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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位浙江官场人尽皆知的犟驴子如此坦诚的表白，于元忠不禁默然了。他也是两榜进士出身的读书人，在上呈朝廷的奏疏之中，以及在别人面前也曾这么说过。可是，说到底，大明官场绝大多数的人做官为着什么？不外乎一是为了步步高升，二是为了财源滚滚，哪里是他所说的只是为了效忠朝廷、为民请命！此人不可理喻到了这种地步，难怪一辈子都走背运，二十年的老进士，当个七品知县都不能善终！
不过，眼下可不是替这个犟驴子考虑能否善终的问题。杨侍郎莅临诸暨，是为了看望这个犟驴子；而这个犟驴子原本一直在装疯卖傻、称病不出，杨侍郎一到诸暨，他却又如此强横地跟省里再度对着干，不用说，一定是杨侍郎答应将他的事情上奏朝廷。常言道，不怕没有理，就怕问官偏。以杨侍郎的圣眷，皇上未必会听信浙江的辩白。更何况，无论清丈田亩，还是收购生丝，省里的作法也未必契合圣意……
想到这里，他站了起来，说：“替我向杨大人告罪，就说本官公务在身，就不打搅杨大人歇息了。”说罢，就朝着大堂外面走去。
孙嘉新跟了出去，问道：“大人这就要走？”
于元忠站住了脚，气哼哼地说：“你孙知县改了省里和织造局商定的生丝章程，本官既然无法说服你，收丝一事又万万耽搁不得，布政使司就得赶紧遵你知县的命去调运现银。”
原来，于元忠心里也明白，用收丝凭据抵扣赋税的确存在着孙嘉新方才指出的那些弊端，各地桑农未必会接受，得依靠各州县衙门压服他们，这无疑是给各州县衙门压了担子。可是，省里藩司放贷收息赚到的钱，各州县得不到一分半文，那些州官县令也未必会乐意冒着治下桑农闹事的风险，帮省里担这个责任。既然无法说服眼前这个官场犟驴子，大概各州县都会有样学样，跟省里推诿扯皮。为了顺利帮助织造局收购生丝，就得赶紧回去筹措现银。浙江虽说是国朝赋税重地，一省的钱粮赋税能占到全国总额的三成，可一时要筹办上百万两现银，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耽搁了收丝，便得罪了织造局，织造局的背后是司礼监；司礼监的背后是皇上，跟这些能决定自己官位升迁罢黜乃至身家性命的人比起来，对杨侍郎失礼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说完之后，于元忠又要继续往外走，孙嘉新说：“大人且请留步。卑职还有一事不明，想要请示大人。”
“请示？”于元忠冷笑一声，说：“省里的公文到了你们诸暨，就形同废纸一张；我这个布政使兼按察使，也被你孙知县指派着办差使。通省上下，谁还敢给你指示？”
孙嘉新似乎没有听出于元忠话语之中的嘲讽和恼怒，淡淡地说：“大人说笑了，卑职安敢违制。”
身为上司，品秩又比对方高出许多，于元忠也觉得不应如此小鸡肚肠，便问道：“什么事？”
“今年的夏赋，是按黄册上原载的田亩数计征，还是按清丈之后的田亩数计征？请大人示下。”
计征全省各州县赋税，是布政使司衙门的一大职责，孙嘉新当然要请示于元忠；而且，这个问题问到了要害之处，于元忠不禁默然了。
按照巡抚张继先的意思，是要按清丈之后的田亩数计征，用意不言而喻——朝廷确定在浙江和南直隶六府试点清丈田亩之时，并未明确要求当年赋税就按清丈之后的田亩数计征。但是，仅浙江参与试点的杭州、湖州、嘉兴三府就新增田亩一万九千顷，能多收到田赋折银六万五千多两，数目虽说不是很大，却是清丈田亩所带来的好处，朝廷一定乐意听到这样的好消息，没准皇上还会下旨褒扬，也不枉浙江上上下下忙活了这两三个月。可是，于元忠知道其中大有文章，也不一定能符合朝廷的心意，自己又是刚刚接任的布政使，不想替回乡守制的前任担这样天大的干系，就找借口把张继先搪塞了过去，至今还没有确定下来。
见于元忠沉默以对，孙嘉新说：“卑职不揣冒昧说上一句，清丈田亩关乎千家万户百姓之福祉，兹事体大，大人又是新近才接任的布政使，此前并未参与此事，若不能仍按往年黄册上记载的田亩数计征，还是先请示朝廷的好。”
孙嘉新的话语之中流露出的意思，显然表明他对省里巡抚衙门和布政使司衙门可能因此产生的龌龊了然于心，是在为于元忠出谋划策。这样做未免有越俎代庖之嫌，也让于元忠脸面上有些挂不住，就把质疑之中带着不忿的目光投向了孙嘉新。
