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将倾，局势突变，袁世凯自有策略，他和南方革命党达成协议后，加紧了对清宫的谋划，指派直隶候补道员洪述祖拟就了退位诏，经徐世昌等人润色修改后，只等着隆裕太后往上盖玉玺了。凡奸雄者，总是欲盖弥彰。袁世凯以前还进宫上朝，对太后表表忠心，有次竟还当着内臣的面哭述，说乱党四起，他没能保护好大清，有负太后。袁世凯自知树敌太多，上次在东安门遇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是谁干的，近日做起事来，也愈发小心。摄政王已经退位，对付一个妇道人家，虽然不在话下，但隆裕周围的大臣不可小视。那次在东安门，有人向他扔了三颗炸弹，炸死了卫队营长等几个人，虽说是死里逃生，自此，袁世凯再也不上朝了，一是怕敌对派谋杀，二是“逼宫”准备就绪，不愿见到隆裕太后。
袁世凯要实现自己的愿望，满足革命党共和的要求，就得想办法让清帝逊位。明来不行，他私印报纸，设法威吓隆裕，还派出心腹，四处制造舆论，说清廷马上就要退位。这方面，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倒是帮了他老爹忙，那些假报纸的进进出出，都由他负责。袁世凯在上面编造假消息说，孙文从美国回来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美国政府送给他三只大军舰，而且还有华侨捐资制造的十余艘炮舰，舰上装满了枪炮。舰上的官兵都是华侨子弟，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这些军舰就部署在威海军港，只等着孙文一声令下。现在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和议，如果清廷不同意和议，那些军舰就要进攻天津、北京，攻破城门，捉拿宣统，荡平紫禁城。这些报纸，真真假假，一时间，京城大乱，人心惶惶。隆裕听到消息，见天抱着小宣统发抖，生怕美国的炮舰打进宫内，可真要让太后下决心，一切都要袁世凯摆布，还是有些不情愿。对隆裕来说，共和不就是要她和小宣统的人头吗？袁世凯那些假报纸，一天一个消息。直到有一天，隆裕听说南军要在大沽口登陆，才耐不下性，急忙召来徐世昌，要问个明白。徐世昌早已听到太后召见，心里自然明白了几分。对徐世昌来说，现在用不着权衡利弊得失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大清将亡，共和在即。
隆裕见徐世昌进来就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叩头不已，便说：“好像是南军要打进来了，局势有这么严重吗？”
徐世昌抬起脸，把隆裕吓坏了，只见他老泪纵横，讷讷不语。隆裕说：“你这是干什么，我问你话呢。难道你没听见？”
徐世昌点点头说：“臣不敢言。”
隆裕被徐世昌这么一弄，有些不安，忙说：“恕你无罪，但讲无妨。”
徐世昌说：“臣不忍言。”
隆裕真吃惊不小，就在不多日前，徐世昌就来过这一套。隆裕着急说：“现在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徐世昌眼珠错了错，知道时机已到，便说：“国家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臣不得不言。照我看来，现在救国之策，也只能顺从民意，赞成共和，太后下诏逊位。”
隆裕闻此言，无疑炸雷一般，但还是故作镇静说：“逊位后，皇室能有保障？”
徐世昌从地上爬起来，就好像共和了，用不着君臣之礼，急忙说：“南边所争的是废除帝制，建立民国，只要太后下诏书逊位，赞成共和，就不会有别的问题。说到皇室的保障，每年还有皇室经费，这是万国通例，南边不会有异议。”
隆裕说：“逊位之事，有关国家危亡，需召开一个王公大臣的御前会议。”
徐世昌迫不及待地说：“王公们见袁世凯与南边有接洽，多半出城布置他们的私事去了。我看最好还不要那样，如果真有人反对，事情又要往后拖，万一此时有人哗变，以至于祸起萧墙，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到那时也只能以死殉国了。”
大势已去，隆裕太后反而不那么激动了，对徐世昌说：“看来你和袁世凯都商量好了，连那段祺瑞等人也联名通电，要求朝廷共和，你们北洋派真是出人才啊，是这样吗？”
徐世昌脸一红，咕咚又跪地说：“臣不敢有别的想法，只是大势所趋，若太后怀疑臣的良苦用心，臣愿死在太后面前。”
隆裕让他起来，接说：“救亡既无办法，你就速去草拟逊位诏书吧。”
徐世昌就等太后这句话，赶忙将洪述祖拟就的退位诏袖内取出来。隆裕看过，不甚满意，对他说：“我这样下诏，不是把天下双手交给革命党了吗？如果他们一翻脸，我们母子怎么活下去啊。我的意思是由袁世凯出面组织共和政府，只有这样，我才放些心，与其把天下交给革命党，还不如让手下人再支撑一阵。”
