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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知道罗龙文指的是孙子严绍庭恩荫为锦衣卫百户一事，叹道：“东楼此行出力甚多，得领圣恩进秩两级，倒也罢了。惟是老朽并无寸功，辱蒙颁赐加禄及恩荫劣孙，实在受之有愧，更深恐招致朝野非议。奈何再三恳辞，皇上终是不允。此固人君之浩荡天恩，为人臣者却不免有愧于心……”
罗龙文热烈地反驳道：“小侄要斗胆驳世伯一句，皇上巡幸边镇、校阅六军，其后又以万乘之尊巡幸草原，招抚蒙元诸部，北虏顺应天心，俯首称臣，此乃我大明开国两百年之一大盛事，诚为人君威加四海，仁服天下之巍巍圣德所致使，然则内无世伯慷慨任事，辅佐尚在幼冲之年的储君调和阴阳、料理国事；外无世兄不避斧钺，时刻随侍圣驾左右以咨顾问，千秋之业、万世之功能否奏成，尚未可知矣！再者，皇上天聪明敏，慧眼识英，怎能一任绍庭世侄这等忠勤敏达之英才俊杰久藏于草莽之间，而不从速罗致于朝堂之上为家国社稷效力？”
严嵩淡淡一笑，显然是对于罗龙文这样不遗余力的吹捧毫不在意，更不想再听这些了无新意的阿谀之辞，便转移了话题，问道：“那么，你对杨继盛上疏被贬谪一事怎么看？”
杨继盛何许人也？嘉靖二十六年的新科进士，却在琼林宴上向皇上进献了一副《流民图》，揭发山东莱州官府隐瞒上年水灾灾情，以致饿死治下众多百姓之事，皇上震惊不已，拂袖而去，司礼监首席秉笔兼提督东厂太监黄锦为给皇上出气，指使提刑司太监把他暴打一顿，连腿都打折了，引起了参加琼林宴的新科进士们的不满，险些酿成一场大乱子。随后朝廷经过调查，杨继盛的陈奏属实，皇上亲自向他作揖赔罪，把他的科名从三甲一百三十五名提到了二甲四十六名，赐进士出身，授礼部观政。而山东官场则被一锅给端了——正四品莱州知府和两个县令在当地凌迟；山东巡抚、布政使、巡按御史和其他涉案官员显戮弃市；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流三千里；山东通省其他官员一律降两级留用，罚俸半年。一个新科进士，甫入官场就掀起如许轩然大波，朝野上下都为之啧啧称奇，在慨叹圣明君父从谏如流的同时，都对这个杨继盛的胆量和风骨钦佩不已。
这一次皇上巡幸草原，招抚蒙元诸部，普天同庆，百官万民欢呼雀跃，都认为困扰国朝近两百年的北虏边患有望根除，惟独杨继盛上了一道疏，极言华夷之大防，说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狄之人最是奸狡凶顽，断不可信其诚心归顺；甚至质疑国朝奉行已久的开设马市羁縻四夷的国策，说了许多诸如“互市市马者，和亲别名也。虏蹂躏我陵寝、杀戮我赤子，而先之以和，忘天下之大仇”；“以天朝堂堂而与‘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损国家之威望，失天下之大信，堕四方豪杰报效国家之大志”；“在我以为羁縻，在彼焉知非是欺我矣？”等等过激的话，并根据自己的想法，提出了禁马市、修武备、固边防、绝外患等治边之策。
历来据有中原者，北夷之祸便是心腹大患，自秦筑长城以来，言边事者多以北方为主，国朝也概莫能外。明太祖朱元璋定鼎之初，就曾对中山靖王徐达说“纵其北归，不必穷兵追之。但于其出塞之后，即固守边疆，防其侵犯耳。”这才有了明朝设边镇、建卫所、开屯田、创开中（盐法的一种措施，鼓励商人纳粮于边境换取盐引）等治边之策。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天子守边，北方边境危机越发显得重要，故有五次北征之举，但其基本边务政策，还是以保境安民为主，允许蒙古各部纳贡、互市。太、成两祖以降，历代皇帝都奉行惟谨。
马市可以互通有无，符合汉蒙两族人民的根本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数量有增无减，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日子一久，也暴露出了不少弊端：比如，蒙古各部不断提高马价，以劣马充好好，或强行搭配出售；各部酋首则对馈赠的要求越来越高，需索无度，国家财政日渐有不堪重负之感。而明朝这边商民也贪图厚利，擅自抬高货价，以次充好，边镇官吏也趁机克扣勒索，两族因贸易引起的纠纷和摩擦时有发生，经常由小摩擦发展成大的武装冲突。
对于蒙古各部，明朝手中的制约武器是停止互市，但停止互市，要有足够强大的武力做后盾，这是承平日久的边镇驻军所不能胜任的；而且边境不稳，边镇主军和各省客军常年疲于应付，不但耗费了巨额军费开支，更不利于整军备武。而明朝停止互市之后，蒙古各部就以武装掠夺为报复手段，但武装掠夺的代价很大，也不能满足各部真正的需要，战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因此一段时间的战争之后，接着又重新要求开市。从宣德之后至嘉靖之前的一百多年，历代都是如此周而复始。