孙嘉新毫不畏惧地将目光顶了上去，深深地望着于元忠，说：“卑职和大人一样，当初科场登第、首授官职，便在浙江。其间因谏言失爱于君父，被斥退回乡三年；起复之后又调任广东顺德三年，除了这六年，余下十四年均在浙江为官，对浙江的情形也略知一二。浙江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偏生人齿繁盛，扯平了算，每两个人才有一亩田。卑职到诸暨已经三年了，县里的情形也不敢不知，就以诸暨而论。诸暨是浙江数一数二的大县，在籍百姓有二十七万人，入册田亩四十四万亩，其中二十九万亩是官田或大户人家的田地，只有十五万亩是耕农的田地。每亩一季丰年可产稻谷二石五斗，歉年则不足两石。所产稻谷摊到每个人丁头上，全年不足三百斤。脱粒后，每人白米不到二百五十斤。摊到每天，每人不足七两米，老人孩童尚可勉强充饥，壮丁壮妇则远远不够。得亏靠山有水，种些茶叶桑麻，产些桐漆，河里捞些鱼虾，再受雇于丝织大户养蚕缫丝，全家老小终年辛苦劳作、日夜不息，才能完粮纳税。倘有剩余便换些油盐购些粗粮勉强度日。民生之苦，已然苦不堪言……”
于元忠冷哼一声：“你说的这些，布政使衙门都有数字。本官忝为布政使，管着一省的钱粮，整个浙江每个县的实情我都知道。一个县有一个县的实情，一个省有一个省的实情。可清丈田亩的上谕说的分明，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现在的实情是豪强兼并之势愈演愈烈，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百姓亦会一贫如洗，每天果腹的七两米也再难有了！”
孙嘉新亢声说道：“卑职从不反对朝廷清丈田亩、抑制豪强的决策，恰恰相反，丈田、清粮、均赋役，卑职当年在乐清任知县、在台州任知州，都曾身体力行。朝廷推行改稻为桑之国策，诸暨在全省亦是完成最好的县份。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情，卑职都愿意去做。但是，今次省里丈田，为求政绩，以小弓丈量百姓田地，每弓短了三寸，一亩就要溢出一分有余，百姓便等若是被加赋一成。全年两季加赋折合稻米三十斤，等若每人每日的口粮便少了五钱米。这五钱米，对于那些钟鸣鼎食、珍馐满桌的大户人家来说，算不上什么；可对于那些丁门小户苦寒百姓来说，却是他们赖以活命的口粮啊！”
这些话才是真正的实情，一来过于琐碎，二来过于尖锐，孙嘉新无论面对皇上的征询，还是杨博的质疑，从来没有说的如此透彻。于元忠虽说干了十几年的刑名，毕竟是在地方官府供职，对于这些“实情”，也并非全然不知，只是麻木日久，此前又不是自己的份内差事，就装聋作哑，不置可否。此刻听到孙嘉新细细说出，神情和语气都是那样的沉痛，心里不免有所触动，就哑然了下来。
孙嘉新的声音陡然压低了下来：“诚如大人方才所言，朝廷定议清丈天下田亩，本意是为抑制豪强兼并，给天下之寒苦百姓求一条生路，设若因此却增加了百姓的负担，抑或夺民口食，岂不事与愿违，更有伤天道人和？皇上仁德天厚、爱民如子，决然不会为了多收一点钱粮赋税，便从自己子民碗中夺去原本就不多的一点粮米！张抚台、大人的前任宋藩台的作法，也断然不会契合圣意！大人升迁布政使才一个月，若是坚持按黄册所载田亩数额征收夏赋，便是不认可前次清丈田亩的结果。倘若日后朝廷追究下来，于己，则有转圜之余地；于浙江通省参与丈田的数百官吏，也有了一线活命之机。否则便是百口难辩。兹事体大，一步踏空，便会万劫不复。卑职且请大人三思复三思！”
这已经不是先前的旁敲侧击，而是**裸的威胁，甚至挑唆自己跟他一起对抗一省之巡抚！于元忠不禁万分惊诧地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胡子发白的老知县，真不知道自己该用何等严厉的语气来叱责他的犯上之举。
不过，他从孙嘉新眼中看到的是一片至诚，心里再次被深深地触动了，又沉默了一会儿，拱手向孙嘉新一揖：“谨受教。”
走出两步，他又回过头来，看着孙嘉新，低声说道：“孙知县，你科名还要早我一科三年，论说我该称你一声年兄。职位所系，外人面前我就不这么叫了。不揣冒昧送你一句话，在我大明为官，要和光同尘，也不能只想着朝廷和百姓！”
孙嘉新躬身行揖，应道：“多谢大人诲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