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伯真和刘雨辉特工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页，是他们成功地获取了“东宁要塞”的情报。
日本关东军盘踞东北后，为巩固其地位，同时为对付北线虎视眈眈的苏联军队，实现更大的侵略野心，在中苏边境确定了四个作战区域，把南起吉林珲春、北至内蒙古海拉尔约四千公里的中苏边境划作了战略要地，在这条蜿蜒漫长的战略防线上，他们规划了十余处超大军事要塞群，依次是珲春要塞、东宁要塞、鹿鸣台要塞、绥芬河要塞、观月台要塞、半截河要塞、庙岭要塞、虎头要塞、富锦要塞、凤翔要塞、霍尔莫津要塞、瑷珲要塞、黑河要塞、法别拉要塞、海拉尔要塞、乌诺尔要塞、阿尔山要塞。
这些要塞都以“特”、“甲”、“乙”、“丙”、“丁”区分，“特”为要塞群之首，其他次之。这些要塞群长度相加有一千公里，里面近十万个永备工事星罗棋布，密密匝匝。关东司令部最高长官下令，特级工事的掩体厚度至少四米，要能抵挡数百毫米口径、一点五吨重的*的超强打击。
在这众多的要塞群中，东宁要塞被列为“特”。它坐落在在牡丹江市东宁县三岔口镇南九公里处，与中苏边境相依。当年，它被关东军司令部列为“国境一级阵地”，是关东军打击苏联军队的杀手锏。
据《东宁县志》等有关史料记载，1941年，日本关东军在东宁县驻扎有三个师团、一个独立旅、一个国境守备队，总兵力达到十三万人，而当时该县人口还不到三万五千人。其他要塞的驻军最高长官多为少将，而这里仅中将就有三个，少将十一个。驻东宁地区的关东军不仅数量多，而且兵种齐全，五花八门，有步兵、骑兵、坦克兵、装甲兵、通讯兵、航空兵、各种炮兵、工程兵、舟桥兵、汽车兵、卫生兵等等。兵力部署主要分布在三岔口、东宁等要地。
日本关东军第五任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叫嚣：我要把这庞大的要塞群建成东方的马其诺防线！比法国人的马其诺防线还要强百倍、千倍！
何为“马其诺防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军方从大战中看到了战争危机，为防备德国和意大利，他们开始在边境上建造防御工事，该工程总投入五十亿法郎，相当于1940年整个法国一年的财政预算，仅钢铁就耗去了十余万吨。这一系列防御工事，全长七百多公里，碉堡一千余个，部署了三百多门各类火炮，有一百多个炮塔。因为该工程由时任法国国防部部长的马其诺主持，被称为“马其诺防线”。
法军以为这下高枕无忧了。岂知1940年5月的一天，德军绕过马其诺防线，攀越阿登山区，成功进入法国境内，并很快占领了整个法国。
马其诺防线，遂成为战争史上的一个笑柄。
而马其诺防线比起东宁等要塞群来，还是小巫见大巫，难怪日本关东军司令如此狂妄。
东宁要塞群从1934年起建造，至1945年完工，历时十一年。据史料记载，日军在中苏边界沿线兴建要塞期间，动用中国劳工就达百万之众，仅东宁要塞就有十七万劳工。东宁要塞完工后，绝大部分劳工被日军秘密枪杀。
据东宁县的老人讲，1932年左右，东宁县就被隆隆的爆炸声笼罩了。后来人们才知道，那是日本鬼子在开山炸石。这期间，日本人多次到东宁县拉民工要伙夫，没有劳力的，就以钱来抵。
延伯真也觉察到有异。为探究竟，他多次前往山区侦查，因日军守卫严密，无法靠近目标，但远远可以看到前方尘土飞扬，人群密如蝼蚁。
延伯真和刘雨辉分析，日军大兴土木，肯定是在修建什么工事。延伯真把这情况马上汇报给了苏联远东情报局，情报局上层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专门让延伯真列席。有专家认为，东宁与苏联为邻，日军的阴谋肯定是针对苏军的。最后情报局指示，要延伯真尽快搞到有关情报。
延伯真喜交往，善鼓动，每走到一地，都会结交大批朋友，这也利于他开展革命活动。他刚到东宁县不久，有一次在饭馆吃饭，听到邻桌的人说一口地道的山东话，就走过去打招呼，由此和王书焕、王蓬一兄弟俩相识并成了好友。
