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学生的题让小学生做
面对战场上的失利，联合国军司令部和美第8集团军都不愿意相信他们遇到了有组织的中国军队。联合国军司令部在10月16日－1日的战报提到了俘获的中国俘虏，但得出的结论却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进入朝鲜的中共军队是有组织的”。10月6日，美中央情报局也得到了第8集团军对在云山抓获的第一个中国志愿军战俘的审讯报告，但是，也在报告上却对情报的来源和内容作出了最低等级的评估。
11月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电示麦克阿瑟，就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意图作出判断：尽快提供“关于朝鲜局势的简明而准确的估计，并判明中共军队似乎已经公开入侵的含意。”这个命题应该由美国政府和参联会回答，而他们却甩给了麦克阿瑟，如同将中学生的数学题交给小学生做。但麦克阿瑟自恃高明，煞有介事地认为，目前还不可能对中国军队在朝鲜参战的确切目标作出权威性的估价。他在11月4日给华盛顿的报告中作出了如下四种猜测：“第一，中国共产党政府打算以其全部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干涉，并在它认为适当的时机公开宣布这一行动；第二，它将隐蔽地给予军事援助，但是为了外交上的理由，尽可能地掩盖起事实真相；第三，允许并唆使或多或少也算是志愿的人员源源不断地越过国境，加强并援助朝鲜的残余部队，使他们能够为了在朝鲜保留一个名义上的立足点而继续斗争；第四，他们一旦了解到这样的兵力不足以达到目的时，就很可能学到一点乖，趁早从破船上捞回点东西。”
麦克阿瑟甚至还进一步分析认为，虽然第一种可能性“已经很明显”，但这是“一种具有最严重国际意义的重大决定”，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使人们能很快地同意这种看法”。而后三种情况或三种情况的结合，“似乎是很可能的”。他建议“在条件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不轻率地作出结论。我相信最后的估计还有待于更全面的积累军事情报”。麦克阿瑟猜测的四种情况的可能性是有的，就是选择的结论却是大错特错了。
11月5日，麦克阿瑟给联合国发去了一份特别报告，称联合国军“目前与中共军事单位有敌对接触”。他提交了1条有关中国军队卷入的证据。应美国的特别要求，安理会于11月6日举行特别会议，美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向会议递交了麦克阿瑟的报告。然而，安理会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且推迟了两天后才进行讨论。
（二）掮客们吹完之后就玩去了
美国国务署中国事务署署长埃德蒙·柯乐布和国务署政策设计委员会成员约翰·戴维斯曾经在中国工作多年，是美国国务署里有名的“中国通”。他们不同意在中国军队已经出现在朝鲜战场的情况下，仍一味地迷信军事解决的方法，提出要从世界全局的角度来重新考察美国对朝政策，争取通过“政治解决”的方法来消弥中国出兵朝鲜所引发的战局动荡和局势紧张。戴维斯在一份题为《中共介入朝鲜》的备忘录中写到：美国在朝鲜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将朝鲜冲突局部化”，然后寻找一条双方者能接受的议案；二是朝鲜战争扩大化，不顾一切地战斗下去，直到分出胜负结果，甚至不惜打第三次世界。对于这两种选择，戴维斯认为：显然，美国应该力争第一种前途，同时准备应付第二种前景。同时他强调：在朝鲜的美军部队（包括海空军）均不可越过朝鲜北部边境；要全力扩充韩国军队，使之担负更多的作战任务。柯乐布署长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建议：以和中国政府开始进行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谈判的方式，打开与中共方面的接触渠道，以便进一步实现中美之间的“政治和缓”，从而达成最后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在此之前，美军不能轰炸中国东北地区，也不能允许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向大陆发动进攻。“中国通”的意见有些道理，但是，不幸的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11月4日美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保罗·尼采与国防部负责原子弹事务的部长助理洛伯将军进行协商，研究美国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一番讨论之后，两人得出的结论是：使用原子弹的时机尚不成熟。