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着两位好友征询的目光，何心隐慷慨激昂地说：“当世所谓之儒者，多有二病，一曰穷理而不博学；二曰闻道而不为善，不足以为人师表。至于科举之士，一年到头只知舞弄八股，此外万事皆是懵然不知；再者彼一心所望，无非‘利禄’二字，名教礼法于彼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焉能指望他们传承文明教化？如今天下滔滔者，无非此辈！惟是传承文明教化，乃千秋之事，岂可无人承担！我辈士人君子当上承圣贤之教诲、先哲之智慧，积之蓄之，教之育之，传之学之，不但有用于当世，亦为千秋万代存一文明教化之真脉。如此，方能使我中华之文明教化昌明鼎盛，绵延万代而不朽；方不负七尺昂藏，一身学识！”
何心隐越说越激动，洪亮的声音在船舱中嗡嗡回响。同时，他站了起来，也不再看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窗外，迎着漫天飞舞的风雨，坚定而自信地说：“孔圣人终其一生，门徒三千；我何心隐今生定要授徒三万！”
张居正怔怔地看着激动得难以自持的何心隐。令他惊谔的，不只是何心隐此时此刻表露出的非凡自负——他是天下闻名的狂生，“不恨吾不见前贤，恨前贤不见吾狂！”是他一贯的作风；还有他所决心选择的那条道路——广建书院，讲学四方。
书院之制，盛行于宋元，宋朝之时书院林立，其中有名的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嵩阳书院等，经常有当世大儒、士林名流常住讲学，四方学子闻风而来，为传播知识、传承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书院盛名传诵一时。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元末明初改朝换代，这些书院后多毁于战火之中，不复有往日之盛。
明朝开国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教育，建立了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一整套教育机构，确定各地各级学校的生员数额，由朝廷派官管理，学政巡回督查，只要是入学的生员，哪怕一辈子都考不上进士，照样享受国家的廪膳，还豁免赋税，凭这些优惠条件，朝廷将天下的读书人都网络到官学之中，接受正统的科举应试教育，重视素质教育且要自己承担生活费、学杂费的书院因此没落了近百年。
到了宪宗成化年间和孝宗正德年间，明朝已进入由盛转衰的中期，官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那些官学的生员把学习看作是科举出仕的唯一途径，只注重八股时艺，沉湎于科举，追求功名利禄而忽视了道德修养，以至于缺乏政治理想和良好品德，一旦为官，便结党营私，腐化堕落，成为被真正的士人君子所不齿的“衣冠蟊贼”；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官学生员数额毕竟有限，以最基层的县学为例，小县只有十人左右，大的在籍学生也不能超过三十人，由于僧多粥少，导致入学门槛极高，除了考试严格，少不了还有诸如请客送礼沾亲带故等等营私舞弊的猫腻，堵塞了寒门士子的求学之门，更将官学变成了藏污纳垢、玷污斯文的肮脏之地。
正是因为官学有着种种弊端，书院便应运复生。比之官学，大部分的书院倒颇有圣人“有教无类”的意思，只要能掏得起束修，谁都可以入书院求学，以至于许多渴望进学读书却又请托无门的平民子弟趋之若骛。尤其是创立船山学派的王阳明，创立甘泉学派的湛若水等一代大儒，都于武宗正德年间效法朱熹，广建书院，向众多慕名而来的学生传授学问，批判程朱理学，宣传他们的陆王心学，使得心学大盛于当时，书院更由此勃兴。
也就是说，何心隐所选择的这条道路，也是许多前圣先哲如朱熹、王阳明等都曾走过的路。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哪位学富五车的读书人不想将自己的道德文章、思想学说传诸生徒，成为桃李满天下的士林领袖？可是，在张居正看来，当此乱世，北有蒙元虏贼虎视眈眈，南有倭贼海寇为祸日盛，即便不说靖难大业，国家也是积弊重重，危机四伏，他们这些素来为社稷根基，并以家国天下事为己任的士人儒生，是没有权利，也没有可能这样做的，眼下最迫切需要做的，首先是富国强兵，再造大明中兴，舍此之外，都是细枝末节，都是缘木求鱼。
