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的农家小院清新凉爽。院中的黄瓜秧子被雨水浇灌后，显得格外生机茂盛，上面已经挂满了指头长的小黄瓜。
在黄瓜架旁，刘集村的村民刘端文带我们走进了他的家族史。
刘端文六十八岁，衣着整洁，头发梳得也很有条理。谈起家族往事，还有那些至亲至爱的家人，这位七尺汉子的眼里，不时闪着泪光。
1940年4月的一天，四边县政府给刘家送来了一块匾。此匾长一米有余，宽七十多厘米，上面刻有“一门三英”四个大字。
第二天一大早，刘家杀猪宰羊，招待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
这时候，最高兴的当属刘家掌门刘学福。他的两子一孙，都是军中响当当的英雄。四边县政府送来的这块“一门三英”匾，就是对这个家庭最高、最好的褒奖。
1950年，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一门三英”匾，最终化成了三张烈士证明。
刘学福膝下三子，长子刘泰山，次子刘寿山，三子刘仁山。刘泰山、刘寿山都是刘集的早期党员，跟着刘良才学过《共产党宣言》，砸过木行，也掐过谷穗。每次兄弟俩从夜校回来，都把刘良才讲的《共产党宣言》中的道理说给父亲听。
刘学福说：这书里的话没错，不跟他们斗，咱们穷人就拔不掉穷根子。往后呢，就冲着马大胡子的话，咱们全家都要起来跟着刘良才干！不干没活头，干了，也许能过上好日子呢！
刘寿山的妻子李秀英见丈夫经常半夜回家，还按时要几个铜钱，就心里嘀咕，以为丈夫在外边有了相好。多次追问，刘寿山都笑而不答，却仍然我行我素。
李秀英只好去找公公刘学福。
刘学福知道些内情，好言安慰道：你放心，小兔崽子敢做对不起你的事，我就砸断他的腿！
后来，刘良才的妻子姜玉兰介绍李秀英加入了共产党，李秀英每月要交两个铜板的党费，她这才恍然大悟。
一日，刘寿山深夜回来，见李秀英哼着小曲，眉宇间泛着喜悦。刘寿山就有些奇怪，自己这么晚回来，要是在往日，妻子早就怒火中烧了。刘寿山正欲询问，李秀英噗嗤一声笑了：往后啊，我每个月也要交两个铜板了。
刘寿山怔住了：你入党了？
李秀英严肃地说：不错。以后，咱们就是同志了。
刘仁山的妻子也姓李，出嫁前没有大名，与刘仁山结婚后，都叫她刘李氏。李秀英入党不久，刘李氏也加入了共产党。时任刘集村妇救会会长的姜玉兰说：你现在是党的人了，该有个自己的名字了，跟着你嫂子排，就叫李月英吧。
刘家三英之一的刘端智，是刘学福的孙子，刘泰山之子，参军时二十岁，之前早就定下了婚事。当兵没几个月，他因为作战勇猛，火线上成了班长。
听说女婿当了官，岳父高兴之余，也颇有些担忧，担心刘端智将来变成陈世美，着急之下，就找亲家催婚。
刘学福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板子（刘端智小名）也不小了，那就结吧。
当时刘端智就在附近一带活动，听到家里传来的口信，就报给了队长。队长哈哈一笑说：这是好事，过几天你就回去进洞房吧！
结婚当日，双方都准备妥当。女方的花轿已在路上，刘家门口也响起了唢呐声。
刘端智前一日带回口信，说要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马回来。一大早，街筒子里就站满了人，眼睛都齐刷刷盯着村口，等着枣红马出现。
有人来飞报，说花轿马上就到村口了。大家都急了起来。刘学福说：怎么还没听到马蹄声呢？
太阳升到一竿子高，花轿就落到了刘家门口。刘端智还是不见踪影，刘泰山就带着一帮人迎出了村口。
