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为人后处世处好世
人们习惯于将“为人”与“处世”二者并称，它们看上去是一回事，其实不然，二者既有联系，更有区别。
为人讲求的是一种做人的原则，一种对社会公德的遵守、服从或者违背、反叛；而处世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相容技巧。为人重在个体思想、道德、文化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对自身言行举止的深刻反省和反思；而处世重在社会和他人对个人的评价，而社会和集体又比单个的人复杂得多，因此，处世也就比为人艰难得多。无怪乎刘晓庆感叹说；“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一个名女人，难上加难！”因为名女人无时无刻不在他人和社会的监督评价中。凭借诚心正义地为人，完全可以独自走向理想、完美的人生境界，但谁也无法像鲁滨逊那样在一座孤岛上独自永久地生活下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不可避免地要和他人和社会发生联系、接触，而这“联系”和“接触”就是处世。但由于为人和处世在对象和内涵上具有互不可替代性，因而，一个人也许很会为人，却不一定善于处世；同样，一个人也许在处世方面有些方法和能力，而其为人却是糟糕透顶。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是个连帐都不会记的大文盲，为人阴险、毒辣而又专制，弄权纳贿，徇私枉法，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但她又是个具有巨大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媳妇、姐妹、妻子和女士人。她孝顺老人，一张巧嘴把贾母哄得舒舒服服，整治下人又总是有言在先。她不通诗书，却主动热情地充当海棠诗社的“后勤部长”。甚至对刘姥姥这样的穷老婆子居然也能以礼相待，迎来送往。在贾府有着几百号人马的钟鸣鼎食之家，除了她，谁也玩儿不转。
再来看林黛玉和薛宝钗。论容貌，林黛玉“袅娜风流”，用贾宝玉的话说，是个“神仙似的妹妹”；薛宝钗“鲜艳妩媚”，肌骨莹润。论才华，二人在诗赛中轮流夺冠，二分水流。应该说，在爱情的争夺战中，二人实力相当，并且，林黛玉和贾母之间还有一层特别亲密的关系，这从林黛玉进贾府时受到异常隆重的礼遇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然而，她最终却败给了薛宝钗，原因很简单：林黛玉为人纯真、高洁而又富于诗人的气质和激情，但在处世中很成问题，她“孤高自许，目无下尘”，锋芒毕露，结果，在大观园里落了个“刀子嘴”、“小心眼儿”的恶名，“群众基础”薄弱。相形之下，同样是远道而来、寄人篱下的“客唧”身份，薛宝钗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她不仅具有异常丰富、深厚的诗书修养，而且，作为“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贵族小姐，能处处善解人意，尊重自家及贾府里的奴仆丫鬟。由于她“随分队时，行为豁达”，合府上下对她有普遍的好感，就连对贾府的一切都怀有仇视和敌意眼光的赵姨娘都不由得敬她三分。与林妹妹相比，一样的为人，两样的处世，孰胜孰败已不言而喻。怪不得前人评价说：“死黛玉者，黛玉也。”此话不无道理。
只会做人而不善处世的人，正如关在笼子里的威武美丽的雄狮，可远观而不可近处；既会做人，又会处世，才是可亲可敬的美丽凤凰。谁都可以尽情地赞美林黛玉的清纯脱俗，一如人们赞美自己美好遥远的理想；谁都可以对薛宝钗的世俗随和大张挞伐，然而，正如王蒙先生所指出的，没有哪个家长、兄弟希望自己的女儿、姐妹变成林黛玉。这说明：虽然随着社会和时代的进步，人性有发展变化的一面，不可以将过去时代的为人处世原则与现代新型的人际关系相提并论，但人性也有恒久的一面。我们提倡的为人处世，应该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内涵和方式的统一，在自尊、自爱、自重的基础上学会关心他人，尊重他人，体谅他人。所以我们主张先为人，后处世，处好世。
（谭真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