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紫夜心头一沉，有些忧虑地看了看身旁的丈夫，却见这位壑帝只是眯着眼睛不置可否，心里一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周明根的心里咯噔一声。
虽然他本质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对于孟希圣所说的一些观点也不是全然反对，甚至他也清楚，这个劳工合作运动，或者说中国的社会改革，从实际上来说是要依靠皇帝本人的意志和力量来推动的。但像这样裸的“帝国社会主义”，他总觉得和当年穆铁的那一套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本能地认为这一套理念最终会和他向往的民主，法治，平等背道而驰，担忧最后会走向军国主义和统治。
他不是不信任皇帝，而是并不能完全信任人性。
“我认为，我中华社会党最根本的理念就是一切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皇帝陛下的权威和意志之下把全民族团结起来。要团结整个民族，就要在民族内部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平等，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体制。
从提高社会保障，增加税收，完善再分配入手，逐步实现对国家经济的改造，让国民充分分享到国家扩张和经济进步，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果，让他们更加坚信，只有全民族团结一致才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进步。”
孟希圣坦然说道：“很多同志说我这一套就是穆铁当年那一套，我要说，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不可否认，我参考了当年穆铁和铁卫军的一些主张，但手段有差别，目标也不同。他的目的是推翻陛下，自己另搞一套个人独裁，我们是拥戴陛下，不搞内战。他是为了少数军人的私利我们是为了全民族的整体利益。他是一切为了战争，而在我们看来，战争只是手段，目的是实现民族整体利益的提升从而更好地让个体获得发展。”
“我们的基本政治主张，就是人民选举，人民监督，陛下则作为国民总代表掌握最后仲裁权，行使战争统帅权，拥有最终决定权。社会党上对陛下汇报，下向人民负责并受到人民和陛下的监督。社会党失丢了人民的信任，就要下台;社会党违背了陛下的意愿，也要下台。因为那说明社会党背弃了自身的宗旨：民族国家—皇帝三位一体
“我们在经济领域追求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为补充，但一切企业组织都要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监督;我们在文化领域强调民族文化为主导，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我们在外交领域强调以我为主，一切从民族利益出发，外交的最高目标是为民族拓展生存空间提升民族整体福祉;我们在军事领域强调公民有服役的义务，并且要无条件地响应国家的号召，为了国民的整体利益勇于牺牲小我;我们在社会生活领域强调秩序和纪律个人的权利要服从于法律，服从于国民整体利益;我们在宗教领域强调昊天教为国教，但并不歧视和迫害其他宗教信仰;在民族领域，我们承认凡被接纳为我帝国国民，并忠诚于帝国，服务于国民整体利益的个体为民族一份子，无论其血缘如何，无论其外表如何。”
“这就是我理想中华夏帝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孟希圣语气深沉地说道，“我华夏社会党对内团结国民，拥戴陛下对外征讨敌人，开疆拓土，惩罚不义，是为我帝国之皇道大义，也是当代华夏主义之精髓。”…,
郑宇并不是第一次知道这些观点。
这位社会党中的国家主义激进派兼保皇党，一直都在调查局的重点观察之下一举一动都会定期呈报到幕僚组。
在郑宇看来，这无疑是本土化和改良之后的温和版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其来源其实首先是郑鹰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又借鉴了欧美的近现代社会主义中的很多流派，比如拉萨尔主义，甚至还吸收了穆铁的不少想法，乃至陈磊那个小册子，又根据郑宇这几年所做的实践和提出的思想加以改良，融合出的一套很有华夏特色的东西。
其实细查起来，很多观点和复兴党正在做的是一致的。比如强调纪律和秩序，公民有响应国家号召的义务，强调国家民族整体利益，支持昊天教，推进法治，拥戴帝制，民族主义，对外扩张利益，对内怀柔对外铁血等等。
要说区别，基本上就是程度不同吧，另外就是公有制。不过要是把皇产也算作公有制，其实“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为补充”大体上也没错。
郑宇摸着下巴，目光扫过一个个神色各异的政治精英，落在了汪铭汉的脸上。
汪铭汉此刻已经皱起了眉。
他这个人虽然民族主义情绪很重，但其实骨子里是个文人，有着知识分子最本质的自由主义倾向。他经常得到皇帝的一些指令乃至训导，对很多事情往往比这些人知道得更多一些也自认大体上把握了皇帝的某些想法。