这时，远远看到几个人抬着口棺材走了过来。有人就喊：不要从这里走，这里有结婚的！
那些人不听，转眼抬着棺材到了跟前。刘泰山急了，刚要发脾气，对方为首的一个人先开口了：老乡，刘泰山家在哪里？
刘泰山慌了：我就是刘泰山！
对方一脸悲戚，上前握着刘泰山的手说：刘端智同志昨天晚上牺牲，我们把他送回来了。
喜事变成了丧事，刘家上下悲痛欲绝，刘学福枯坐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他红着眼对大儿子刘泰山吼道：给你二弟、三弟捎信，让他们在队伍上狠狠地揍那些小兔崽子！
李月英说：告诉他们，伺候老的照顾小的，有我们呢！让他们在队伍上安心打仗！
李秀英、李月英妯娌俩，白天忙家务，夜晚站岗放哨送情报。
刘端文告诉我们：当年我们家蒸馒头卖，碉堡里有咱们的内线，母亲和俺二娘为了传送情报，常到碉堡里送馒头。
刘家当年是刘集响当当的红色堡垒，几乎每天都有队伍上的人来吃住。
一日，刘集村来了日本鬼子，刘家人都躲出去了，一个游击队员匆忙中躲进了刘家的炕洞里。李月英回来后生火做饭，听到有低微的咳嗽声，细听觉得是在炕洞里，不禁有些吃惊。她就往灶膛里多添了几把柴，咳嗽声骤然剧烈起来。刘泰山也听见了，抄起一把菜刀就跳到了炕上。他刚揭开炕洞，一个黑乎乎的人就钻了出来。李月英细看，是游击队员王宝强！三个人相视片刻，都哈哈大笑起来。
李月英的丈夫刘仁山，后来当了四边特务大队三中队副队长，据说也是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人物。有次打红了眼，他纵马冲入敌阵，挥起手中缴获来的日本指挥刀，连连砍向日兵的脑袋，犹如砍瓜切菜一般，无人能敌。
1945年初，特务三中队改为益寿独立营三连，刘仁山担任三连副连长，连长是刘百贞。两个人配合相得益彰，人送绰号“哼哈二将”。当年十月，刘仁山当了独立营营长，刘百贞则为副营长。
不久，部队准备攻打潍县县城，刘仁山组织独立营攻城演练。战斗正酣时，空中传来了机器的轰鸣声，接着一个黑点由远至近。有的老战士说是飞机来了，新战士惊叫着说像只大蜻蜓……
正议论着，飞机呼啸着俯冲了过来，好像要从他们头顶掠过一般，紧接着炮弹、子弹雨点般泼洒过来。
刘仁山连忙喊“卧倒！”喊得声嘶力竭，大批战士就势趴在了地上。也有的战士看着飞机愣怔在那里，有的则撒开脚丫子狂奔起来。
刘仁山扑上去按倒几个战士，顺手拔起旁边的旗子，接着跑到了不远处的一座大坟顶上，高举旗子在空中挥舞。
敌机一下子咬住了刘仁山。几发炮弹落下来，他的一条胳膊被炸飞了，疼得在地上打滚。飞机转过头又是一个俯冲，机翼上射出了一串子弹，刘仁山停止了滚动。
刘端文的舅舅当时也在刘仁山部队，当时他就卧在一条沟里，离刘仁山只几步之遥。
多年后，当老人向刘端文描述这段往事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当日惨烈的场面：孩子，太惨了……你爹的那条胳膊被炸到了空中，啪嗒一声就落到了我的眼前。飞机上又打下了几梭子子弹，像雨点一样密，把你爹的身体打成了筛子眼……你爹那年，才二十六岁！
刘仁山被抬回来的时候，棺材上还有血滴下来。悲痛一下子把李月英击傻了，她紧紧搂着一岁多的儿子，没有眼泪，也没有哭声，两眼也好像一下子空了。
嫂子李秀英哭着说：妹妹，你别这样憋着，要哭就哭出来吧！
李月华还是一动不动地看着远处。
一连几天，李月华竟不知饥饱。一天晚上，家人没注意，她已经连续吃了几个大馒头，又抓起一个往嘴里塞。李秀英发现时，李月英已经肚胀如鼓。
刘学福痛心地说：她这是心疼得不知饥饱了！快拉孩他妈去遛遛，别胀坏了肚子。
