的假设是，通过对“阴”和“阳”的调整，最终达到一种和合的状态，举例来说，在《家》排练期间，我致力于加强“我”的存在，消除我自身的影响，但是演出的效果并没有达到最佳。
这是一种明显的阳盛阴衰的状态。
在第二场演出之前，因为繁杂的事务导致我特别疲惫，演出过程中我积极调动全部的注意力，努力把握每一个细节，增强了我的存在，也就是“阴”的存在，和“我”达成了暂时的妥协，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
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阴阳运动有统一了共同的目标，形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也就是和合状态。
其次，关于调节的基本原则。
创新不是把原来一切旧的事物推倒、毁灭，然后重新建立，这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如方法派就建立在体验的基础上。
但无论什么样的原理，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样的方法，表演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最终仍要服务于现实，服务于观众，而非满足自身的臆测或者只作讨论使用。
所以我认为，创作过程中，现实主义仍是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要体验生活、深入生活，以现实为依据。
但是作为艺术创作，仅仅现实主义是不够的，但追求现实主义影响艺术创作的的浪漫主义的成分吗？
从思辨的角度，甚至可以这么进行论断，当现实主义深刻到一定程度，就是浪漫主义。
当然，“阴阳和合”作为中国先秦诞生的哲学概念，同样被传统的风水学说采用，成为其理论基础，也因此常常被当代误认为“子虚乌有”乃至于“怪力乱神”，难以服众。
那么换一种更加科学、现代的说法，唯物主义辩证法。
和合的概念也用另外一种概念替代，矛盾。
从本质上而言，这种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的“和合”猜想也符合唯物辩证思维，也就是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至于其是否成立，如果成立那其中又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具体的训练方法，就需要日后实践过程中进行求证并补充了。
徐容端起水杯，抿了一口水，他看着刚刚写就的两页，心中难免升起一股错乱之感，一方面总感觉自己在鬼扯，另外一方面，因为有现实实践作为参照，他又感觉鬼扯存在一定的道理。
不过他心中生出一股感慨，如果这种假设真的成立的话，他提出的这套体系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容易理解、学习的表演体系。
“和合法”的最大的优点在于简单易懂，但凡生在红旗下的国人，最不缺的就是根植于血脉基因的“和合”、“匀平”思维，接受过教育的当代青年，对于马哲更是都能融会贯通，最不缺的就是唯物辩证思维，相比于体验、方法、表现，他提出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大大降低了学习门槛，几乎是有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