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思齐的南洋团被命名为新五团，驻守海南岛。琼崖两州的知州大人都被架空，一切事物都归中华联合公司琼崖分公司主管陈东负责。
万历四十四年，颜思齐将原官军的一部设为乐安营、乐定营，主要为了镇守罗活黎部落老巢。这是中华公司第一次设立地方守备部队，以后专业野战部队和地方守备部队开始渐渐地分化职能。
尹峰在越来越多的内地富商到来之前，离开了台湾，以巡视为名去了南洋。由于前两年朝廷海禁，几十家内地股东都无法来台湾参加两年一度的股东大会，如今海禁松弛，这些内地富商或派出继承人、或者是族内的重要人物为代表来到台湾，有几家甚至是家族之主亲自来了。
尹峰委托曾岳主持股东大会，他在婆罗洲南崖州和李丽华会合，在三吧和西婆罗洲各个金矿公司会盟。在《西婆罗洲协议》中，中华公司为首的金矿公司成立攻守同盟，各家公司推举中华公司为首，共同出资成立了婆罗洲团，主体力量就是原赵宣明的驻防队，军费由各家分摊。在西婆罗洲金矿产区，中华公司的开采金矿的产量占了全部产量的八成，所以军费也是分摊了八成。
……
俞咨皋撤离琼州府后，发现广东副总兵金齐家并没有把丧师失地的真情上奏朝廷，而是以黎民乱军势大、海寇掐断海路为由，为自己撤离琼州辩解，并没有说明官军是投降后才能够撤离琼州的。
他立刻上书朝廷说明事实，并要求朝廷增派大军收复琼崖。
尹峰委托泉州知府蔡善继上书朝廷，声称：崖州团练主动出击，打败黎民乱军收复琼崖，要求朝廷赏赐，并且要求由崖州团练驻守海南岛五年。
泉州知府蔡善继因此被内阁首辅方从哲斥责，说是不识朝廷体统、妄自传递大逆不道的奏疏。蔡善继见到批文，苦笑了之。
名义上管辖着台湾巡检司辖地的蔡善继是浙江乌程人，其家族是本地丝绢大户，无论出口海外还是营销内地，他们都和中华联合公司经常性打交道，关系密切，所以蔡善继是这些年来对中华公司表现最友好的一任知府。
尹峰的奏折当然被打回了，被斥为目无法度、大逆不道。这个时候，朝廷还没发觉海南岛已经落入尹峰之手。
没过两天，俞咨皋的奏折到了朝廷，方从哲从纷乱的梃击案中刚刚抽出身，猛然发现了俞咨皋的奏章，大惊失色。
他急着求见万历皇帝，万历见是海南岛的什么事，照旧不搭理。方从哲只好召集廷臣商议。在内阁会商时，内阁大学士吴道南大呼“此乃造反、欺君罔上，当诛九族！”他极力要求朝廷发大兵同时进攻海南和台湾两地，一举荡平海寇尹峰所部。
方从哲看着这个迂腐的书呆子，无奈地叹口气。他性格懦弱，不能担当大事，而他老家是江南德清人，家人经商的很多，关于华兴联号和尹峰的传闻，他知道很多。方从哲没有信心能够一鼓“荡平”海寇，而且他担心自己的地位会因此受到影响。
他犹豫不决，但是吴道南却很态度坚决，最后两人吵了起来，争吵内容很快宽泛到了形而上的哲学争论上去了，还有君子小人之类的互相指责。大臣们各依门派，互相之间争个不休，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却被大家抛到了脑后。相比之下，后世的网络论坛上的“跑题”之风，根本是小巫见大巫。
由于海南岛是在天涯海角，距离京师是在太远，而且尹峰占了海南岛后并无任何北上进攻大陆的景象，因此朝廷诸公并无紧迫感，这件事足足吵了一个多月。最后，广东副总兵、广东巡抚的联名奏折到了京师，把海南失陷的整个过错都推到了俞咨皋身上，同时却附上了占领海南的福建百户颜思齐的奏章：要求朝廷招安。
颜思齐的百户身份是尹峰当年为他讨来的。
这一下，朝廷上下又乱了套，纷纷议论一定是尹峰的手下向慕王化、要投向朝廷了，这是分化海寇的好时机。另一派则认为是海寇的缓兵之计，朝廷大军务必迅即出兵，夺回琼崖。
不过，俞咨皋本人则倒霉了，成了替罪羊以渎职之罪名被削职为民。他出于正直而捅开了文过饰非的官场窗户纸，实在是太不“成熟”了。
还好，浙江副总兵沈有容把他找了去，让他担任了自己亲兵营的旗牌官。但是，他从此不再特立独行、埋头苦干了。