讲到这里，隆裕已经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说话也顾不上君臣之礼了。徐世昌赶忙在诏书上写就“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等语。隆裕阅后，再三斟酌，哆哆嗦嗦在上面盖了玉印。徐世昌拿着隆裕的逊位诏，跑到袁世凯那里，把情况讲了讲，最后说：“看到隆裕的表情，我真是很难受，以好言劝之。过了许久，她才对我说，把大权交给袁世凯，让他尽快组织共和政府。”
袁世凯说：“想想咱们在彰德时，真没料到能有今天。这几百年的大清帝国就在咱们手里玩完了。”
徐世昌说：“太后的表情实在可怜，谁又知将来她们会怎样呢。”
袁世凯见到徐世昌如此，也只好装模作样地频频点头。袁世凯举行了隆重的接诏仪式，当天，他就在外交大楼内把辫子剪掉了。于是，全北京城都传开了，各家报纸登出诏书的全文，百姓喜气洋洋，欢天喜地，奔走相告：改朝换代了，这是共和的天下，再也不用打仗了。
清帝接受优待条件，正式退位，优待条款如下：
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官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这天是公元191年月1日。
龙旗收起来了，新的旗帜还没有，都知道有个“共和”的新名词，可怎么个共法，大多数人还真讲不清。最明白共和的袁世凯，曾公开发誓世世代代与共和势不两立，清帝逊位后，马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儿，马上通电声明赞成共和，他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帝国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结，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袁世凯的欺骗性高调，迷惑了南方革命党，他如愿以偿，转眼间，由清朝的总理大臣变为共和国的大总统。至于南京方面，为了约束他，参议院经过两次讨论，决定建都南京。袁世凯一听就明白，革命党此举，是对他不信任，他一方面百般托辞，就是不愿到南京就职；能推就推，不愿南下。
孙中山看出袁世凯的心思，按照参议院的决定，派蔡元培、宋教仁等人作为迎接大总统的专使赴京。袁世凯想自己若到南方，一切还不都在革命党人的监督下。于是，他又开始玩弄政治“智慧”。蔡元培、宋教仁等一到，袁世凯作出欢迎的样子，忙里忙外，而且对蔡元培说：“兄弟这次南下，可要承蒙关照，众多将士的热血铸成共和，世凯不敢稍有怠慢。”随后，袁世凯又拿出南行的路线图，给专使们看，还煞有介事地计划行动日期。为此，蔡、宋对袁世凯南下则坚信不疑。
南京的专使安顿不久，还是凌晨，北京城南忽然火光烛天，有人高声叫喊“兵变了”。专使们不知所措，急急来到袁世凯府上。袁世凯让大家不要急，说是第三镇部队发生兵变，请莫着慌。蔡元培等人在袁世凯的安排下，准备转入六国饭店，就在要走时，曹锟一身戎装推门而入，对袁世凯说：“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经办好。”
讲完，他见到府上还有生人，正要请安，袁世凯吼说：“你给我滚出去，还不去现场，跑到这里来胡说八道。”
蔡元培等人也没弄清，就急急忙忙奔了六国饭店去了。袁世凯放出风来，说是还没离开北京，就发生这样的事，如真到南京就职，事情可能就更不好办了。蔡元培、宋教仁等也被袁世凯这手给骗了，给南京发电，说袁不能离开京城一步。北洋军阀冯国璋、段祺瑞等人也通电不同意建都南京。这样一来，南京方面也只好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终于留在他的巢穴——北洋军阀的发祥地直隶，一展“雄心”。
孙中山在袁世凯就职的次日，公布了南京参议院经过三十二天讨论后通过的《临时法约》。这个法约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国人民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等自由；有选举、被选举、诉讼、请愿等权利。
袁世凯先任命老搭档唐绍仪为国务院总理，组成内阁。谁知那唐绍仪不识抬举，行使职权时，被“责任内阁”的招牌蒙住眼睛，处处强调责任。袁世凯大为不满，但又不能马上把唐绍仪轰出内阁，便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他进行抵制，让国务院工作不能进行。袁世凯为了扩张军备，向六国银行借款，唐绍仪认为条件太苛刻，也损害了袁世凯和帝国主义的“友谊”。到后来，又发生了任命王芝祥为直隶总督的事。王芝祥是同盟会的人，袁世凯反对他任直隶总督。这样一来，引起南方不少革命党人对他能否奉行法制产生怀疑。
