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猜的不错，朱厚熜果然还在东暖阁里批阅奏疏，听内侍奏报严阁老深夜求见，以为定有要急事要奏，立即传见。
一见严嵩进来，不等他行礼如仪，朱厚熜就急切地问道：“严阁老不必多礼，快快奏来。”
严嵩还是老老实实地行了觐见之礼，然后半侧着身子，坐在皇上赐给的绣墩之上，将贺兰石请托之事陈奏给了朱厚熜。
严嵩的话还未说完，朱厚熜竟激动地站了起来，惊喜地说：“他真要包销三百万国债？哈哈，朕这几日里正为此事寝食难安，却不曾想竟有人挺身而出，替朕解了这天大的难事！”
严嵩心中暗喜，原来皇上为了国债之事，竟是如此着急，看来倒是自己多虑了。这样最好，既不必担心受那样的厚礼却办不成事，无法给贺兰石及他背后的英国公张茂交代；更能在皇上面前又立下一大功！
说到这国债一事，还需要从江南叛乱说起。
江南素为国朝财赋重地，南直隶、浙江两省每年赋税能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两省叛乱之后，今年的秋赋和明年的夏赋肯定没有指望了，虽然靠着抄没薛林义、陈以勤等逆党家产勉强可支撑一段时日，但朝廷如今既要兴师讨伐叛军，所需粮饷难以计数；同时又急需大量钱粮用于赈济并遣返难民回乡、恢复生产，这无疑是给本就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更增添了极大的困难。
真金白银之事可来不得半点含糊，诸多朝臣议了多日，也拿不出一个妥善的法子来，最后还是朱厚熜突发奇想，要以国家名义发行总计五百万两的国家债券，从民间募集资金渡过眼前难关。国债年息一分，按年给付利息，五年之后偿还本金，因承诺以国库赋税收入为担保，又名曰“国库券”。
虽说国家举债并非什么光彩之事，但前朝也不乏先例，为了应急救难，也只好如此了。谁知发行之事进展很不顺利，被大明宝钞折腾了一百多年的老百姓压根就不相信国家信誉，根本无人主动购买。满怀希望的朱厚熜傻眼了，无奈之下，只好动员皇室宗亲勋贵大臣带头认购，虽然没有好意思作出必须购买的硬性规定，却说了不少类似“簪缨之家世受皇恩，就当与国同体为君分忧”之类隐含威胁之意的话。在京皇室宗亲和公侯勋贵倒都爽快地掏出了一万两万的银子来购买国债，朝中文武官员却仍是很不积极，概因依照朝廷律法，一品大员年俸也不过一百七十多两银子，俸禄如此之低，若是一次便拿出成千上万两银子购买那什么“国库券”，岂不给人留下“贪财纳贿”的把柄，成为政敌攻讦的借口！因此，那些大员们要么有心无力，要么即便家中有余财也不敢露富，最多的如严嵩者也只认购了五百两银子。
有皇亲国戚及当朝衮衮诸公带头，民间百姓总算是放心了，开始购买。但甫经战乱，京城富户又大多逃往外省以避兵祸，民间筹集的成效也很有限，半月以来只发售出了不到两百万，离五百万的总额还差一大半。
面对这样的难局，朱厚熜和内阁都是束手无策，正在头疼之时，突然冒出来这么个晋商贺兰石，托门子找到严嵩，送上价值不菲的厚礼，主动表示愿为国家分忧，由昌隆号各大股东出资购买一百万国债，并由他出面包销余下的两百万。为了表示诚意，昌隆号还愿意“乐输”朝廷二十万两银子。这等好事，怎能不让他喜出望外！
开怀大笑了好一阵子，朱厚熜才问道：“朕也知道，商贾之流向来无利不起早。他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来。”
严嵩忙欠身说：“皇上睿智。贺兰石奏请朝廷恩准，与蒙古诸部互市之外，另开民市，由昌隆号为牙商，统管往来货殖。昌隆号除按货物所值缴纳一成关税之外，每年另上缴三成利润给朝廷。”
朱厚熜从以前的史料、朝臣的奏疏中得知，明朝与蒙古诸部之间的贸易分为通贡和互市两种形式，通贡由明朝核定贡道、贡期、贡使人数及贡品数，各部酋首依约派遣贡使携带贡品敬献朝廷，朝廷以较高的价格将贡品折算为布帛绸缎、粮米粟豆及医药等物，并回赐银两。互市是在边境指定的地点由蒙古人与明朝进行的贸易。一般每年开设一、二次，由明朝专门委任官吏负责组织、监督、管理，由官府核定出马的价格，然后由明朝官方用银、钞，或用内地手工业品折价来收购马匹。鞑靼此次围困京师，《求贡书》上提出的五条议和条件之五“开互市”中也提出了于各边堡遴选多处开立民市的要求，由于严嵩说服俺答先撤军再谈封贡之事，还未曾涉及到这一具体问题，他也就没有召集朝臣进行商议。因此，听严嵩说了贺兰石提出由自己专营民市的要求之后，他立即问道：“往年我大明与蒙古诸部可曾开过民市？货殖几何？”