一再在官场上受到打击的俞咨皋，一开始由于涉世不深，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敢想敢说敢做，勇于作为，棱角分明，个性张扬，骁勇善战。随着他一再受挫，宦海沉浮，渐渐受到官场习气的熏染。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遂“趋利避害”，亦学得圆滑世故起来。
俞咨皋本性并非是刚强坚定的人，如果他在中华军中，可能会顺着中华军的风气成为良将，而在明朝官场内，他屡次碰壁反思后的结果不是出污泥而不染，移风易俗，开风气之先，而是入乡随俗，随波逐流。多做事情出错的几率也随之增大，为了不给政敌以口实，俞咨皋渐渐地变得消极应对，无所作为。
“环境”改变人，俞咨皋这块棱角分明的明朝国家的“柱石”，被晚明社会腐败的大潮“冲涮”着，最后变成了随波逐流圆滑世故的“鹅卵石”。大明朝大厦“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柱石”变成“蛀石”，名将之花凋零、枯萎，这既是俞咨皋个人的悲剧，亦是晚明时代的悲剧。
尹峰在听说了俞咨皋去职的消息后，就猜到了俞咨皋的结局。他对林晓说道：“你不是担心他把我们的战术战法学去后，会对我们不利吗？你看，俞咨皋学到的东西，根本在朝廷官场内行不通的，我们什么都不用担心，这个官场会帮我们消磨掉这位俞公子的所有锐气的！”
当然要求俞咨皋以个人之力对抗整个社会风气，未免太不现实了，要求也过于苛刻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俞咨皋首先选择了适应社会，“适者生存”，亦无可非议。
万历四十四年（1616）九月，河南洛阳福王府士兵八百人，在千户龚孟春的指使下发生哗变。他们由于被福王和他的王府官吏当做牲口一样使唤，还拿不到足额饷银，终于爆发了。
八百名乱兵差一点攻入福王的后宫，最后被四面赶来的官军打散。千户龚孟春有一个远房表弟在洛阳华兴联号做事，在龚孟春逃亡时给他出主意说去台湾投奔海上枭雄尹峰，那里不受官府管辖，而且当兵的人都有良好的收入和地位。
龚孟春带着几十名亲兵打出洛阳城，化妆逃跑了。他来不及带走的家眷全部被福王处死，而且包括其三岁的儿子。
他怀着深仇大恨昼伏夜行，来到了山东南部沂州日照沿海一带，想伺机出海。
他没想到，他这个远房表弟隶属军情部北方司河南科，是尹峰直属的间谍人员。他出于兄弟情，私下里安排龚孟春逃亡。他给山东的中华公司间谍人员已经发出了通告，因此很快有人主动来找龚孟春。于是，龚孟春如愿以偿，终于可以出海去台湾了。
很不巧的是这一天日照臼港一带的水师查哨到此，在海滩上发现了龚孟春一行。龚孟春和中华公司船队倒是及时逃出海去，陆地上负责接应的渔民被官府抓住，供出了他们接应逃跑的人就是福王府叛逆龚孟春的事实。
好在这个渔民是军情部的临时雇佣的外围人员，并不清楚军情部组织情况。但是，中华公司帮助叛逆龚孟春逃跑一事，已经确凿无疑。
这事还牵连出了更大的事：日照港是中华公司转运北方难民的主要基地。每月都有用成千上万的饥民在这片海滩上等着海船出现，然后就渡海去台湾、琉球、吕宋各地。同时，这也是北方主要的走私海港之一，大量货物在地流通。这一切就在官府眼皮底下发生，简直让沂州知府丢尽了脸。
于是，中华公司大规模组织流民去台湾，导致很多地方无人耕田、官府无法收税的事情再次震动了朝廷诸公。
于是，万历四十四年年底，明朝朝廷再一次发布禁海令，这是大明朝最后一次禁海了。
同一时刻，沈有容调任福建总兵，朝廷下令集结大军，准备攻打台湾、海南。这一次，在余姚谢家等官绅的竭力主张下，浙闽粤三省的海禁政策无比森严，几乎赶上嘉靖年间的程度了。所有渔船、商船统统不许出海，所有双桅以上海船统统拆毁。而三省之外的华兴联号，都要查封。
雷厉风行的海禁似乎势不可挡地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