袁世凯看风声有些吃紧，马上又换上一副脸，在报上信誓旦旦，再次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入京会谈。本来也打算邀黎元洪的，因他公开陷害武昌起义功勋张振武和方维，因而受到各方面的责难。
一路风尘，孙中山进京。袁世凯便说：“这次大总统来京，不胜欢喜。能借此机会，听到孙君的伟大经纶，以补予我施政不足。孙君创立民国，功绩赫赫垂名后世，予不肖承乏其后，今夕会见，益当为民国努力，勿背孙君初志。”
孙中山被袁世凯的口蜜腹剑所麻痹，对他说：“我来京，是想和你讨论一下铁路的事，国家之生命，惟铁路重要，可输入文化，可济军务。大总统在位十年，本又出身武门，可练精五百万兵。我虽不才，若使经营铁路，给我十年，我可完成二十五万铁路建设。”
袁世凯一听，心里窃喜，他说：“孙君光明正大，绝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
孙中山一心建设国家的心思，正是袁世凯所需要的。他给了孙中山一个“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的虚衔，心想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去吧。孙中山也真是没看透袁世凯，甚至电促黄兴入京。黄兴来京后，袁世凯还是老一套，高宾款待，胡乱吹捧，说黄兴组成内阁。谁知那唐绍仪不识抬举，行使职权时，被“责任内阁”的招牌蒙住眼睛，处处强调责任。袁世凯大为不满，但又不能马上把唐绍仪轰出内阁，便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棋瑞对他进行抵制，让国务院工作不能进行。袁世凯为了扩张军备，向六国银行借款，唐绍仪认为条件太苛刻，也损害了袁世凯和帝国主义的“友谊”。到后来，又发生了任命王芝祥为直隶总督的事。王芝祥是同盟会的人，袁世凯反对他任直隶总督。这样一来，引起南方不少革命党人对他能否奉行法制产生怀疑。
话说那袁世凯一看风声有些吃紧，马上又换上一副嘴脸，在报上信誓旦旦，再次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入京会谈。本来也打算邀黎元洪的，因他公开陷害武昌起义功勋张振武和方维，因而受到各方面的责难。
一种风尘，孙中山为大局北上。
一见到孙中山，袁世凯便说：“这次孙君来京，不胜欢喜，借此机会，听孙君的伟大经纶，以补予我施政不足。孙君创立民国，功绩赫赫垂名后世，予不肖承乏其后，今夕会见，益当为民国努力，勿背孙君初志。”
孙中山见袁世凯如此大义，对他说：“我来京，是想和你讨论一下铁路的事，国家之生命，惟铁路重要，可输入文化，可济军务。大总统在位十年，本又出身武门，可练精五百万兵。我虽不才，若使经营铁路，给我十年，我可完成二十五万铁路建设。”
袁世凯一听，下中下怀，心里窃喜，他说：“孙君光明正大，绝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
孙中山一心建设国家的心思，正是袁世凯所需要的。他给了孙中山一个“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的虚衔，心想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去吧。孙中山所思正是国家之大局，甚至电促黄兴入京。黄兴来京后，袁世凯还是老一套，高宾款待，胡乱吹捧，说黄兴“光明磊落，一片血诚”，大谈黄兴感兴趣的矿业。每天的报纸也大谈这次南北会谈空前成功。表面上看，袁世凯和孙中山以前的争议都已经烟消云散了。但有一人，不为所惑，那就是国民党的领袖宋教仁。
袁世凯诱使孙中山、黄兴退出政界去搞实业，可对已成为国民党实际领袖的宋教仁，他却没有办法。开始，袁世凯对宋教仁施展金钱笼络的方法，暗中派人送去裁好的西服和一张五十万元的支票。宋教仁当着袁世凯部下的面，不好意思拒绝。袁世凯心中暗喜，可没几天，宋教仁却修书一封，差人送来。袁世凯打开一看，先从信里掉下一张五十万元的支票，心里便有些凉了。
宋教仁信中说：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赐五十万，笑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原票奉还。
袁世凯碰个软钉子，恨得咬牙切齿。自孙中山和袁世凯南北会谈后，宋教仁离京在各地展开国会竞选活动，他力图使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按照责任内阁的组阁原则，宋教仁可以国会第一大党的领袖出面组织内阁，并担任内阁总理。宋教仁这样一来，若任事态发展，袁氏王朝将化为乌有，想来想去，也只有一个办法，即除掉宋教仁。恰在此时，武昌发生兵变，坐镇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查出一个叫应桂馨的官痞参与了此事，便发出通缉令，要各关卡一经拿获，就地正法。这件事，被内阁赵秉钧知道，他也正为宋教仁大伤脑筋，在探明袁世凯的心事之后，便推荐了应桂馨。俩人密议后，此举落在洪述祖的头上。