从军事上讲，目前对中国投掷原子弹似乎不会产生决定性作用。若投向战略目标，如沈阳、鞍山、哈尔滨、抚顺、旅大等城市，必定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引发苏联的干预和亚洲各国的谴责。若用于战术目标，如轰炸中国在东北集结的部队，因为中国部队在开进过程中，是处于运动状态下，很难确定目标，看来无论战略还是战术都无所适从。同时，他们认为美国在朝鲜的行动是以联合国的名义实施的，如果不同其他国家协商就单方面采取行动，必定在盟国之间造成矛盾。尼采和洛伯最后建议：是否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待战局进一步发展后再作决定。在此之前，国务署要就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的政治后果进行研究，而国防部则根据“军事需要”作出相应的准备。而实际上，还有一个没有说出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在苏联已经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的核武器也只能是摆设了。
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经过周密分析认为：中国出兵朝鲜的动机有三种可能：“1、保护鸭绿江和长津湖——赴战湖的电力设施，并可能在朝鲜建立一个“缓冲区”；、继续在朝鲜进行不宣而战的战争；、将联合国军赶出朝鲜。”
据此，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为联合国军开列了三项行动方案：1、在朝鲜战斗下去，直至获得一个成功的结局和最后胜利；、在距朝鲜边界不远处建立并守住一道防御阵地；、撤退。参谋长联席会议倾向于第二种选择。最后，根据以上的的可能和行动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三项建议：1、应紧急采取一切措施，通过政治方式，最好通过联合国解决中共介入朝鲜带来的问题，其中包括向中共解释我们的意图，通过我们的盟国或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与中共政权直接谈判，以及其他可以采取的方式；、在进一步搞清中共的军事目标和政治卷入的程度之前，应对赋予联合国军总司令的任务重新审查，但不作改变；、美国应该在世界大战的威胁正不断增加的基点上，制定计划，并进行准备。参联会的行动方案和建议考虑的都是联合国、美国盟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这些都是苏联投了否决权坚决反对的议题，也是中国方面憎恶的东西，怎么有可能实现？
麦克阿瑟、联合国军司令部、中央情报局、各种专家对朝鲜战场作了如此令人放心的估计，使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松了一口气，虽然，联合国军向安理会提交有关中国军队卷入的证据，但那只是虚张声势的外交手段。美国的政要们吹完之后还将继续忙他们自己的事情，杜鲁门仍按照原定计划到了密苏里州的独立城，参加那里的国会中期选举投票。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离开华盛顿到康涅狄格州去打了两天猎，回到华盛顿后也没有上班，在家里埋头撰写自己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直至11月6日才返回五角大楼。美国根本没有把中国和志愿军放在眼里，如果能入他们法眼的那就是中国“东亚病夫”。
（三）麦克阿瑟发布公报
即便如此，麦克阿瑟仍对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三项可能、三项方案和三项建议极为不满，并发出了一封措词强硬的电报，称：“我‘不能同意’你们电报中所提到的‘重新审议联合国军使命’的意见。联合国的基本政策是消灭朝鲜的所有武装抵抗力量，建立一个‘统一和自由的国家’，任何削弱这一基本政策的做法‘都是根本错误的。’”他认为，现在根本不需要对美国在朝政策作丝毫变动。况且，他正准备发动的总攻势，完全有取得胜利的把握。麦克阿瑟对英国关于建立“缓冲地带”的意见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把英国人的建议比做第二个“慕尼黑协定”，声称自198年起英国人就变成了绥靖主义者。麦克阿瑟强调，建立“缓冲地带”，就是对“中共的让步”，其本身即“孕育着自我毁灭的危险”。麦克阿瑟最后宣称：“我怀着最急切的心情建议，在此关键时刻，我们决不能示弱。我们要十分地强硬，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我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意志如钢，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1月6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东京又煞有介事地发布公报，称：“随着完成对平壤以北敌军的包围和占领东海岸地区，朝鲜战争实际上业已告终。……”但“共ahan党人犯了史无前例的、国际上最违法的行为。他们未经宣布交战状态即将外来的共chan党部队开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并在接壤的满洲边界后的特殊不能侵犯地区内，集结大量可能的增援师团及充分的供应”。他宣称中国军队入朝参战是“一件具有最严重的国际意义的事件。”
