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谨以此为祭文
实在太诡异了些，当我写到死亡的时候，父亲就在我的面前离开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法料到，我小说中的死亡和现实中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如此惊人的重合，这让我真真切切地目睹了一次生命的消逝过程。
十月二十六日晚九点三十五分，父亲去了，这一天恰好是九九重阳节，也叫老人节。
二十五日（周日）是轮到我看护父亲的日子。当天中午我借肿瘤医院大夫的电脑，把头天晚上写的2000字发到了网上。我知道，父亲最后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已经不可能写更多的字——但直到这个时候，我也没想到父亲的生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一段。
下午的时候，父亲想解大便了。但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两条腿肿得很厉害，身体动转困难，只能在床上方便了。我把便盆放到床上，想帮他排便。可他已经整整六天没有大便了，对正常人很平常的一件事，对他而言实在是难以估量的困难。
即使后来护士帮助灌了一次肠，但他仍然不能自己完成排便。我只好找护士要来手套，用手指把堵在他肛门口，硬得像石子一样的大便一点点抠了出来……
这一次大便用掉了至少半个小时的时间，弄得父亲和我通身是汗。我出身汗没什么，但父亲已近灯枯油干的时候，本来还算稳定的病情，在大便之后情形很快的急转直下了。
他开始昏迷，心率始终在140次/分钟，血压却只有90/61。值班大夫很快赶来了，为父亲输上了多巴胺升压，但他同时也告诉我，父亲坚持不了多久了，医院已经无能为力。
父亲从昏迷中苏醒后，经过他的同意，我和哥哥在医生的建议下，用120将父亲接回了家。希望他能在自己熟悉的，居住了近三十年的家里平静的离开。
在家里，父亲的病情居然很快稳定了下来。虽然依然需要强痛定来止疼，但神智清醒的时候很多，也基本上可以与家人交流。甚至在转天，也就是二十六日下午，我还用吸管喂了他将近一袋牛奶。
因为担心家里仅剩的一支强痛定不够用，晚上我又坐了近一个小时的车，从肿瘤医院取回了一支针剂，以备不时之需。不过，这支针剂已经派不上用场了。
刚回到家，哥哥就告诉我，父亲不行了。
我赶到他的床前，父亲已经没有了意识，呼吸越来越困难……
而我能做的，只能是拉着他的手，尽量让他安心的上路……
五分钟后，父亲离开了，时年68岁。
原以为，自己还算坚强；原以为，父亲病了这么久，我已经做好了接受最坏结果的准备。但实际上，当我看着他离开时，我只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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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祖籍河北正定，十二岁时爷爷就因病就去世了。尚年幼的他，不得不承担起长兄如父的责任，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或做生意，维持家庭的开支，拉扯年幼的弟妹们。
后来，父亲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虽然因家庭经济困难得不到家中的支持，他还是毅然决然的求学之路。事实证明，父亲这一步走得很对。
我曾经看过父亲求学时的照片，一个衣着破旧面庞瘦削的年轻人。和他同班那些来自大城市，甚至来自海外归国侨属的同学相比，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但那个时候，父亲却是他所在的班的班长——那个年代的班长和现在大学里班长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知识不可能迅速转化父亲贫困的经济状况，因此刚毕业的时候，他就参军入伍了。这是当年很多贫家子弟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选择，即使到了现在这种情况还是存在。
父亲在军队中一呆就是十五年，曾经在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四十一军某师后勤部工作。直到一九七八年夏，父亲带着一家人北上返回天津安家。而当我们一家在天津安定下来时，他所在的部队停止了一切退转手续的办理。年底，部队上了前线。七九年一月，自卫反击战打响，他的一些战友就永远的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从这一点说，父亲是幸运的，我们一家人都是幸运的。
回到天津，家里的经济状况依然不佳，而父亲的工作也不是很顺心。
