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军汉城驻防营是由颜思齐第五师抽调组成的，战斗力很强，但是没有重火器。政变时他们在城外的操场训练，因此政变者成功地夺取王宫后，立刻将汉城全城封闭，全部朝鲜守军上城墙防守。
政变发起的同一时刻，留在城内营房的一哨中华军守军被十倍于己的朝鲜军突袭。由于事发突然，中华军驻军疏于防范，结果是一百多名中华军汉城驻防营士兵被杀被俘，储备在营房中的弹药辎重，包括数百枝新式燧发火枪全被朝鲜军队夺走。
汉城驻防营在汉城城外的部队没有去攻城，而是夺占了朝鲜军汉江北岸炮台，在此地构筑工事打算长期死守待援。一名忠于光海君的朝鲜禁军军官为中华军汉城驻军传递求救信，化装潜行到了平壤府，结果发现这里的中华军也被朝鲜政变部队包围了。
汉城政变的同时，平壤府的朝鲜驻军也突然袭击了中华军和中华公司驻地。
自从中华公司逼迫朝鲜王国签署了通商条约后，平壤是中华军在朝鲜北方的最重要据点。
此时的平壤城池分内城、中城、外城、北城四部分，内城北端有北城，南有转锦门，北有玄武门。这个面积不大的北城在三年前被中华军完全占据，所有本地土著一律不许住在北城范围内。中华军驻军营房和中华公司商馆等都在北城，城墙都被加固加高，安置了大炮和几架“雷击蜂窝枪”-手动机枪。在北城玄武门上，中华军还构筑了城堡式的炮台。所以，中华军在平壤的驻军和公司职员及华商移民，在朝鲜人突然发难之时，基本上都及时躲进了营房和商馆内，还通过大同江水路及时派人发出了求救信。
此时，八旗余部和蒙古科尔沁部正在骚扰辽东北部铁原等地，赵铁、颜思齐以及中华军辽东行军道的主力都在前线，大规模出击东蒙古草原的战役正在策划中。
因此首先对朝鲜政变做出反应的是海军北洋舰队。不过，他们的主力大半都在长江沿线，所以，陈衷纪才会在第一时间接到了辽东及北洋舰队的求援信。
按照尹峰规定的中华军军法制度，各个单独的战区司令—所谓“行军总管”，是不能擅自调动兵力超越自己的战区出击的。只是江南战役有北洋舰队的战舰划归江南行军总管指挥，那么北洋舰队在紧急情况下，要求所属战舰归还建制，应该也是合理的。陈衷纪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由于朝鲜政变，江南战区的作战力量有相当一部分必须北上，江南战区必须停战了。
当晚，曾岳、陈衷纪、罗全修三人商议决定，把问题上交最高决策者。第二天晚间，停泊在镇江的通讯舰离开码头，飞速向长江口驶去。同时，五只信鸽向台湾方向放飞出去。
中华军一旦停战撤兵，大明钦使就去台湾岛谈判—双方的谈判僵持在这一关键点上了。曾岳等人很是郁闷，招抚谈判的主动权终究还是没能完全掌握住。能解决这一谈判僵局的，只有尹峰的决策。
其实，陈衷纪在向台湾发出信件的同时，已经开始布置逐步撤军的计划，同时还让五艘北洋舰队的三桅巡洋舰返回旅顺口，归还给北洋舰队指挥。
除武昌城、芜湖、湖口、安庆四个战略要点以外，中华军已经开始从长江沿岸各城市撤离。不过，对金陵城的包围圈并未撤销，巡弋在长江上的中华军战舰，还时不时地向金陵城开上几炮。
徐光启也做出了点缓和姿态，与盛以弘联名以江南总督名义对长江沿线明军发出命令，要求暂时停止与中华军作战—虽然，明军在整个战争期间的主动出击次数屈指可数。
等待台湾传来反馈消息起码还得二十天，而大明使团四十多号人一直被关在织造府衙门内，确实也不合适。
于是，在暂时停止谈判的第二天，中华军派人上门通知大明使团：允许他们出门自由活动，只是每次出门的人不许超过十人。当然，徐光启、盛以弘等招抚钦差可以随意上街活动。
他们走上苏州街头时，身前身后总是会有十多个中华军士兵随行。不过还好，这些士兵仅仅就是随行而已，并不干涉徐光启等人的行动。甚至当徐光启提出要参观中华军军营时，负责使团安全护卫的中华军军官也没有反对。
中华军解除了对大明钦差使团的禁足令后，大明使团成员上街时一开始还是小心翼翼的，不过他们发现苏州市面似乎完全没有受到海寇的影响，各处集市买卖交易兴旺，各家织户-丝织作坊全力以赴地开工，在为中华公司生产出海贸易的丝织品。以华兴联号为名开设的大型棉纺、丝织工场也在开工招人，那些以打短工为生的农民、苏州的织工排着队在等待干活。
