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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升迁贬黜，每年都会大量发生，原也稀松平常，根本不足为奇。孙嘉新两次事发贬黜，平心而论，第二次既可说是为臣不忠，也可说是安民为重，是否该治罪有可容商榷之处；而第一次，却是不折不扣的蒙冤受屈——当年皇上一意玄修，怠废政务，引起了朝廷诸多言官御史、官员士子上疏抗谏，不少人被贬官罢黜，甚至丢了性命。可是，那些人日后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也都得到了擢升褒奖，被杖责而死的御史杨爵更被追赠正二品都御史衔旌表抚恤，封妻荫子，一时荣耀无比。孙嘉新被原职起复，不过是当年刚刚入阁拜相的徐阶畏惧人言，刻意委屈了自己的门生。但奇怪的是，孙嘉新这么多年从未上疏申冤，也没有找当道大僚帮忙说话。高拱越发来了兴趣，就此事询问过杨博，杨博回答说是这么多年来，自己的那位同年从未给过他片言只字，也从未听说他曾修书于恩师徐阶——这就是说，徐阶将他起复、替他斡旋，未见他片纸致谢；将他委屈压制，也未见他有所抱怨；甚至可以说，他没有与自己如此官位显赫、权柄在握的师相、同年保持最起码的联系。如此一个不屑于钻营取巧的梗骨硬汉，在大明官场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屈指可数的“异类”，令持才傲物、自负过人的高拱也不禁刮目相看，便寻着机会，奏报给了朱厚熜。
虽说帝王心术，鬼神不言，但是，自嘉靖二十一年突然被从翰林院调任前所未有的秘书一职而始，除了中间曾奉旨南下主持废弛海禁、开办海市的那两年多的时间，高拱前前后后给朱厚熜当了近七年的秘书，终日侍奉御前，对皇上的心意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朱厚熜也对孙嘉新这位经历坎坷、命运多蹇的七品芝麻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密嘱镇抚司暗中调查。镇抚司很快便回奏，孙嘉新突发魔症，是因为在清丈田亩一事上与浙江巡抚衙门、杭州知府衙门两级上司衙门意见相左，当日浙江巡抚衙门召集各州官县令议事，一言不合，孙嘉新被浙江巡抚张继先当众斥骂，逐出大堂，羞愤之下，就犯了痴，终日里抱着一张丈田用的竹弓又哭又笑，还说是要把这张弓敬献给皇上和当朝衮衮诸公。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自孙嘉新疯癫之后，署理县令的县丞王顺就派县衙里的差役将他看了起来，名为照顾，实为软禁，镇抚司奉的又是密旨，无法曝露身份，也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朱厚熜来说，什么原因、什么意思并不重要，听到“丈田”二字，他的心立刻就提了起来。
虽说这些年里，朝廷大力推行新政，扶持工商、鼓励货殖流通，工商百业飞速发展，但在以农耕立国的大明，田赋仍是朝廷主要收入来源，确定每家每户所承担的赋税数额，基础便是所拥有的田亩数量；而且，实行官绅一体纳粮、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新税制之后，也亟待清查每家每户所拥有的田亩数量，重新核定应缴税额。可是，一来此事涉及全国各阶层民众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二来历朝历代，勋臣贵戚一直是土地的最大拥有者，官绅士子又凭借着朝廷的优免祖制，诡寄、隐匿了大量的土地。清丈田亩，触犯了这些人的既得利益，他们势必要喧嚣反对、乃至暗顶明抗，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朱厚熜纵然有心为之，却也不敢轻举妄动。
