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军作为“海寇”，攻入长江流域时当然是打着反抗朝廷海禁令的旗帜，且公然以海商身份要求与朝廷平起平坐，完全颠覆了自古以来的“士农工商”的传统。这种对传统的冲击在江南以及周边地区发酵之后，引起了大规模的动乱。
“奴变”就是在中华军席卷长江下游之后爆发性蔓延开来的。随后，新军在大明朝富庶的浙江爆发叛乱，也搅乱了浙北浙东的社会秩序，使得奴变等动乱蔓延到了浙江等地。
其实，由于中华军的行动所引起的民变，已经很早就出现了。十多年前，尹峰带着中华公司护卫队战船横扫福建沿海，就引起了福建沿海各县的多起“民变”，渔民、佃户乘机抗税抗捐。五、六年前，中华军夺占福建南部泉漳等地后，福建各地都出现了所谓的“奴变”、“佃变”，“奴变”的范围不大，毕竟福建有能力养大堆奴仆的家族极少。但是“佃变”则遍及福建各地，也就是佃户反抗地主要求减租减息。
尹峰当年听说了所谓佃变的消息后，好奇地派人去了解了一下，发现造反佃户还成了了农民组织，于是就很诧异地回想起了另一时空中近现代史的“大革命时期”。难道这个时代就已经有“农会”这样的组织了？
他让曾瑞亲自去调查了一下，发现“佃变”完全是福建的地主们自找的麻烦。福建宁化地主收租时,规定二十升为一桶,而实际上按大明度量衡制一桶是一十六升,大桶入小桶出，相沿为例百余年，一进一出之间,地主就增加了四分之一的地租。农民们又被迫缴纳冬牲、豆棵,实行送租至仓等旧例。福建地方山多地少，地主们无不各显神通,想尽量多收租。中华军攻占泉州、漳州一带后，兵锋曾经到过闽西等地，福建宁化县民黄通举旗造反，“连络数十乡为长关,用其豪者日千总, 总各为部。通有急则传千总,千总传所部,不一日而千百人集矣。乡之丁壮,悉听其拨调”,他们自称为“田兵”，一度攻占了县城，曾经派人主动与尹峰的部队联系。
“田兵”之中有少量读过几天书的人参加，因此发布了不少半文半白的布告，曾瑞曾经拿了一些给尹峰看。
尹峰看了这些文告后，很有点时空混乱的感觉。
这些布告中的文字很容易看懂，换成某一时代的政治化语言来描述，大致意思就是：
“田兵”们自发掀起了减租减息和争取永佃权的斗争。农民领袖黄通提出废除每纳租
谷一担加耗一斗的所谓“桶面”,废除“大桶入小桶出”的剥削政策。同时，农民们要求减少租额,一石止纳七八斗。这些革命政策得到佃户们的热烈响应，他们要夺回自己劳动果实，因此将把所有收租大桶烧毁，按照农民自己规定的标准确定地租上限以及收租度量衡。
在宁化等地佃农暴动影响下,附近州县的佃农也组织了田兵。瑞金县的何志源、沈士昌、范文贞等人,就仿照宁化县倡立田兵,旗帜号色皆书“八乡均佃”。
各种原先被大明王朝国家机器压抑在地下的民众诉求，在中华军打开的窗口面前，忽然间一下子暴露出来。只是中华军忙于扩张海外，尹峰也不是什么“革命者”，并不想在这个时代改变根本性的土地制度，在工业化还没开始的时代，也不可能搞这样的革命。因此，中华军一直以来没有很好地联系这些自发兴起的底层势力，只是在对方无法在大明统治区立足是接纳他们，然后转手作为移民装船出海。
到了江南战役开始后，尹峰才觉得有必要给大明王朝内部添堵，让大明朝廷不要老是想着针对“海寇”。于是，他宣布在闽南、海南、江南等地承认佃户的永佃权，并强行规定了佃租比率，并派出巡回法官在收租时督查。这一下触动了太多的即得利益阶层，但是蔓延各地的佃变又使地主们投鼠忌器，不敢动弹。否则，只要中华军鼓动大家动手抄家分田地,那些早就期待变天的泥腿子就会立刻挥舞锄头扑过来，把他们连皮带骨头全吃了。
徐鸿基担心这会使福建局势大乱，但尹峰告诉他说：中华军已经宣布要保护各地的合作者。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福建官绅士族的最大敌人是那些闹事的佃户农民。在抄家灭族和减租减息可以保留家产这两者之间做选择，只要脑子清醒的人都会选择后者。