大量的海外商品也在苏州各处商铺上市，来自南洋的交趾绢、玳瑁、龟筒、翠羽、鹤顶、琉璃、楠香、沉香、速香、檀香、鹤卵杯、燕窝，来自西洋的西洋布、吉贝布、银钱、眼镜、金钢钻、西国米。
极为珍贵的有来自非洲的犀角、羚羊角、象牙、琥珀，来自西亚阿拉伯的安息香、麝香、乳香、丁香、片脑、蔷薇水、苏合油……还有公开买卖的日本货--倭屏风、倭刀等。
也有标明了是中华公司工厂出产的白砂糖、铁器、铜器、自鸣钟、玻璃镜、嘉文席、藤花簟，产自台湾、海南以及吕宋岛、爪哇岛的鹿角、獭皮、马尾、孔雀尾、黄蜡、白蜡、花梨木、乌楠木、苏木、棕竹、科藤、藤黄、没药、血竭、芦荟、胡椒、孩儿茶、蟹肉、波罗蜜、椰子……这些东西绝大多数是大明钦差们从未见到过的，有些甚至听都没听说过。使团中有些官员不由地后悔没有携带足够的金银来苏州，这里的东西质量好不说，而且量足、价钱便宜。同样的这些海外货品，放在京师买卖，价格起码上涨数倍。
最让袁崇焕和锦衣卫千户张叶吃惊的，是那些中华公司工厂出产的铁器铜器，大多是家用器具，精良程度堪比大明皇家御用品，刀具的质量也堪比明军京师三大营的最上乘武器。
让徐光启比较震惊的，是中华军对苏州城的管理。这里有新组建的城管保安队以及税务官，代替了原先大明官府的衙役胥吏，职权分明各司其职；对市场贸易收税，也维护市场秩序，原先在苏州街头制造混乱的“打行”黑社会组织全部被镇压，欺行霸市的地痞流氓消失无踪。
中华公司在此地充分体现出以商业为主的特色，苏州城南在这几个月内已经形成了几处专业性的市场：棉花、丝茧、粮食、水产等等，特别是大量爪哇、台湾、暹罗出产的大米冲击江南粮食市场，使得江南粮价大跌；普通小自耕农把余粮出售赚不了什么钱，只能自家食用，为补贴家用，这些自耕农纷纷在农闲季节来城里打工赚钱。
在丝织作坊方面，中华公司打破了行会行规的限制，有了统一的生产购销一体化的机构。中华公司的工场，突破了作坊规模人数的限制，同时有五六百人在一齐干活，上百台织机一齐开动，嘈杂的织机声传出一里开外。由于苏州地处平原，没法用水力驱动机械，中华公司工程部正在这里试用一套使用毛驴、黄牛、马匹的畜力驱动机构。看起来简单的机械，却蕴含着数学、物理原理，大明钦差使团之中，只有徐光启和他的学生们才能理解这些畜力机械的科技含量。
徐光启一直在提倡推广《几何原本》，想让中国数学水平跟上世界先进潮流，可惜一直曲高和寡。整个大明朝廷，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理解现代科技的精髓：公理化的数学知识是先进科技的基础。徐光启看着眼前的畜力机械驱动的纺织机，叹息了一声：设计和制造这样的机械，不是单纯手工作坊能够达到的技术水准。徐光启深深地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大明朝似乎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开始落后中华公司。
徐光启和袁崇焕等几人已经感觉到中华军对待他们的态度已经改变，原先直白蛮横的武力炫耀，似乎正在变为一种较为柔性的，在经济管理、施政能力上展示实力。
解除禁足令几天后，大明朝廷招抚钦差来到苏州城北的中华军军营参观。这是袁崇焕怂恿徐光启的结果。
袁崇焕这几日没有跟着徐光启去考察苏州百姓民生，而是一心想去中华军军营打探情况。他身后一直跟着几名中华军士兵，还有一些便装的不明身份者暗地里跟踪他。袁崇焕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打探到中华军军营的消息，连远远地看一下都会被人盯上。最后，袁崇焕鼓动徐光启，直接对护卫的中华军军官提出：钦差大臣们想去军营参观一下。
原以为这个要求会有些麻烦，没想到中华军那名小军官立刻点头答应了，只是说今日来不及通知军营，无法办理军营通行证，所以只能明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