父亲是搞音乐的，可那个年代哪有什么按特长安置的说法，历来是‘共产党员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样，父亲就在一家建筑公司干了近十年，直到后来有了机会，才进入了文化馆工作。
这个时候的父亲年过四十，却创下了他人生中的最高成就。
偶然的机会，父亲接触到了天津大悲院的一些还俗僧人，知道了天津佛教音乐的存在，父亲就开始了历时数年的挖掘整理工作。
事情一开始并不顺利。首先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思想还很守旧，很多人认为父亲是在搞封建迷信，所以阻力很大；而那些获得了佛教音乐传承的老艺人们，也都不愿意示艺于人。所以，尽管父亲努力了很久，也没有什么效果。
后来，父亲的坚韧发挥了作用。他认定了一位法名极林，俗名厉兰亭的还俗僧人是这方面的高人。于是有事没事就往老人家跑，为人家干这干那，几乎成了老人的儿子。
终于，厉兰亭爷爷（很和善的一位老人，我当然称他为爷爷）被父亲打动了。为父亲背诵了一段佛乐工尺谱（中国古代简谱形式），父亲如获至宝，当时就把曲子录了下来。
我还清楚的记得那一天的情景。那天当我放学回家时，父亲正在忙着听录音，整理乐谱，袖珍录音机中传出的是一种我无法听懂的，古怪的唱诵“五六上车工……”
只一个晚上，父亲就把那首曲子翻译成了简谱，并且能够演奏了。当父亲把那首曲子奏给厉爷爷听时，厉爷爷非常惊讶……
至此，天津佛教音乐复兴的大门被父亲打开了。一些古谱相继被整理出来，有些曲目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雁过南楼》《倒提金灯》《娥浪子》《兰花梅》……
乐谱整理出来了，困难却并没结束。父亲拿着整理译出的谱子找了很多机构、部门，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他得到的回答是：天津不可能有自己的佛教音乐！
父亲没有气馁，他找到了著名音乐家田青（现在很多音乐大赛，都可以看到田青作评委）。一开始，田青也不认为天津有佛教音乐。但父亲对他说：“你先别忙着下结论，你先听一段儿……”于是就打开录音机，放了一段整理出的佛乐。田青听了一半儿就开始兴奋的搓手，说：“哎呀呀，天津真的有佛乐……”
直到这个时候，成功的大门才完全敞开了。
很快，在田青的帮助下，天津佛乐团成立，著名书法家龚望自任团长……
中国音像大百科辑录出版了名为《津沽梵音》的磁带专辑……
后来，天津佛乐团受邀赴南岳演出……
九三年，天津佛乐团更是赴欧洲四国邀请，出国巡回演出（不巧的是，当时法国售台幻影战斗机，中法关系交恶，赴法行程被取消）。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九十年代，文化系统经费困难。国外发来邀请函的时候，父亲去找区文化局领导，想申请一笔出国人员的服装经费。领导说：没钱！
父亲无奈，去找市文化局。市文化局领导一听乐了：要多少，市局出了！
后来父亲才知道，因为此事区文化局领导还被区长叫去一痛臭骂，领导说了：没钱找我来啊！你说没钱，人家找市里去了。这回出国的名额区里没了，连以后这件事的成绩也要算在市局，根本没有区里的功劳了……
要知道，九十年代出国还是很不容易的。不象现在，摸摸有个脑袋就能出去“考察”一圈。即使同样是出国，那内容也是不一样的。现在出国“考察”是要给人家大鼻子送钱，这等于给人家拉动消费；而那个时候出国，却是国外花钱请去的，一切费用对方全部负担。
对于天津佛教音乐的发掘与整理，是父亲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只是可惜的是，时运不济。如果这件事情能够赶到现在，因为国家推出了民间艺术保护工程，特别照顾民间艺术传承人等政策，天津佛教音乐的影响力还会更上一层楼。而不像现在，在老艺人们纷纷作古之后，《津沽梵音》作为法事、礼佛的音乐，竟然被不伦不类的应用于白事操办之中。
就像后来听过的一件事情那样，某领导在审查民间音乐调演彩排，听完佛教音乐的演出后说：这个曲子怎么这么悲？不符合现实情况嘛，不要上了！
这些，只能让父亲扼腕长叹。
后来，父亲又操持过一些民间绝活的整理和保护工作，但因为体育系统和文化系统互相争功打架，此事只上了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就为止了。父亲也再没心气继续下去，直至退休。
二零零八年初，父亲被查出患了肿瘤。当年六月，在天津总医院做了切除手术，事后切片化验结果显示：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一种很厉害的对多种药物都不敏感的肿瘤，术后生存率极低，连国外也无能为力。
父亲生病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经常奔走于医院和家庭之间，人也承受了相当很大的痛苦。用他自己的话说：走了，也就是享福了。
父亲走后，我给父亲擦身刮胡子时说了一句：爸爸，没事儿，咱是研究佛乐的，到哪也不怕……
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子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