这也是麦克阿瑟第一次发表关于中国军队的正式声明。他继续说：“共产主义者，利用我们不允许到达的圣地（指中国东北）…不发宣战布告，就让与这场战争没有关系的外国共chan党军队进入了朝鲜。…竟敢采取了无视国际法的最卑劣的行动。…而且在中国东北这个圣地，储备了随时可以增援的庞大兵力，并从那里支援朝鲜作战。….敌人巧妙地设下了圈套，但是由于现地指挥官的敏锐眼光和灵活的指挥以及部队迅速的机动，以最小的损失回避了。…然而，我们的任务是，…仅限于为达成联合国的目的，歼灭当面之敌”。麦克阿瑟这个声明有几层含义：一是正式确认中国介入，并责难其非法的；二是反复称中国东北为“圣地”，表面上是尊称和不可侵犯，实际上隐藏着对华盛顿不准轰炸中国东北的不满；三是认为中国介入的兵力不多，只是象征性的，并不影响下一步任务。
（四）毛病是一种什么病
英国由于在中国有香港的利益，同时担心会被美国捆绑在远东战车上，长期陷入朝鲜战争的泥沼之中无法脱身，而忽略了在欧洲的防务需要。合众社11月11日发自伦敦的消息称：英国方面“最怕的是西方”被迫进行大规模的亚洲战争，而此间担心，这种战争将成为数十万兵员的陷阱，而使欧洲防务废弛。11月17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辩论发言中告诫说：“目前欧洲的危险无疑要占去我们全部的精神，在这种时候，英国和各盟国不应当过度地盯在中国或中国的大门上，希望辛威尔和贝文记住这一点的重要性。”
11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中国出兵朝鲜和美国的对策。在综合国务署、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的研究报告，以及麦克阿瑟电报的结论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决定，向杜鲁门建议采取以下临时性的措施：1、中共已经公开化了的行动还远远不足以构成一项新的坚实可靠的政策基础，所以应保持目前的在朝鲜的政策不变，继续集中力量查明中共的真实意图；、目前赋予麦克阿瑟的使命不应作改变，在“不得攻击满洲”的前提下，他“在军事上可以相机行事”；、应在联合国开展工作，寻求多数国家支持美国关于要求中国立即从朝鲜撤军的主张，并为以政治方式解决朝鲜与中国包括电力资源等的边界问题寻求某些政治和经济基础。这样美国决策者们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实力和行动计划都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
美国务卿艾奇逊后来回忆说：“政府失去了制止在朝鲜走向灾难的最后机会。后来有关的总统顾问，不论文的不是武的，都知道出了毛病。但是什么毛病，怎样找出来，怎样来处理，大家都没有主意。”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曾向总统提供过正确的意见。我们犹柔寡断，迟疑不决，判断失误，失去了使战争保持正确方向的时机。布莱德雷后来也承认：在1950年11月初的重要日子里，“我们翻阅了材料，坐下来仔细思考，但不幸的是我们却作出了荒谬绝伦的结论和决策。”
有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错误”判断，麦克阿瑟更加有恃无恐，他决心首先以地面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查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实力和企图，同时以远东空军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摧毁边境以南尚未占领地区所有交通运输设施、军事设施、工厂、城镇和乡村，阻止中国人民志愿军后续部队进入朝鲜和运输物资、部队机动，使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人民军部队无法生存。然后集中所有的“联合国军”部队，以美第8集团军在西线、美第10军在东线，发起钳形总攻，全面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推进，消灭在朝鲜境内的所有志愿军和人民军，在圣诞节前全部结束朝鲜战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