但是，所谓知易行难，“富国强兵，再造大明中兴”说起来容易，如今该做些什么，又该如何去做，他却一概不知。此外，近年来阳明心学在士林中隐隐成势，读书人若不会口头上绉几句陆王心学的语录，就会被人瞧不起。各地兴办的书院纷纷聘请精通陆王心学的人去讲学，固然赚了大把的银子，却教唆得众多青年士子无心科举，只顾着标新立异，抨击时政，不但惹出了不少麻烦，而且引得一些固守程朱理学的硕儒多有不满，两派时时论战不休，倒在士林中制造了不少矛盾，令一向对这些无关社稷苍生的玄谈奇论不感兴趣的张居正万难苟同。因此，对于何心隐的理想，他只能报之以敷衍的微笑，不做任何的评论。
无论如何，这个建议比初幼嘉原本打算的遁入空门，自求解脱无疑要积极得多，也合理得多，他似乎颇感兴趣，一路上与何心隐热烈地讨论选择何处风景优美的名山胜地开办书院，请哪些当世理学心学大家来院讲学等等诸多问题，并为之争论不休，幸有张居正时时充当和事老，两位未来的书院山长才没有在他们的书院还未建起之时，便因意气之争而分道扬镳。
在与何心隐争论的时候，初幼嘉不慎说漏了嘴，说曾在顾璘那里看到过朝廷刊印的《民报》，上面说朝廷如今在京师兴办国立小学，收容孤儿入校读书习字，由朝廷遴选年高德硕、办事稳重的举人、秀才为老师，并提供廪膳；还颁布了命为《兴学新政》的诏令，要求全国大办义学，由各省府州县动员本地缙绅之家捐资兴建学堂，招聘教习为幼童发蒙——他清楚地记得诏令上说：“凡各村社钱无论按地、按粮，公田存款，每年提出若干，先尽义学经费。大村设学一，中村则两村合办，贫瘠之村则数村并办，畸零不成村者就近入学。各州县牧民之官当邀集乡绅社首，悉心筹议，各就本地情形酌情举办。城中无社钱者，由官筹建，先为创行，其如何设塾、如何延师，开列规条，供各村仿照……”
偷来的锣鼓敲不得，他竟在身为新明朝廷职官的何心隐面前说起《民报》之事！张居正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不安，却听何心隐摇头叹息着说，这正是他百思不得其解之处。论说如今在北京垂拱九重的皇上既然一意孤行地推行**士林的官绅一体纳粮之法，足见他根本未把士人君子、乃至文明教化放在眼里，却不知道他为何又大办教育，还提出了“文教兴国”这样的圣训，若说只是为了收揽人心的欺世盗名之举，未免失之苛刻，但他究竟是何用意，就无从可知了。
张居正心眼一动，问道：“柱乾兄也曾看过《民报》？”
何心隐面色微微一红，随即就坦然承认，并从随身携带的书箱的最里层翻出一叠《民报》，说是新明朝廷上下早就知道朝廷编印《民报》一事，也知道这是朝廷攻心之计，已将之列为禁书，照理他是看不到也不能看的。不过，某日在三山街书坊闲逛之时，一个相熟的坊主悄悄卖给了他几份，因是商人从北方偷偷带过来的违禁品，被官府查抄出来要依律治罪，坊主担了天大的风险将之翻刻，因此，每份《民报》竟要了他半钱银子。
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拿过来一看，果然字划不如官府刻板那样清晰，也没有他们曾看到的若干插图，可见书坊翻刻之时只求快速和省事，质量就无从保证了。
对于朝廷大办义学之事，何心隐颇有微词，一是开办的学堂虽与私塾一样，都以《百家姓》、《三字经》等书为发蒙教材，却还开设有算学、格物等课程，女子学堂竟然还教习女红、医护等事，这等旁门左道岂能等大雅之堂？以此种义学培养出来的士人学子，如何能潜心研习四书五经，专注于春秋大义、圣贤教诲？更不用说浸淫于秦文汉赋、唐诗宋词，倡我中华之文明教化？二是兴办义学向来由各宗族自办，宗族的祠田收入为办学之资，不足之数由宗族中的富户分担，如今改由官筹建，难免一些操行不端、贪鄙成性的官员会趁机中饱私囊；三是各宗族也未必情愿掏钱粮让别人家的子弟入学读书，那些州县牧民之官为了逢迎圣意，定会强行摊派，难免引起民愤……
这些小事暂且不论，最让他觉得匪夷所思的是，朝廷居然还标新立异，明令创办旷古闻所未闻的女童学堂！虽明令习学之书以太祖高皇帝御制《女训》为主，但仍有种种弊端，首要者有二：一是自古女子无才便是德，读书识字只为粗通文墨，何需专门进学堂读书；二是学堂执事、教习皆为男子，有碍男女之大防，还是在自家延请年高德硕的塾师为宜。
不过，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何心隐也坦然地承认，广办义学之事乃是“昌德之举”，若非南北交恶，战乱不休，他真想去京师看一看新开办的国立小学究竟是何等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