严嵩说：“回皇上，我朝与蒙古诸部互市起于高祖文皇帝永乐年间，因蒙人多以马匹交易，故名马市。永乐三年，我朝在开原、广宁开设马市，专门与兀良哈三卫贸易，各部通过三卫。永乐六年，我朝又在甘州、凉州、兰州、宁夏等处开设马市，随来随市，未有定期，瓦刺及赤斤、罕东、沙州、哈密等蒙古卫所皆于此货殖。正统三年，我朝俯允瓦刺所请，开设大同马市，专与其贸易，后因其寇犯国门，大同马市关闭。其后宪宗成化年间、孝宗弘治年间及武宗正德年间，在各处边地开过短期马市。但都是官市，至于民市，倒是未曾有过，故此货殖几何，臣也不得而知。”
皇上尽管还没有表态可与不可，但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严嵩觉得有了一些底气，便又进一步说，从明朝与蒙古诸部多年贸易交往来看，无论朝贡，还是官营马市，都无法满足蒙人各部民众日用之需，汉蒙两族边民就在封锁的边境上私相贸易。即便在是在双方对峙，战争不断的时候，这种零散而又充满危险、且不容于官府的黑市交易也未曾断绝。交易范围也远远超过官市，蒙人可以用马，也可用牛、羊、骡、驴、皮张、毡毯、盐、木材等物换取明朝的布、绢、丝、缎、农具、铁锅、纸张、医药、粮食等物，交易额虽无定数，但想必一定也超过了一年一次或两次的官市。
朱厚熜想了想，说：“依朕看来，朝贡贸易以及官营马市并非等价交换。我大明与蒙元各部贸易通商向来少取多予，薄来厚往，以示羁糜之意，但蒙古各部酋首却不能体念天朝上国怀柔优抚之恩，竟认为是收取贡赋，贪欲无壑，稍有不满便寻衅滋事，降而复叛，使各边地田不得耕，民不得息，九边诸军疲于奔命。你方才提到英宗正统年间故事，朕记得英宗先帝《实录》所载，每年都有大批蒙古各部人等涌入内地，以马匹入贡。朝廷均给以优礼赐宴，提供食宿粮秣并大量赏赐。按惯例，瓦刺贡使不得超过五十人，但其贪图爵赏，逐年增加，朝廷多次下敕令予以限制也未有结果。此外，各部来使不但往来多行杀掠扰民，串通一气邀索内地珍重难得之物，更刺探我朝军情，长此以往，朝廷已有不堪重负之感。正统十四年春，瓦刺贡使多达两千人，却还是贪心不足，竟冒称有三千人。英宗先帝震怒，着礼部核查贡使人数，据实给赏，并削其马价，瓦刺便以此滋事，大举兴师入寇，终酿成‘土木之变’之祸！看来，朝廷糜费巨万财物准其朝贡并开立马市，也未必就能收得羁縻抚远之功。”
“皇上圣明！”严嵩说：“依臣之愚见，朝贡及官市非独不能收取羁縻抚远之功，于国朝财政也是一大弊端。臣查过前朝旧档，依正德五年之例，得胜堡、新平堡、张家口、水泉营四处马市贸易，朝廷核定马价为上等马每匹十二两，中等马每匹十两，下等马每匹八两，共易马七千八百七十四匹，另有若干牛羊、毛皮等物，所值不过二十万两；给付蒙古诸部马价及赏赐上等丝绸二万匹、中等丝绸二万匹，下等棉帛五万匹，粮米粟豆十万石，另有银三万两、其他物品数不胜数，共计合银近五十万两，远愈我朝所得。另据当年边地军镇奏报，斯时蒙古恰逢天旱，粮食奇缺，边民一石杂粮即可自蒙人手中换得良马一匹或健牛一头并羊两口，如此算来，我朝损失更是难以计数。”
朱厚熜原本也知道，明朝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无论朝贡贸易还是官营互市，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地少取多予，薄来厚往，不但无法从对外贸易中赚取利润，反而要赔上大量的银子。因此，乍一听晋商贺兰石奏请开民市，由他专营，国家不用承担任何贸易风险，却可以收取10%的关税和30%的利润，又何乐而不为呢？但听严嵩大致为他算了这笔账之后，他又舍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