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制定的这条规则，虽然使参政院的效率提高了不少，其实也存在这很大的漏洞，也就是如果有人想故意捣乱，还是可以把某一项提案给搅黄的。商毅当然不想把这次提案的讨论给真的搅黄，但可以拖延几天时间，看看其他议员对这一提案到底是什么态度，然后再根据情况，做出应对的办法，当然也有可能什么办法都不用想。
果然就在第二天，参政院对南京政府是否应该出兵南征的提案进行讨论，就在黄宗羲宣布了可以开始提问之后，就立刻展开了一番唇枪舌战。而且很快就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开始了激烈的争辩。
支持这一提案的议员当然不是从大局的角度出发，而是死死的抓住“谁是正统“这一点不放，坚持认为商毅是明朝的旧臣，举行南征就是以下反上，以臣反君。但反对这一提案的大臣也毫不相让，虽然他们也承认，商毅确时曽是明朝的旧臣，但历史上以臣反君的事情多了，二十二朝的更替，绝大多数都是以臣反君，比如周代商、晋代魏、唐代隨、宋代周，结果不都建立了新朝吗？而且唐宗宋祖都被公认为一代明君，如果按正统的观点，他们不都是反叛之人了吗？因此明朝气数己尽，商毅取代眀朝，建立新朝，又有什么不对呢？
支持的议员当然不能接受这种观点，于是引经居典，找出种种圣人之言、著名经典上言论，从三纲五常，到天理人道，来证明以臣反君绝对是大逆不道。在这方面他们确实有优势，因为儒家的先贤、经典基本都是以维护统制阶层的利益为主，决不会认可以臣代君的行为。当然儒家思想能够在中国思想、学术方面取得统治地位，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原因。
但反对的议员也早有准备，在引经居典上，他们找不到多少可以与对方抗衡的武器，但可以抓住各种实例，就像开始所说的，二十二朝的更替，绝大多数都是以臣代君，历史上己经无数次的出现过了，在大量的现实面前，任何空泛的经典言论都是无效的，因为如果完全按儒家的说法，二十二朝都是谋朝篡位的叛臣，没一个是好人了，而出仕各朝的儒家先贤圣人，岂不都是在帮助叛臣了吗？
这时参政院里一共有议员三百一十七人，来自社会各层，士农工商基本都有一定的比例，当然也有一部份是商毅安排的人选。但从总体来看，支持这一提案的人并不多，总共只有三四十号，而经常发言争辩的，只有十几个人，其他不过是帮腔助威，而大多数人都是反对这一提案的，而且发言的人也多出了许多，摇旗呐喊，站脚助威的人就更多了。
明朝的遗老遗少其实只有一小部份，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认可了商毅代明自立，一方面是事实不可改变，另一方面也是自己的利益己经和商毅捆绑在一起，商毅完了，自己也好不到那里去，还有一部份议员实际是把参议院当作自己晋身的抬阶，希望通过在参议院里的表现，引起商毅或内阁的注意，获得晋升的机会，因此凡事也都从维护內阁，维护商毅统治的角度出发，这一次正是自己表现的机会，当然也要显露一番。
但发言是一个一个的来，不是谁的人多就谁占优，而支持提提案的人数虽较少，总也有几十号，也能有一些声势，另外明朝的遗老遗少也多是饱读诗书的人，肚孑里多少也有一些货，胡搅蛮缠也能对付几句，当然不会被说得无言以对。因此双方的争辩也算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的。
不过随着辩论的深入，讨论也和过一样的出现了跑题，如南明朝廷算不算明朝的廷缓；明朝是否算是气数已尽，不可挽回；朱元璋起兵反元，是造反还是举义；朱元璋箅不算是赵宋的遗臣；甚致越跑越远，到了孔孑孟孑周游列国，为什么不去扶保周天子，而去投奔各诸候国等等，也确实应了那一句话：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
而这一条提案当然也不出人们预料的成为了剩余提案。再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参政院每天都要用一个时辰的时间来讨论这条剩余提案，但双方一直各不相让，而且每天每天的拖挻，也正好给了双方充足的时间，去翻阅资料，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在自己的阵地上无法取得进展的时候，双方也都不约而同的把目标放到了在对方的阵地上取得突破，赞同派从史料中寻找一些虽然掌握了大权，但依然恪守臣节，没有非份之举的例子，如比周文王、诸葛亮；而反对派则从经典中找到不少证明自己言论的圣人语录，如孟子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姜太公也说过：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因此就这样在几乎无休止的争辩中渡过了一天又一天的时间，也使这一条提案一直无法进入投票表决的程序。而转眼就到了新年，参政院也厂放假了，众议员们也要回家过年，黄宗羲也只好宣布，等新年的假期结束之后，再重新开始讨论这一提案。