李秀英拉着她，在村里几乎走了一晚上。
半个月后，李月英才渐渐清醒。村里人看到，她扑在刘仁山的坟头上哭了整整一个上午。
有人说：别去劝，让她好好哭一场吧！要不，会憋出病来的。
1941年1月，随着新中国的临近，*决定从全国解放区抽调数万名干部随大军南下，刘学福的次子刘寿山也是其中一员。刘寿山后在四川省云阳县担任组织部长，1950年3月在开会途中被特务暗杀，时年三十九岁。
解放后，刘宅正堂的墙上一直挂着那块“一门三英”匾。
有一天，刘学福站在匾前沉默了很久，最后吩咐儿子：摘下来存着吧。人越老越想孩子，看着它，我心里堵得慌……
1958年春日的一天，老人把压在箱底的三张烈士证突然拿了出来，他对儿子刘泰山说：我这辈子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这三张烈士证一定要保管好。你是长子，长子如父，你二弟、三弟不在了，一定要照顾好孤儿寡母。
没出几日，老人安然离世。
1966年深秋的一天，刘端文的奶奶吃罢早饭，看了看窗外的树叶，自言自语地说：树叶都落了，我这老婆子也该走了，该去那边看看我那几个苦命的孩子去喽！
说完这话，老人竟病倒了。
刘泰山见母亲气息奄奄，赶忙喊来木匠打棺材。那木匠是个老行家，随意看了眼墙角边的木材说：还缺一块板子。但刘家全家这会儿竟拿不出一点钱来再去买木板了。刘泰山一时被难住，他来回踱了几步，突然想起了那块“一门三英”匾。
这块匾一直由李月英珍藏着。听了大哥的意思，她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尖声喊道：不！决不！
刘泰山没想到弟媳反应这么强烈，不禁吓了一跳。
李月英可是刘家的有功之臣，在刘泰山印象中，她从来就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刘泰山急得长叹一声，蹲在了地上。
过了一会儿，李月英默默地搬出了那块匾。她轻轻打开裹在上面的薄布。匾很洁净，一尘不染，透着一种肃穆和凝重。
这是一块承载了三条生命的匾啊！每一缕纹理里，都浸润着英雄的血！
李月英用自己的衣袖擦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在了上面。
刘端文含泪拉起了自己的母亲。
李月英扭过身去，摆手示意搬走。刘泰山搬起来放下，放下又搬起来，心里沉重得像压了一方秤砣。
刘端文声音嘶哑地说：大爷，我来吧。
他双手搬起这块匾，紧紧拥在了怀里。
五十多岁的刘泰山抱着那块匾跪在了母亲的床前：老娘啊，这是您的儿子、孙子孝敬您的，就让他们替您遮风挡雨吧。说完磕了几个头。
刘泰山的母亲好像一下子清醒了，指着匾上的字说：我的寿限是苦命的儿子和孙子给的……跟师傅说说，上面的字，留着。
刘泰山对老木匠说：老娘说了，“一门三英”留在板上，不要推掉了。
老木匠看到这块匾，被震撼了。他双手接过放在长凳上，鞠了个躬，一脸的凝重，然后用长锯分成二块，大的，为棺木彩头（指前边的板子），中间刻上一个大大的“寿”字，四面有花纹相衬；小块，为棺木彩尾（指后边的板子），其余边料做了日月（指棺材底部左右两块板子）。
末了，刘泰山让在后彩头上雕上一个“孝”字。
老木匠说：没有这样的规矩啊！随后他明白了什么，用力点了点头。
“一门三英”四个字掩在了棺材里面，“一门”二字在前彩头上，“三英”则在后彩头，“一门三英”竟以这种方式守护着老人，真是感天动地。若烈士在天有灵，肯定也倍感欣慰。这样的棺材，人间再无第二。
棺木完工之日，刘泰山要付工钱，老不匠坚决不收。他说：就算是我替烈士尽一份孝心吧。
