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令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羡慕、妒忌却所知甚少的特殊群体。
他们在物质上的极度富足，精神上又背负着不能承受之重。他们活在父辈的阴影之下，渴望被父辈和这个社会所认可。他们渴望自由，又常常妥协和对家族的责任和义务之间。
他们是民营企业“富二代”，一个改革开放3o年的必然产物。在未来的1o年里，随着父辈老去，他们将陆续接班，成为这个主流商业社会的“玩家”。，
他们的“奋斗”，是一个混杂着青春和热度、挫败与成长的故事。
夭折的革命
26岁的缪新颖长白头了。
虽然常常勉做老成，这个1982年生的青年却长着一张纯净的娃娃脸，热情率真，有着上世纪风靡一时的配音演员童自荣一般的嗓音。
他是温州新丰鞋业老板缪存良的儿子。2oo3年从加拿大留学回来，按父亲的培养计划，他先被安排实习半年，然后到家族的一间公司负责人事。虽然只能算是“人力资源总监”，公司里的员工都毕恭毕敬地称他为“缪总”，“他们叫我爸爸为缪董”。
一到下面公司，年轻的缪总对很多现状“看不惯”，“懒懒散散，松松垮垮。”他决定整肃公司纪律。“我要带给这个企业一种我们必须改革的决心，给他们紧迫感和这样的危机意识——如果企业再这么继续下去，我们不到5年的时间就会被淘汰。”期间因为精力和时间实在顾不上来，他停了自己在外创办的一家小IT公司，“把精力投入在最重要的事上。”
他不久就现，制订的新政策制度根本推行不下去。老员工们当面从不和他冲撞，“唯唯诺诺，一转身就阳奉阴违”。公司内部还有很多裙带关系。“譬如老公是这个工厂的总监，他老婆可能是管财务。他老婆上班迟到了，我在场的话，他可能会当面批评她几句，我不在的时候，这些政策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没烧成功，缪新颖很不甘心。他以为，“历史上的每次改朝换代，都必须杀掉一批人”。“老猴耍不了新把戏”，他决定培养自己的嫡系团队“来做自己的事”。他招聘一批应届大学生，还亲自给他们做培训。
然而，他的这些年轻人一样和老员工们格格不入，“他们激进，想做成些什么，也就很难融入这个集体”。一年之后，他们纷纷离开。选择跳槽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无论是从薪酬还是从展平台而言，新丰这样的民营企业远没有外企大公司这么有吸引力。
白费心血的缪新颖再一次成为光杆司令。然而，看着这个一脸稚气的8o后男生忿忿地批评着那些“没有责任感、没有忠诚度的年轻人”，很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
“这群小老板们懂什么呀？一来就指手画脚，搞新花样。他们以为把书本上的东西直接就可以搬来用么？幼稚！”温州另一家私企的一位采购经理私下谈起他们的小老板，不以为然地评价。“小孩子家嘛，不用和他认真。我们只听大老板的。”
总结这场改革的挫败，缪新颖的结论是“我们的心不够狠”。而正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父亲拒绝了他撤换改革不力人员的这一要求。
家族企业全球网络曾在罗马尼亚、新加坡等地做调查，得出一个对比性结论：中国的家族企业传承是最困难的。中国的企业从改革开放开始，展时间比较短，现在面临着从出口加工到展自主品牌、从本地化到国际化、从银行信贷到资本市场等等多重转型的需要。
“从这一点说，中国的家族企业接班人压力是最大的。本身企业的业务模式转型已经很不容易了，还包括管理转型，新团队的重新建设、新的管理流程的建立、新的企业文化，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今天想了、明天就可以实现的。这是客观存在的情况，他们没有选择。”该研究机构的总监于保平说。
硬币总有两面。在记者接触的“富二代”群体中，除了像周小虎这样部分在家族企业里接受接班培训外，选择独自创业进入不同领域和做投资的各占三分之一强。对缪新颖们而言，在父辈们所熟悉的老产业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也很难摆脱弱势地位。然而，在父辈们知识和经验之外的新领域，他们可能会拥有自己新的机会。
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跟踪研究了温州民营企业二三十年。回忆起早年南存辉、周成建打地铺、睡地板的往事，他认为：“富二代从小成长环境优越，父辈生存意义上的压力当然不复存在，不需要再去打地铺。但是，他们面对的是“自我价值实现”的压力、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
富二代们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很多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而他们的父辈出身贫寒，大多只有小学和中学文化程度，很多人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管理学认为，家族企业传承存在着一种“代际锁定效应”，即代与代之间通常会锁定在同一个产业上。然而，无论是从教育背景、知识储备还是从大时代背景来看，富二代与父辈已截然不同，其中有些可能会做出新的选择，打破这种“锁定”，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财富的传承是容易的，但是，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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