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间，杨国忠犹如一颗财政新星，冉冉升起，步着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珙的后尘，杨国忠搜肠刮肚想尽办法厚敛钱财，以满足皇帝的私人用度。皇帝投桃报李，在一年的时间内，让他得领水陆转运、司农等十五使，并升为给事中、兼御史中丞。
此时海内丰骟，州县中所存的粟帛便达到价值巨万，杨国忠向皇帝建言道：“古者作二十七年耕，可余九年之食。今天下太平，请各州县拿出存下来的东西，变为轻货，以让京师富足。”
在李隆基的批准下，杨国忠命令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交易为布帛，然后运到京城，以此来充实天子的御府。
在他的经营下，存放在天下赋调的左藏库，货物堆积如山，应有尽有，天宝八载，李隆基曾率百官参观了左藏库，连胜啧啧称赞杨国忠，赐给他紫衣、金鱼，授他为知太府卿事，原本杨国忠就担任全国财政的十五使，现在再兼任了杨慎矜死后所留下来的财政大权，杨国忠一下子就将帝国绝大部分的财政大权集于一身。
然而李隆基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以为国用充足，愈发放开手脚来挥霍无度，凭着兴趣赏赐宠臣，随心所欲，完全泯灭了当年节俭的精神。
开元之治所取得的社会财富，基本上是通过纳税的形式流到政府的手中，这批财富大多数不是用之于民，而是被皇帝挥霍掉。
昔年，唐太宗提倡要藏富于民，这才是立国之本，然而到了现在，海内百姓饱受苛捐杂税之苦，在所谓的充盈的太平盛世中，过上了穷困潦倒的生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现象已经逐渐成为常态，富人铺张浪费，穷人活在盛世的最底层，苦不堪言。
而李林甫的威权，震慑天下，然而他还是怕李隆基，不是一般的怕，而是骨髓里面的怕，他深切地知道，李隆基是一个怎样精通权术的人物，加上至高无上的皇权，只要一个不满意，就可以随时叫他卷铺盖走人，甚至要他的命。为了让李隆基对他只有好的印象，没有不利的信息，他不遗余力的阻断言路。
尽管李林甫采取了高压政策，造成了万马齐喑的格局，但还是有些正直之士不顾荣誉、地位、身家性命冒死进谏，尽管大多数无济于事，甚至身败名裂。
李林甫的威势如水银泻地，断绝了许多人的前程，砍下了许多的头颅，破碎了许多的家族，然而还是有人出来对他进行了挑战。
咸宁太瘦赵奏璋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挺身而出，弹劾了这个他认为是奸相的二十多条罪状，以显示社会正值力量对邪恶势力的抗议。
李林甫扣下奏章，命令御史台将赵奏璋逮捕，以妖言惑众的罪名，将他残忍地重杖决杀了。
这是李林甫为相十多年来，朝臣之中自发的也是唯一的以此公开弹劾，它显示了正义反抗的意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给朝政带来了一丝光亮。
随着李林甫以胡人为边将的政策出台，边镇发展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势头，而唐廷赖以军事支柱的府兵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自募兵制施行以来，府兵每况愈下，虽然建制仍然存在，却由于兵士不堪长官的鸭脖，纷纷逃亡而名存实亡。军器粮草等长时间得不到补充，所剩无多，本来府兵进入宿卫中央的部队，侍卫天子，被看成荣耀的象征，但是到了天宝八载，对长安城中的宿卫已经变荣为耻，“侍官”成为骂人之语，各个折衡府已经没有什么兵员，加上李林甫除了发兵所用的上下鱼书，府中只剩下官吏在维持残局。此外，长时间的和平局面，使武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成为士大夫们取笑的耻辱的身份。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政府严令禁止民间练武，优良的兵源因此枯竭，在文能兴邦观念的支配下，人们重视习文，从正途入仕，若有人去当武官，必为他的父兄所不齿。
这些都是中原府兵宿卫的状况。
随着这种情况的加剧，朝廷腹地已经无精兵强将可言，相比之下，边镇各节度使大量招收性情彪悍的胡人为兵，形成一支支劲旅，兵强器精，雄峙一方，而此中又以范阳、朔方、陇右最是突出。
中央和地方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形成了强枝弱干的局面，政府赖以发号施令的军事基础，事实上已经土崩瓦解。
与中央军事力量削弱相反，身为皇帝的李隆基的尊号却是越来越闪射出神圣的光芒，就在第一次上表后的六个月，群臣再次一致上表，把李隆基叫做“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而这都只不过是李林甫领导的一叶障目手法而已。
外表上看起来光芒四射，可是躲在深宫之中，十几年不出长安城的李隆基，实际上已经与他的年纪一样，慢慢僵化成塑着金彩的偶像。
三年来，朝廷的局势的变化，天下黎民百姓生活的变化，东北安禄山势力的增长，这些都好似无关紧要的事情，李跃全身心地投入到陇右的发展，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无论是人才还是策略，李跃都抱着韬光养晦，养精蓄锐的策略，隔岸观火。
没有了李林甫在暗处蓄心算计，事情也终于变得简单容易起来，招收胡人为兵是边疆各镇都很普遍而且非常盛行的状况，在李跃的管辖范围内，也有一些羁縻国，但是李跃在当上陇右节度使，创建白虎营、青龙营的时候，就坚决地将胡人排斥在外，两千白虎营，六千青龙营全都是清一色的汉人。
西北之地，豪爽勇猛之风盛行，李跃并不缺兵源，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则，陇右的主力部队全都是汉人，这样做固然增加了士兵彼此之间的优越感与互相的信任，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胡人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