乡邻听说刘家的“一门三英”匾用在了棺木上，无不感叹。
刘老太出殡那天，刘集村的人几乎都站在了街上。棺材前那大红的“寿”字被阳光照得红彤彤的。
人群里有个老人突然喊道：老少爷们啊，替烈士送送老人吧！
人群中哭声一片。
刘泰山的母亲卒于1966年。那一年，刘端文恰新婚不久。
2013年6月的一天，当刘端文坐在自家小院里，跟我们讲起当年这一幕的时候，脸上挂满了泪水。
刘端文说：这块匾就是我母亲的命啊！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她半夜里擦这块匾，每隔一些日子她就要擦。她对我说：不能让灰尘脏了亲人的脸。
烈士的母亲弥留之际，家人竟找不到一块板子做棺木……
我们感慨不已。
夕阳西下，残阳如血。一缕阳光透了进来，给这座古朴的农家小院平添了几分沉重。
曾经当过妇救会会长的李月英，解放后又成了女社长。她挑担上肩，推车下地，样样不逊男子汉，人称铁姑娘。她耿直厚道，心里装的都是公家的事。
国家粮食困难，为了救济灾区，上级号召多交口粮，为国家解燃眉之急。李月英留下稍许，其余都交了出去。人家家里还有米下锅时候，李月英家却揭不开锅了，她就用槐叶烀饼子吃。没想到刘端文吃后，脸和胸都肿了，没钱医治，幸亏村里给了十几元钱。村长叹气说：月英呀，你这心眼咋就这么实！就不能多留点粮食？
刘端文痊愈后，脸上褪了一层皮，几年都没变过颜色来。
李月英在外风风火火，可在家里总是失魂落魄的样子，有时候关起门就唱小曲。看到儿子刘端文疑惑的模样，月英一把把他搂在怀里：儿呀，你不要害怕，你妈妈心里堵呀！不唱出来，就堵死了……
两烈士牺牲时，妯娌二人都还年轻，李月英还不足三十岁。当年一位常到刘家歇脚的八路军连长对月英有意。可月英说，自己要专心伺候烈士双亲，抚养烈士骨肉。
李秀英、李月英均未再嫁。
李月英晚年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都是儿子服侍左右，于1976年病逝。
李秀英享年一百有余，于2010年仙逝。
我们在广饶采访时，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冯光明，给我们讲了一个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下乡搜集革命斗争线索时听来的真实故事。
当年，商村有个姑娘叫小凤，在参军动员会上，她登上台子高声喊道：谁第一个报名参军，俺就嫁给谁！
小凤送出的郎不久就牺牲了。这以后，小凤又连续送出了四个后生，都为国捐躯。
老人都说她命硬，要不怎么克死了那么多男人？
村里的后生再没有人敢要她。小凤三十多岁的时候，才嫁到了遥远的外村。
解放战争时期，鲁北平原上各村参军踊跃，很多村庄一次就达百人之众，到部队后直接组建成连，并以村庄命名，部队上就出现了很多“商家连”、“周家连”之类的连队。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像小凤一样的农村姑娘。
当年，广饶一带几乎家家是抗属，户户有英烈。而在大王刘集一带的村庄，像刘学福一样的革命家庭比比皆是。
男儿前线去打仗，妇女儿童后方忙。刘集如今还健在的老人刘端义、刘茂春、刘秀珍、刘长贤，当年都是儿童团、妇救会中的佼佼者。
冯广明说：这与当年《共产党宣言》在广饶的广泛传播有关。《共产党宣言》描绘了共产主义的蓝图，大家谁不想过上好日子？与其等死，还不如起来干革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