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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七章: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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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顼在上京翘首以盼之时,王安石等人也已经出发了,带着汴京五十六万官员、军队和百姓,顺着汴河漕运水道一路南下。

汴河之上已经不能用千帆来形容这次迁都的壮举,整条汴河水道上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禁止任何船只驶入,现在却是整条汴河水道上都是船只。

迁都船队从汴京出发,顺着汴河一路南下,途经陈留、襄邑、应天府、永城、宿州、灵壁、盱眙七座大城市,然后从盱眙入隋唐大运河,途经淮阴、楚州、高邮、扬州四座大城,最后从瓜州进入长江,往东达到长江口,折向进入松江,中途进入黄浦江,到达上京。

这条水道长期以来的作用就是把东南的钱粮输送到汴京,维持汴京的虚假繁荣。

此时,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都站在船头,望着一路浩浩荡荡的船队,望着一路上因为这条水道而兴起的大城市。

“君实还是担心官家再开边事?”王安石问道。

“不全是官家那边,你不是说职方司最近传来北辽军队大规模调动的消息吗?”司马光担忧地说道。

见王安石一脸忧郁不再说话,司马光摇头叹息道:“如今大宋严重缺粮,官家还是坚持要拓展海外,设立金州,需要供应十万人的口粮还可以从流求调拨,这也就算了。可是,官家还要西征印度,攻打朱罗国,说好只派一万水师过去支援三佛齐就可以了。官家却硬是抽调了五万远征军,五万保甲军,要去扩大凌牙州,这里又是十万人的口粮。如果北辽乘机发难,后果不堪设想!”

司马光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古代,一旦出现粮荒,伴随而来的一定是兵灾。所谓兵灾,就是为了抢粮食。中国历朝历代,治乱循环,其实都是农业的脆弱性导致的。

精耕细作下的农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农业又是非常不稳定的基本上靠天吃饭的产业。许多王朝差不多都是被天灾所毁灭的,旱蝗水震,是农业国家的杀手。

旱灾、蝗灾、水灾、地震,这四大杀手,一旦露出獠牙,那么粮食就会歉收,在精耕细作农业下增长起来的人口就会面临毁灭性打击。大量人口将死于饥荒!随后是为了夺取粮食而爆发的兵灾,兵灾一起,十室九空!

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就缔造了一个半亿帝国,汉朝人口达到了五千万。而汉武帝一朝前期,汉朝的版图还不包括广大的南方地区。可是,直到现在大宋开发了南方地区,大宋的人口也不过八千万。

汉朝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根本无法与宋朝相对比,那么阻扰大宋人口暴增的原因在那里?还是农业的脆弱性。

隋朝时期,中国的人口达到七千万。隋朝大乱,人口锐减,在唐朝初立时,只有一千五百万。唐朝末年,人口规模达到六千万,还没有超过隋朝末年的水平。然而,历经五代之乱,当宋朝定鼎天下时,人口锐减到三千万,这还是因为五代之时,南方人口仍然保持着一定增长。

到现在,大宋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人口才上涨到八千万。人口增长是缓慢的,而要锐减只需要一次天灾,只需要一次兵灾。中国的治乱循环的根源就在这里。

很多人认为中国治乱循环的根源在于人地矛盾,这其实是一个误解。比如,现在的大宋,东南人口最多,人平均土地面积最少,但是东南却是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不仅可以满足自己,反而能够接济汴京,生产出大量的商品粮。同时,也使得工商业更加繁荣。

而湖广地区和西南山区,人烟稀少,人平均土地面积最大,但是因为人口太少,无法做到精耕细作,而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导致粮食产量极低。

但是,因为古代交通不便,生产力水平不高。成本高额加上收回成本的时间太长,修建水道驰道,迁徙人口开发,都是需要十分丰富的储备才能进行的。要开发一个地区,必须要运粮过去,作为开发的物资基础,然而,交通不便,运粮消耗太大,本来就不多的粮食储备大部分消耗在了运输途中。开荒就和打仗一般,是极其消耗钱粮的。

大宋本来极为富有,储备丰厚,但也被赵顼的大迁徙大开发折腾得差不多了,就连民间的最后一点潜力都被榨干了。

如果赵顼不是穿越为帝,并且控制了军队,这样的大移民大开发是不可能完成的。由此可见,人地矛盾是局部的,是相对的。脆弱的农业才是根源,交通不便才是根源。

“这也没有办法,官家毕竟太年轻了,我们只能竭尽所能为官家补漏洞了。其实,官家也有他的考虑。官家的眼界远比我们要远得多,我们总是忤逆官家也不好。皇权与相权之争,自唐起就越演越烈,朝堂之上的倾轧,受苦的还是底层百姓,但愿这次大选是一个终结点。”王安石安慰道。