洪述祖就是上文提到为隆裕拟诏书的人，他字荫芝，是清代名儒洪北江的曾孙，现在是内务部的秘书。得令后，洪述祖携巨款南下，对应桂馨进行招抚。赵秉钧先与黎元洪通电，让他撤掉应桂馨的通缉令，暗示他这个人对内务部有用。黎元洪早晓得应桂馨的为人，得到北京政府的密电，找个理由就把通缉令给撤销了。洪述祖在上海找到应桂馨，几句话就很投机，达成了这笔交易。应桂馨字夔丞，出生在一个刁顽的奸商之家，其父应文生，以贱易贵，贿赂公差，巧取豪夺，转眼间成了上海有名的巨富，后来劣迹被别人告发，以巨款买通上海一位姓黄的知县，又让儿子应桂馨拜黄知县门下当干儿子，算是躲过这一关。应桂馨打小不务正业，少年时便在上海吸毒狎妓，还包一个小雏伶，串演粉戏，被租界巡捕拿获，入狱后又趁夜挖开狱墙逃之夭夭。
在北京，袁世凯和赵秉钧多次召见应桂馨，摸清了他的底子，知道这是个见利忘义的家伙，只要把愿许到，他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最后，把底交给了应桂馨，答应刺宋后加封他一个江苏巡查长的官职，并先交给他五万元的活动经费，以后每月给他一千块钱。应桂馨还拿到一个密电码，以后单独和赵秉钧、洪述祖联系，并得到宋教仁照片数张。
应桂馨回上海后，抓紧时间活动，只因宋教仁一直在沿岸各地游说，一时无法下手，可北京的洪述祖催得又紧，他为了向袁世凯讨功，便想出一个无耻的谎言，用来打击国民党的威信。应桂馨给赵秉钧发电：孙、黄运动极烈，已经获外侨资助，民党均主举宋教仁为总理。请放心，我已向日本购得孙、黄、宋的劣史，其中有黄兴和下女的裸照，宋教仁骗案刑事提票，准备用照片辑印十万册，从横滨发行。此事发生，使其无计可施，无从捉摸，决可奏效，实裨大局。
此事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孙、黄劣迹也是凭空捏造，说到宋教仁的“骗案”，更是捕风捉影。’宋教仁在日本写过一本“间岛问题”的书，书稿被一编译社买去，但该社未买出版权。以后宋教仁声明修改原稿另行出版，由此那编译社以此提起诉讼，结果当地法院以该编译社未买版权，宋有权另行出版此书而驳回。可应桂馨这计，博得袁世凯的好感。洪述祖也在电文上说“兄弟真有本事，此举大总统甚为高兴。兄弟今后必将飞黄腾达”云云。不过也有让应桂馨不满的地方，北京政府只能给他三十万元。区区三十万元，哪里够他奢费，他对袁世凯来个流氓本色，将国务院交他发行的公债，以低利率卖出三百五十万，来个先斩后奏，说这全是为了刺宋所做的准备。洪述祖听到这消息，也是吃惊不小，说勋位之事好办，可这公债，利率太低，怕通不过。袁世凯对刺杀宋教仁已经是迫不及待了，钱的事也不放在眼里，遂由洪述祖密电应桂馨：“债票特别准，事速行。”钱一到手，应桂馨马上行动起来。
他先物色了几个人，都不成功，最后找到一个叫武士英的山西人。此人个子矮小，凶神附体，革命后趁乱私自招兵一营，自命营长。事发后，避罪逃到上海．，正没着落，到处流浪。应桂馨了解到武士英的情况后，以事成后付一百块大洋，谈成交易。
191年月0日，晚十点左右，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陈其美、廖仲恺等国民党要员的陪同下步入上海火车站。
蒙在鼓里的宋教仁是应袁世凯电邀进京共商国事的，他心情很好，因为这次去京也是准备以国会第一大党出面组织内阁的。火车站路上的煤气灯很暗，此时，应桂馨布置的三个流氓打手和杀手武士英也从车站的小饭店里出来，互相点过头，按照计划，三个人进了车站，一个人留下放风。宋教仁在车站特设的国会议员接待室里与议员们交谈，有人告诉说，火车就要进站了，几个人遂走出休息室。宋教仁比黄兴几个人稍落后些。躲在暗处的武士英拿出照片核对无误后，窜到宋教仁身后，用六响勃郎宁手枪对其背部开了一枪，随即向站外狂跑，因怕人追过来，又向后胡乱开了两枪。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几个凶手趁夜逃掉。当晚凌晨一时左右，一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就这样含恨西去。
再说武士英，跑到应桂馨那里，拿到了三十块钱，匆匆出逃。应桂馨得讯后，喜出望外，马上给洪述祖发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报。”他以为无人知晓，只等着大总统召见加官了。