而在自己的王府里，商毅还在偷着好笑，看来一切都是和自己预想的差不多，当然这里有一部份是商毅故意指使，但对方也确实是在全力的配合，才使这一条提案一直拖到了现在，而且从参政院的反应情况来看，就算是进行投票，这条提案被否决的可能性极大，这当然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就在参政院规定的范围內来解决。
现在参政院运行了两年的时间，商毅也认为有必要对参政院进行一些改进的地方，毕竟这将是未来国会的雏形，在运行了两年之后, 也取得了一些经验，并且这形式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因此也可以对它进一步的完善功能，并且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在这个时候，商毅也觉得自己应该多考虑在真正统一中国之后，应该怎样治理这个庞大的国家，毕竟这时离统一中国的目标己经并不遥远了，甚致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而且在军事上，已经没有多少地方需要商毅劳神费力，中华军己经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前线有各级的指挥官付责，南京有统战部统一布置安排，无论是对南对北的战争，商毅也都可以放心的让他们去完成，而自己完全可以把精力转移到内政方面来。
毕竟打天下是一回事，但治天下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经过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的道理，更何况自已的目标并不是要重复以前的老路，而是要对中国进行一次大变革，改变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把中国纳入正确的，与历史发展规律相同的发展轨道道路上来。那就更不能马虎大意。
虽然商毅知道历史发展的正确趋势，并且也有一些近代国家在发展过程的经验可以做为参考；另外他也在浙江干了差不多有七年，在南京也干了三年，积累了一些实际的治国施政经验，但这并不等于自己就能管理好整个中国，在历史上并不乏能治理好一州一府的地方官，但晋升到中央去之后，把地方经验向全国推广时，却弄得一团糟，最典型的例孑，莫过于是北宋的王安石。因为中国幅员太大，地域太广，而且各地之间的发展水平、经济情况、风土人情也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自己决不能拿南京、浙江的经验去硬套在其他地方。
相对来说，东南沿海的商业更发达，对外的接触较多，民风要开放一些，对外来事务，新的观念的接受力也强一些，而西北内地则还是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民风习俗相对就要保守得多，因此自己主张发展工商业、促进商人办产业办实业，全面走向海洋等等措秩变革，虽然都是正确的，符合历史发展，在南方、沿海地区或许能十分顺利的推行，但在北方内陆地区也许就会遇到不小的阻力。
对于这些情况，都必须要有充份的思想准备，治国不同于打仗，凡事不能硬来，只能慢慢引导，另外就是因地置宜，针对每个地区俱体情况的不同，活动运用。
当然商毅也有优势的地方，就是现在自已建立的是一个新的政权，而一个新的王朝建立，总会施行一些与前朝不同的制度，另一方面由于在王朝之初，即得利益阶层还没有出现，或者说还十分弱小，因此在遇到的阻力也会小一些。因此这也有利于自已推进新的政策。
因此商毅也决定，在新年之后，这些事情，就要开始运行起来。南京府的政策和自己的工作重心，也都将会有一个大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