当然，利令智昏的人不在少数，但是中华军本来的基础骨干就是海商、无地流民、渔民、疍户等，除曾家、韩家之外与福建本地地主无瓜葛，没有牵绊，靠得就是强悍的武力，可以放手大干一场。没有了大明王朝国家机器的保护，结果就是一些不合作的福建士绅大家族被抄家，不少大地主因此家道败落。
最近一段时间，长江中下游地方的“奴变”正闹得欢。就在中华军撤军的时候，很多地方在中华军撤离、明军尚未接收的无政府状态下，相继爆发了“奴变”。
尹峰手头就有一大堆内务情报局、军情局搜集来的揭帖、布告，来自镇江、江阴、瓜洲等地。负责考察当地局势的曾山发来报告说：
“江南之役初始,本地奴中狡黠者倡为索契之说,以鼎革故,奴例何得如初?一呼千应,各至主门,立逼身契,主人捧纸待。稍后时,即举火焚屋,间有缚主人者。虽最相得,最受恩,此时各易面孔为虎狼,老拳恶声相加。……有大家不习井灶事者,不得不自举火。自城及镇、及各村,呜锣聚众,每日有数千人鼓噪而行。群奴至家,主人落魄,杀劫焚掠,反掌间耳。……城中倡首者为俞伯祥,故王氏奴。一呼响应,自谓功在千秋,欲勒石纪其事,……叛奴乘衅索券焚就者络绎而起,烟火蔽天,大家救死不暇。”
还有金坛等地奴仆抓了主家到关帝庙，用棍棒殴打，逼他们交出卖身契。
曾山主张中华军出兵镇压奴变。曾家原先就是因为自家的奴仆-家生子叛变造反，参与了海盗，祸及主家，被官府追索抄家，以致绵延百年的福建曾氏家族败落。 因此，曾家的人都对“奴变”持严重反对意见。
尹峰对曾家的意见一概不予理睬，不过也没有主动去支持奴变。
而此时，尹峰决定要在自己统治区释放贱籍，其中就包括了世仆、家生子的“奴籍”。实际上，这项解放贱籍政策早就在尹峰统治区实施了：尹峰起家时第一批嫡系人马，就是疍户，大明朝最下层的贱籍。在中华军控制范围内，疍民是和其他各色人等一样平等的居民，甚至在海军军官中，原先的疍民还占了相当大一部分。
这项解除“贱籍”政策，是针对大明钦差使团最新和谈条款而提出的。这是在直接插手搅乱江南士绅大族的内部事务。在代表江南各世家大族发言的谢学成看来，这项政策以纪念馆不仅仅是在折辱士林了，简直就是在直接打各家士绅们的脸。提出这项政策的人，其用心之险恶、其卑鄙无耻的程度，已经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了。
在三天后恢复的和谈会议上，谢学成大声疾呼：“天不变道亦不变，奴辈谓奴不当与天地同休,真是愚民之语！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仆。天地不变,则君臣、父子、主仆亦不变。主仆之义,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于眼下,而忽居额上,那还算是人乎哉!”
这家伙一通文绉绉的话抛出来，虽然对面的曾岳、徐鸿基等人都能听明白，但他们对这家伙在这种场合酸溜溜地之乎者也，实在是很不耐烦。
曾岳虽然也是参加过科举，可是幼时遭逢家族大变，很早就承担复兴家业重担，后来又跟着尹峰出海，大大扩大了眼界，在尹峰身边潜移默化，已经不知不觉中经常用尹峰的逻辑思考问题。他对眼前这个不识时务的酸文人非常讨厌，立刻站起身说道：“阁下所言天地不变,则君臣、父子、主仆亦不变，在下请问：淮右布衣是臣、是君，亦或是奴？”
谢学成当场脸涨得通红，欲言又止，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场的众人，无论是大明一方的文官武臣，还是中华军一方的谈判代表，大多数都知道“淮右布衣”是谁。朱元璋当年自称就是淮右布衣，其少时从贱业—当过叫花子。而他日后成了大明王朝开国君主，这就直接戳破了“天地不变,则君臣、父子、主仆亦不变”这种论调。
谢学成有心强辩几句，但是事情涉及大明开国君王，他作为一个科举出身文臣，怎么好随意评价朱元璋呢？一不小心说错了什么，日后在朝堂上就是政敌的最好把柄，轻易就可以让他丢官罢职，丢脑袋都可能。因此，他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