尽管孟希圣所说的观点相比穆铁当年裸的“民族社会主义”要温和许多，但久经郑宇熏陶的汪铭汉却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
他确信，对于带有鲜明政治目的的社会理论来说，手段和目的往往是很难分开的。
这个“帝国社会主义”的真正威胁，在于一旦推行起来，手段往往就变成了目的本身。因为过分强调纪律，秩序，权威，以此为手段来争取“国民整体利益最大化”，在实践中往往就会变成手段本身成了目的，也就是为了维护纪律，秩序和权威而行动。
不爱监督的权力有多危险，经过穆铁兵变，汪铭汉已经隐隐有了感觉。
在他看来，郑宇这位皇帝对于这种权力的放纵其实是很警惕的。所以皇帝本人在穆铁事件的善后中坚持走法律程序，在战后如约重开国会，乃至在确定了大政方向之后就会选择远离具体国务，放纵许凡在日本进行民主实验，乃至刻意培植反对党，分化瓦解自己做总裁的复兴党。
但他也不得不思考：皇帝的内心深处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又或者他本人之前确实倾向民主法治·可经过了这么多事情，现在又组建了家庭，很快就会有后代，他还会是之前的皇帝吗？尤其是一旦许凡不在…···
他感觉到皇帝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心中有些忐忑，却也知道不能再沉默。他沉吟片刻，开了口：“在我看来，咱们大部分同志的根本目的其实是一致的：为了提升全体国民的福祉而努力。我赞同我们的党服务于全体国民。当然，我们首先要考虑劳动者的利益，但我不认为我们仅仅只代表劳动者的利益，甚至是以损害其他阶层的利益来满足劳动者的要求。我们之所以提倡重视劳工·提倡扶持劳工，是因为这符合全体国民的整体利益。”…,
“我们先确定了这样一个最高信仰：为全体国民整体利益服务，剩下的就是手段和路径问题。”汪铭汉看到周明根露出赞赏之色，心中笃定了些许，“大家对各派社会主义都有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伯恩施坦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似乎更适合于作为我们的主要思想借鉴。我们要扶持劳工，实现社会公平·不能走《宣言》那一套暴力革命，突击夺权。无论是巴黎公社的实践，还是恩格斯先生在第二国际几次会议上·以及后来的著作中反复强调的，那一套实践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而那个时代的‘曼彻斯特主义，型的商品经济早已被股份公司，国家干预和福利制度所取代。布朗基式的突击革命必须被抛弃，布尔什维克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人反对。
“其实大家说的都有合理成分：力扬说的从现有国家逐步向公有制平稳过渡，这个是有道理的嘛。肖磊兄反对搞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坚持我社会党的独立性，这也是符合我们为全体国民整体利益服务的最高信仰。”汪铭汉侃侃而谈，“程兄所说的由政府通过福利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改革·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适合我国现实的，也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孟中校的很多提议，其实也都非常有道理。我们华夏的社会主义要坚持以我为主，我华夏社会党也没必要跟着欧洲的社会党国际或是什么人的屁股后面转。拥戴陛下，铁血卫国，对内实现公平·对外扩张民族利益，这些原则我看也没什么错。”
郑宇意味深长地看着这个另一时空的宣传家。
“其实我觉得大家彼此间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汪铭汉说道，“我们都认同私有制产生剥削，公有制有利于避免剥削实现公平，而陛下是国民代表，是秩序的维护者，改革的推动者，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施者，领导国民，凝聚国民意志，皇产也是公产，公产也是皇产。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这样一条思路来走：拥戴陛下，推动公有制成分逐步扩大，国家通过税收实现转移支付，劳动者要越来越充分地参与政治，民主选举立法机关民意代表。但我们一方面要强调整体利益，一方面也要通过民主法治来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达成对民意代表和政府的监督。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一切归公，天下为公，实现国民内部的真正平等。”
“那以什么作为指导思想？”
“伯恩施坦先生的著作，再就是《资本论》。”汪铭汉踌躇满志地说道，“社会党的理论基础，最根本的在于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决定，而资本的提供者获取了劳动者劳动价值的一部分，也就是支付工资后剩余的价值。这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部分用于自身消费。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公有制改造，实现国家掌握生产资料，国家对剩余价值进行公平分配，使劳动者实现按劳分配，从而提升民整体福祉，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这就是我们一切政策的基础。”