嘉靖年间，由于承平日久，吏风大坏，导致军备废弛，边防松懈，蒙古各部便乘虚而入，时常纵兵骚扰边境，嘉靖皇帝便因噎废食，禁绝了马市，下诏曰“各边马市悉行停止，有敢言开市者斩！”从此兵连祸接，北部边境永无宁日，边地军民死伤无数，边镇屯田破坏殆尽，九边军费开支日渐加重，国家财政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穿越过来之后，尤其是经历了京师保卫战之后，朱厚熜一直苦心孤诣谋划汉蒙两族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之大计，做了大量的工作，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如今好不容易收到了一点成效，与蒙古各部缔结了盟约，土默特部的俺答汗也知难而退，转而向西边扩张，长期困扰明朝的北虏之祸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这个时候，杨继盛却上呈了这么一道奏疏，将他所做的一切全盘否定，无疑是给正在兴头上的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也就顾不得杨继盛是他十分欣赏并打算要悉心栽培以备日后大用的贤才，当即愤然在奏疏上批曰：“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尽管历代皇上时常有大白话见诸手札、圣旨，朱厚熜在审阅兵部上呈的“射天狼”演习方案之时还曾专门借题发挥，要求朝臣以后无论是上奏疏、还是公文往来，都使用白话及标点符号，可上谕直白到这种程度也是极为罕见的，尤其是一连用了三个惊叹号，天威震怒可想而知。内阁揣摩到皇上的意思是要让杨继盛去边关“调查研究”，就着三法司议罪论处，以“无知书生，空谈误国”的罪名将杨继盛褫夺官职，贬谪到大同军前效力。
生气归生气，朱厚熜也知道，别看没有人附和杨继盛上奏疏，但朝野内外对自己以封贡、开市为手段羁縻蒙古各部的驭夷治边之策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人为数众多，因此，他命通政使司将杨继盛的奏疏、自己的御批和朝廷对杨继盛的处分一道载诸于邸报之上，还命官办的《民报》长篇累牒地刊登了许多驳斥杨继盛论驭夷治边之策的文章，大都是近些年里受到皇上大用的一些通晓实务的官员上呈的奏疏。
杨继盛的奏疏中提出虏贼需索无度，朝廷封赏徒糜国帑民财的观点，严世蕃驳斥道：“兹虏求互市，与中国有无相易，马匹牛羊彼之有也，黍粟布帛我之有也，各以所有余，贸所不足，使虏之大小贫富，皆沾我之所惠；而我边镇人民，亦无不受其利焉……”这些年里，朝廷改变了以前轻商抑商的政策，重商恤商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严世蕃的奏疏从贸易本身分析利害得失，以互通有无的观点支持开市，突破了以往单纯以政治羁縻的局限，又有前几年开设官民马市所增加的赋税收入为佐证，自然赢得了朝野内外有识之士的一片叫好之声。
此外，御前办公厅协理高拱因曾在营团军任职，通晓军务，上呈了一道《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疏》，从整饬武备、加强边防的角度论述了开市的有利之处：“今虏既效顺，受我封爵，则边境必且无事，正欲趁此间暇之时，积我钱粮，修我险隘，练我兵马，整我器械，开我屯田，理我盐法，出国家什一之富，以收胡马之利；招中国携贰之人，以散勾引之党。更有沉儿密划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之。虽黠虏叛服无常，必无终不渝盟之理，然一年不犯，则有一年之成功；两年无警，则有两年之实效。但得三五年宁静，必然安顿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胜之机在我。”这道奏疏有力地驳斥了杨继盛奏疏中提出的承平日久，必然导致军备废弛、边事松懈的观点，打消了许多朝臣士子对国家安全的顾虑，也收到了很大的反响。
对于这件事的经过，罗龙文知之甚详，因朝野内外已有定论，严氏父子也早有上呈奏疏表明了自己支持开市的态度，他不可能在他们的面前另持一辞，便轻蔑地说：“回世伯的话，杨疏纯属书生之见，空谈误国，不值一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