“职方司的密报说,官家派出的十万印度远征军,没有向广东路各州要一粒粮食。”军部尚书熊本说道。

“哦,看来官家又是和上次一样,拿军备从交趾换粮食了。这样也好。”司马光心里也平静了一些。

从赵顼命令远征军从交趾换粮食,司马光知道了赵顼也认识到了大宋的粮荒危机。只是,交趾已经与占城、真腊打了两年仗,交易的粮食应该也不会很多。所以司马光心里也只是平静了一些而已。

“君实,别忘了,占城稻是从哪里来的。北方豪族之家大都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各级官府已经高价向他们收购了一些,南方百姓,装备了突火枪,打猎也积攒了一些肉食。沿海各地,出海打渔的百姓越来越多,远的已经到日本去打鱼了。从日本北海运来的海鱼一船接一船,这可比帮助日本开荒要划算的多。海卫军以捕鱼练兵,纵横海上,其中捕获的大鱼不知道有多少,基本上实现了军粮自给。如此算的话,东海与南海就是大宋的大粮仓,大宋的疆土面积等于增加了一倍。粮食的问题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只要连续三年,大宋不发生大规模的灾荒,粮食危机就能渡过。”王安石对大宋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交趾和占城两国都是大规模种植占城稻的国家,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好,算来,也是一个大粮仓。从交趾得到十万人的粮草,并非难事!后世的的东南亚、中国、印度各国都是水稻种植大国。在还没有引进美洲的玉米、番薯等高产农作物之时,水稻是旧大陆农业产量最高的农作物。

如今,大宋的主要农作物,粮食作物有:稻、麦、豆、粟、黍五种,经济作物有:棉花、甘蔗、茶树、油菜、苎麻、桑树六种。还有从天方世界引进的一些蔬菜:胡萝卜、菠菜等,本土的蔬菜也有萝卜、白菜等。各种农作物种类高达三百多种。

这些都是历史上有记载的,随着赵顼的到来,各种农作物得到研究和推广,特别是甘蔗和占城稻。新式的先进的农具得到普及,直到十二世纪才普遍使用的钢刃农具已经提前实现普及。由于这些,王安石才有信心,在三年内渡过粮食危机,有信心推行十年大治天下的计划。

要知道,修建水利驰道都是十分耗费钱财的事情。如果按史学家司马光的看法,一定是坚决反对的。以史为鉴,历史上的秦隋两大王朝,就是因为修建驰道水道,太过耗费民力,才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

“介甫,十年大治的计划,使我们商议好的。这件事,由你主持,我放心。就怕官家在这个过程中干涉太多,官家雄心勃勃,到时,怕是稍微有点功绩,就想着做汉武唐宗了。有时候,我也的确佩服官家的高瞻远瞩,可是官家这个人不踏实,就怕高瞻远瞩变成好高骛远了。”司马光解释道。

“官家有时候的确让人捉摸不透,但官家绝非嗜血暴戾之徒,他似乎总在害怕什么事情,才变得不可接近,但也并不完全听不进谏言。这点,君实应该比我要懂得到吧!”王安石回应道。

“太祖皇帝开创大宋之时,有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官家看似对政事堂放权了,但是很多时候又乾坤独断,完全听不得反对的声音。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官家这种性情,总是让人不放心。大宋的江山社稷不能寄托在官家的性情上。官家的远见和克制,我也十分赞赏,但毕竟不是没有君主都能够做到。如果官家的性情成为了一种传统,被后代昏庸之君模仿,我们再多的苦心经营,又怎么经得起昏君的摧残?”司马光辩解道。

“这个君实放心。官家对我好像有种天生的信任。这次大选,官家不是同意了吗?大选过后,完善体制,限制官家利用声望控制百姓和军队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了。大宋要长治久安,自然要看的还是制度。毕竟昏君常有,贤君百年难得。太祖皇帝立下的祖制,已经被官家破坏殆尽,重建更完善的治国体制,已经刻不容缓。”王安石一脸笑呵呵地说道。

王安石之所以笑着说道,是为了避免被司马光认为这是炫耀,炫耀官家只信他王安石。王安石所说的从制度上而不是从礼法上限制君主的权力,这是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迈进的前奏。

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事实上包含着诸多的矛盾:周边民族政权与宋朝的矛盾,宋朝国库空虚与大宋富有的矛盾,南方士大夫与北方士大夫的矛盾,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大地主大商人与中小地主商人的矛盾,地主土地资本与商人货币资本的矛盾,手工业开始脱离农业自立与农业生产能力脆弱的矛盾,宋朝中央集权与各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新兴的商品经济思想与传统的农本经济思想的矛盾。

诸多矛盾所反应的正是文明迈进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激烈变动和斗争。如果加上赵顼穿越而来,又多了一重矛盾,历史发展局限与催动社会快速发展的矛盾。(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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