郑宇依然还是不置可否又转向了周明根。
周明根知道皇帝的意思，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我赞同伯恩施坦的很多观点，也认同铭汉所说我们可以把很多理论和思想中合适的部分加以吸收。但我反对以现行的《资本论》，甚至伯恩施坦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此言出口，满座皆惊。连汪铭汉在内，全都惊诧莫名地看着这位劳资研究会的领导人，劳动部部长。
“因为我认为，劳动价值理论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也是片面的。”周明根平静地说道“他只看到了商品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一部分增加值，而刻意忽视了其他投入;他只看到了商品价值形成的过程，却忽视了价值交换和消费的过程;他甚至弄错了商品价值的涵义。这并不是马克思个人才智的缺陷，而是他本身是在用有色眼镜，带着特殊目的去解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得出的整个理论体系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
全场震惊。
郑宇眯着眼睛看着这位侃侃砀谈的阁员，表情平静。
因为这本来就是他解析给周明根的。
“商品的价值形成，实质上是一个投入多种商品的使用价值结合出具有新的使用价值的商品这样一个过程，而劳动只是其中的一种投入，劳动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商品。”周明根坦然地说道“这个过程中还投入了机器，土地，资金，科学技术，工艺，管理经验·……这些都作为商品进行了投入，也都具有使用价值，并且都应该分享回报。片面强调劳动者的劳动投入，尤其是体力劳动，而完全抹杀了其他使用价值或者说商品的投入，这是根本不切合实际，也是完全错误的。”
“商品的价值，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价值形成过程而产生，但其价值的衡量却不是由价值形成过程决定的是由其使用价值，尤其是针对特定使用者的使用价值来决定的。商品不存在绝对的价值，更不存在所谓恒定的内在价值。”周明根说道，“同样一个面包，在我快要饿死的时候对于我的使用价值，和对于我已经很饱的时候的使用价值完全不同，而这种不同是内在的，是由使用者和商品自身的性质决定的，而不是由于供需失衡这些外在因素影响。所以包括劳动投入在内的一系列使用价值的投入形成了新的使用价值，也就出现了商品，但商品的价值由其使用价值，尤其是针对特定使用者的使用价值而决定，与劳动投入并无直接关系。”
“换句话说，比如你把一个砖头从这里搬到那里，又搬回来，来来回回搬了一个小时，你付出了很多劳动，但你没有形成使用价值，所以你的劳动也没有任何价值。你废了一个小时的工夫作出了一个非常难吃的面包，而另一个劳动者用半个小时作出了一个非常好吃的面包，能认为这两个面包‘内在价值，一样吗？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你卖了一分钱，也许还没人买。别人卖了两毛钱，很多人买。这个差别不是因为供求，根子是在于你的面包内在价值太低下，才导致别人不愿意付出很多钱来买。所谓的供求差异，是由于内在价值的差异而产生的，这种内在价值就是使用价值。”
“再比如，龙卷风来了，在你的院子里掉下来无数的鱼，你花了十分钟装到口袋里去卖;同时有一个渔夫，花了一天时间打到同样多的鱼也拿来卖。都是一样的鱼，重量一样，你的价值是比他少几十倍吗？显然不是。你的鱼和他的鱼价值一样，因为使用价值是一样的：吃起来都能满足同样需要。”
“周部长，马克思说的是形成商品所需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劳动有抽象和具体之分，劳动二元论……”张力扬脸色阴沉地说道。
“马克思试图用劳动二元论来解释这一问题，但这也是错误的。”周明根淡淡地说道，“首先，还是之前说过的问题，他根本忽略了其他使用价值的投入。光靠所谓人类一般劳动，根本无法创造使用价值;其次，也是之前说过的，他根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价值，商品价值的衡量不是来自投入，而是在于其相对使用者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其现实意义。其价值从根本上只存在相对概念，不存在绝对概念，并不存在什么所谓内在价值和价格之分;最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什么一般无差别劳动。劳动是千差万别的，也是无法简单地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更是根本不可能用人为强制规定的方式简单计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