直至到了今年，一来当初反对新政、起兵造反的藩王宗亲、勋臣显贵早就被一网打尽，江南各地的官绅士子也被收拾得服服帖帖；二来苏松两府又因推行改稻为桑，暴露出了那些官绅豪富之家恣意欺官虐民、大肆兼并土地的严峻问题，朝廷再次下定决心，拿例行两百多年的优免制度开刀，以规范优免制度为名，清查官绅豪富之家诡寄、隐匿的土地，进一步打击江南官绅地主阶层；三来新任杭州知府赵贞吉上呈奏疏，奏请“扒平官民田科则”，即是将杭州府治下官田按照民田标准起课征税，所短田赋均平于民田之上。严嵩揣摩圣意，奏请皇上恩准赵贞吉的建议，并建议在两京一十三省全面推行，由各地官府据此清丈全国田亩，查出治下豪绅富户隐匿侵吞的田地，依律责其退还百姓，缓解豪强兼并之势。朱厚熜觉得火候已到，便同意了严嵩的奏议。不过，当年贸然推行新政，导致天下大乱的前车之鉴令他心有余悸，为了稳妥起见，便着令在杭州和官田分布最为集中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湖州、嘉兴六府做试点，逐步推行全国。可是，作为七大试点地区之一，又是最早提议清丈田亩的杭州，刚刚推行，就逼疯了一名知县，怎能不引起他的高度重视？因此，送走了远征东南亚、平定夷狄之乱的东海舰队之后，他便轻车简从，带着杨博和镇抚司一干人等，从舟山经宁波、绍兴，一路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浙江省府杭州治下的诸暨县。
隶属于杭州府的诸暨，是个历史悠久的县份，它的得名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近世由于人口繁衍、货殖日增，位于新安江北岸的老县城已经容纳不下，又在南岸新修筑起了一块新城，久而久之，南城的居民反而要比北城多了一倍有余。不过，县衙和多数公署仍旧集中在北城。朱厚熜原本打算先去县衙，让杨博以私人名义拜访孙嘉新。虽说孙嘉新已被软禁，但是，于公，杨博是兵部左堂、朝廷三品大员；于私，他是孙嘉新的同年，料想给那个署理县令王顺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阻挠。不过，进了诸暨县境之后，他却又改变了主意，吩咐众人先去南城。以杨博之聪慧过人，当然能猜到皇上此举是为了先听取孙嘉新的官声民瘼，以免先入为主，影响对丈田这件攸关大明社稷根基的国之大政的判断，不由得对皇上如此精明心细而深感钦佩。
当日朱厚熜离开南京，一是为了保密，二是为了节省时间，三来也是镇抚司出于安全考虑，反对皇上乘坐寻常官船，一行人便乘坐马车。将近晌午时分，来到诸暨县城。明朝自太祖朱元璋而始，历朝都很重视交通，水陆两驿都十分发达，但水有水驿，陆有陆驿，车马走的是陆驿，舟船才走水驿。他们的马车沿着新安江岸边的河堤驰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朱厚熜索性就从横跨南北两边的通惠桥附近下了马车，打发其他人留在原地等候，只带着杨博和镇抚司大太保杨尚贤、三太保高振东、九太保谢宇翔四人，安步当车向南城走去。这一带正当水陆交通的要冲，平日里往来进出的人本来就不少，眼下正值晌午时分，更是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倒是一派繁华安乐的景象。
时近九月，暑热未消，走不多时，众人就都是一身汗，远远瞅见前面有个茶亭，朱厚熜便说要到那里吃碗茶歇歇凉。曾经护卫皇上自北京千里南下至苏松二府再到扬州的镇抚司三位太保已是见怪不惊，初次随同圣驾微服出巡的杨博见皇上如此不拘小节，心中暗自惊叹不已，更觉不合天子礼制，却又不敢犯颜抗谏，只得亦步亦趋，跟着皇上来到那个看着十分简陋、只供行商脚夫歇脚解渴、寻常有身份的官绅士子都不愿意屈尊就坐的小茶亭。
更让杨博惊诧的还在后面——进了茶亭，朱厚熜随意地扬起宽幅袍袖，在凳子上拂了一拂，也不管是否拂去了上面的尘土，就一屁股坐了下来，扬声叫道：“老板，来五碗凉茶！”
“来喽！”店家应了一声，抬头却见来人是五位身穿薄绸长衫的士人，忙陪着笑脸说：“列位相公，小人这破地方可没什么好茶……”
“知道！要喝好茶，我们也就不上你这里来了！再说了，口渴的紧，谁还顾得上好茶粗茶！”朱厚熜笑道：“你这店家忒多嘴，总不成要把上门的生意往外撵吧？”
那位店家慌忙一手拎着一只铜壶，一手在怀里挟着五只粗瓷大碗，逐一拜放在朱厚熜等人的面前，大概是生怕这几位难得光临的“相公”嫌碗不干净，还特意拿了一块抹布仔细地抹了又抹，然后一边注水，一边难为情地笑道：“小店实在简陋，真真怠慢了列位相公了……”
杨博并非出身讲究“食不厌精”的豪富之家，还曾在军中任职，跟大头兵一道吃过粗茶淡饭，对他来说，那五只粗瓷大碗倒没有什么，惟是那店家用来抹碗的抹布，原本是白色，如今却是灰里泛黑的抹布让他觉得分外腻歪。正要说话，却见皇上已经端起了碗“咕嘟咕嘟”喝了一气，刚到嘴边的话立刻咽了回去，也跟着镇抚司那三位太保爷一道，端起大碗。不过，他毕竟还念及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只是小口轻呷，不象其他四人那样大口牛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