案发后，社会哗然，武士英很快归案，不等招出实情，便在狱中被毒得七窍流血，暴毙而亡。应桂馨自恃有功，跑到北京和袁世凯要价，最后被袁世凯派出的刺客乱刀砍死。几个月后，当案情水落石出，革命党人无不愤慨，但代价太大了。袁世凯这层面皮撕下，对革命党也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袁世凯丧权辱国，最有名的怕是那尽人皆知的“二十一条”，将大片土地让出去，换取银两来扩充军备，用以镇压革命党。等到他想到要当皇帝时，那路也是走绝了。
袁世凯的“老战友”冯国璋，听到风声，跑到袁世凯那里问个明白。袁世凯对冯国璋说：“你是怎么看的？”
冯国璋深知袁世凯的为人，佯装不知说：“外间都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给我个底。”
袁世凯正色说：“你我多年共事，还不知我的心。我今年已经五十八岁了，就是做皇帝能做几年？我想那谣言不外乎两个来历，一是许多人都说我国骤然实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些责任；二是新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的权力，于是就有人认为这是改革国体的先声。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和你说说，我现在和皇帝有什么区别？当皇帝也无非为子孙，而我的大儿子有残疾，二儿子想当名士，三儿子不识时务，其余都还太小。再说帝王之家从没有好结果，我既为子孙，也不能害他们。”
冯国璋还不放心，又小心试探性地说：“是啊，南方流言纷纷，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到了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天与人归的时候，虽然大总统谦让为怀，就怕是推也推不掉啊。”
袁世凯闻言懔色说：“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早已在那里购得产业，倘有人逼我，我就到那里做寓公，从此不闻国事。”
冯国璋知道袁世凯会演戏，可他以为自己和袁世凯的关系，心想他总不至于和自己说谎。冯国璋还把袁世凯这些话都告诉了梁启超，通过新闻记者公布在报纸上。袁世凯称帝后，冯国璋有些气恼地对自己人说：“我跟老头子干了这么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保他当元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话，闹到现在，仍是帝制为是，传子不传贤，他那个跛儿子，不过是个曹丕。早知道这样，忠心扶保大清，还得个忠臣。这样下去，将来如何能侍候得了。”
尽管冯国璋在公开场合表示响应帝制，可袁世凯在他身边还是安排了坐探，监视他的行动。此时，袁世凯的心腹大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陈其美所派党人击毙，对已经心存二志的冯国璋来说，倒是件好事。袁世凯为防备冯国璋有变，派杨善德为浙沪护军使，并加强东南的力量。
1915年1月1日，袁世凯下令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正式登极，同时他对冯国璋越来越不放心，下令冯国璋为参谋总长，并表示可以先依以前黎元洪在湖北先例，不必到任，暂时兼署江苏将军。冯国璋明白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忙称病推辞。冯国璋坐镇东南有年，羽翼已成，可他现在还是不敢过多讲话，因为到处都是袁世凯的坐探。不过，让袁世凯头疼的是，往往对冯国璋的调令还没有下达，就有他的亲信策动江苏军民通电挽留，山东将军靳云鹏，山西将军李纯，也给袁世凯打电报求不要调冯国璋他任，以稳定东南局面。这种时候，对这些军阀来说，有袁世凯撑着局面，相互都有个制约，正可谓：麻秆打狼两头怕。冯国璋也犯嘀咕，知道袁世凯谋略手段高他一筹，没有太大的把握，不敢过多出头。实际上这些大小军阀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心病，那就是袁世凯真要倒台了，谁来当这个“大总统”。要说冯国璋也自有韬略，比袁世凯也毫不逊色。一次，袁世凯派蒋雁行前来“探病”，冯国璋抓着他的手痛哭失声说：“我跟随大总统一辈子，总统要我怎样，我就怎样，从来也不问为什么。我是真心拥护，可大总统近来不把我当自己人了。这是为什么？”
冯国璋把蒋雁行问得不知说什么好，回去把这番话又讲给袁世凯。
袁世凯只是说：“真是条老狐狸，我自叹不如啊。”
实际上，像蒋雁行这样的坐探，在南京将军府也只是客人身份，对手握重兵的冯国璋奈何不了。冯国璋骨子里拥兵自重，又很有心术，如此躲闪，自有他的野心和打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