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康六年（201年），无疑是个十分美好的年份。
时年天下无兵戈之难，无风雨之患，国家承平，河清海晏。
在寒冷的冰河时期，遇到这样一个风调雨顺的年份实属不易。
最大的灾害发生在，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为此朝廷一度还担忧要不要下发政令，检讨圣朝之过。
按照前汉的传统，发生日食、月食、地震之类的灾害，都会罢免三公之一，为皇帝背锅。
因为日食，民间的清流又再次跳了出来，指责工业区误国，这是苍天对浓烟的示警，鼓噪要朝廷设置祭坛，派遣高官祭祀，告上天忏悔其罪，请求赦罪。
张瑞却强势制止了朝廷百官的胡思乱想，并派锦衣卫一口气抓了十几个最为跳脱的清流，帮他们建了一个祭坛，让他们在上面跪着祷告一天一夜，期间滴水不得进。
效果十分显著，天下所有人，都心悦诚服的认识到了，朝廷是光明至德的，所谓天狗食日，乃是警示君王一类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愚者之论。
再也没人敢在明面场合上污蔑朝廷君王不道，政局紊乱，得罪了上天。
至于私下场合，学术的事情，张瑞还是交还给了学术。
对于日食的认识，诸夏古人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愚昧，也就是几百年后的唐朝太史丞李淳风便认识到了日食是一种天文现象。
并结合历法，准确的预言了日食的日期与具体时间。因此说服了李世民推行新历法。
孟朝距离唐朝虽然隔着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与隋唐，但相距其实只有四百年。
就连灌钢法的技术，这之间都是一脉相承，没有多大的代差。
两者之间的科技差距并没有多大，但孟朝有的科技，绝大部分唐朝都没有。
比如科学院、长安学宫、远望镜、玻璃与地圆说。
这导致长安学宫的天文学院其实也已经发现了日食、月食都是天文现象的一种，借着这次日食，长安学宫横扫了儒家的天人感应学说。
除了日食这个小插曲，建康六年各地都一片欣欣向荣。
利国利民的水利设施平地而起，关东郡国尤为受益。
所谓的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水平等等，都与水利设施息息相关。
这一点，大明朝便是孟朝的理想。
经过诸夏数千年的开发，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年间的大兴水利等等，明朝的农田生产力基本达到了自耕农社会的极致，基本都有发达的水利设施。
尤其在南方，受到的大规模战乱较少，农业设施保存的更加完善，是著名的鱼米之乡。
也正因如此，南方才有繁华的经济，出现所谓的资本萌芽。
唯一的遗憾是，这富庶的商业经济，几乎不纳税。
张瑞没能亲眼目睹过明朝江南的风景，不过在阅览了民部上报的奏折后，张瑞觉得孟朝关中应该也大抵就是大明江南的模样了。
到建康六年，关中水利已经建设到了极致，已经足以确保每亩地都有水利灌溉，每片良田都得到了精心照料。
在精心选种、堆肥灌溉、精耕细作下，一处普通的农田，也能产量三石八斗，如郑国渠灌溉的良田亩产量更高达了八石有余。
这个数字与明朝《通州志》记载的“丰年上田亩出谷三石，次田两石，下田工石”已经极为接近。
明朝的一石约等于汉朝的两石半，所以孟朝如今虽然还不及明朝，但也已经能够望见项背。
孟朝优于明朝的一点在于，孟朝可不是只征收平民百姓的赋税，逮着农民拼命压榨。相反，孟朝的征税重点一直在那些富庶多金的豪族身上。
对平民百姓、家庭手工业者，官府官吏被严格约束了手脚，谁敢乱伸爪子，钢刀绝不留情。
但对豪商大族，官府则反其道而行之，设置了专业官僚，严厉、密集的监控着每一户豪族的纳税情况。
在孟朝，这些豪族作奸犯科，可能不会有多大后果。因为官府允许赎刑。若是能与被害人达成谅解，协商赔偿成功，官府也不一定会挥下屠刀。
但若是偷税、漏税被官府查到了实证。这可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轻则数倍罚金，重则铃铛入狱，不但家产充公，交给皇帝少府，其本人也要充为隶臣妾，日日劳作。
这就注定了，天下豪族的缴税情况会受到民部与少府双方的关注。
甚至于少府官员要比民部还要积极。
这是因为，张瑞给了少府一份训令，就铭刻在少府府衙前的石碑上。
“能检举豪族漏税者一，得其抄没薪金之十一。”
这也算是少府官员的一个最重要福利。
只要能搜集到情报，由少府交给民部及督察院，确认某户豪族存在偷税、漏税，那么他的罚金或者更进一步抄没家产总额的十分之一，都归这名少府官员所有。
少府内部收钱，内部奖赏，走皇帝私账，绝不会流露任何人的信息。
这份政令下，少府官员可比拿死工资的民部官员热情高涨多了。民间百姓如果要检举，也更愿意向少府官员泄露消息，因为能得到的赏钱更多。
这也导致天下豪商，尤其关中地区的豪商，对偷税、漏税真的是头皮发麻，谈之色变。
说句苛政猛于虎也，对他们而言也不为过。
这些豪族与普通百姓不同，他们平日里锦衣玉食，尽享人间盛世繁华，实在没人愿意为了那点税赋，放弃自己如今所有的荣华富贵，到隶臣妾队伍当中天天艰苦劳作，肩扛担挑，风吹日晒。
底层农民因此而获得了一份相对较轻的税收压力，又逢三年免税，不用向官府缴纳任何税赋。
在今年这个风调雨顺的年月，孟朝关中百姓可谓是家家户户，丰收满仓。
民部在凉州东部、直隶北部、与终南山下一口气新增了三个粮食仓城、两百多处常平仓，才总算是稳住了关中地区的粮价，保持住了朝廷划下的每石十八钱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