王书焕兄弟在山东老家时，曾用铁锨拍死一个日本兵，为躲避追杀，在一个月黑风高夜逃走了。提起日本鬼子，兄弟二人牙齿都咬得嘎嘣响。交往久了，心里话就多了，关系也日渐加深。
有一次延伯真险些被日本兵捉住，是这对兄弟出手相助，才得以脱身。王蓬一对着延伯真比画了一下，意思说，你是八路吧？延伯真微笑着点了点头。王书焕说：太好了，杀鬼子也有我们一份！以后用着我们兄弟时，尽管说。
东宁县有一家照相馆，主人叫姜延平。一次延伯真去照相，姜延平边忙边叹气，延伯真问他为何长吁短叹，姜延平说：我这段时间几乎天天被日本人拉去照相，这样下去，我不成了汉奸了嘛！延伯真说：只要不跟着日本人做坏事，就不算是汉奸。
姜延平说：开始日本人让我给当兵的照，时间久了，可能也信任我了，就让我照他们的防御工事。做这事，算不算汉奸哪？
延伯真心里一动：防御工事？
姜延平说：你还不知道？日本人现在疯了，就像老鼠打地洞一样，天天在那里瞎折腾。
两人攀谈了一阵，姜延平突然问延伯真：兄弟，听你口音，是山东人吧？
延伯真点了点头。
姜延平高兴地说：你们山东人好啊，厚道！
延伯真笑着问：怎么个厚道法？
姜延平说：我认识两个王姓兄弟，也是你们山东人，当年我流落街头，腿上还受了伤，他们把我叫到家里去养伤，伤好走的时候，还送了我一些钱，要不我哪有今天……他们一个叫王书焕，一个叫王蓬一，恩人的名字，我时常念叨，我得记一辈子呀！
延伯真心里一阵惊喜，不禁喊道：太好了！
这一声叫，把姜延平吓了一跳。
延伯真自知失态，说了声“谢谢”，起身告辞。
出了照相馆，夜幕已经降临。延伯真直奔王氏兄弟家。
当天晚上，延伯真和王氏兄弟，在姜延平的照相馆与他谈了很久。
听了延伯真的计划，姜延平脸都白了，他连连摇着手说：不行，绝对不行！这可是要杀头的呀！
延伯真说：危险肯定有，但我们会全力保护你。都是中国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折腾下去，将来我们会死多少人哪！
王蓬一也说：兄弟啊，不把这帮兔崽子赶出去，我们永远过不上好日子！
姜延平不停地抽着烟，最后他一把扔掉烟蒂，下了决心：豁出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不能袖手旁观。
姜延平最终答应，为延伯真提供东宁要塞的情报。
延伯真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后来，姜延平借机将东宁一带的阵地构造照片图样，连人带物等整个地拍摄下来。我很快就送到了苏联远东情报局。
可以肯定的是，东宁要塞情报确实是照相师姜延平提供的。但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天字号工程，敌人防护肯定也非常严密，姜延平是怎么应付敌人，又是如何将情报带出来的呢？
很遗憾，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已无从查考。
姜延平完成任务之后，为了他们全家的安全，延伯真介绍他们去了苏联。
1936年10月的一天，姜延平举家到了苏联，从此再无音讯。那段神秘的历史也随之消失了，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团。
关于东宁要塞的情报传奇，几乎鲜有资料记载。
日本宪兵队很快发现中国照相师神秘失踪了。在日本狂热分子眼里，东宁要塞就是日本扩张的希望，是他们攻打苏联的杀手锏，照相师如果是情报人员，东宁要塞就会暴露无遗。
关东军立刻派出大批军警，在县城进行拉网式的大搜查。此时，延伯真一家人也早已转移到了绥芬河及北安县一带。
在这里，延伯真并没有销声匿迹，他又成功策反了日伪团长西久贞。
延伯真在东宁县当教员的时候，结识了教育局局长申鸿泰。后来申鸿泰官运亨通，当上了北安县的一县之长。为开展工作，延伯真就投到了他的门下。申县长一直觉得延伯真是个老实本分之人，就留他在县衙里当差。
1938年除夕，申鸿泰举办新年团拜会，宴请北安县各界名流，延伯真也在现场听差。为了寻找可用之才，他找借口翻看来宾签名簿，在众多的名字中，一个叫西久贞的人引起了延伯真的注意，他的名字后面有这样的介绍：山东广饶人，校级军官。
延伯真心中暗喜，他端起酒杯走到西久贞的席前一一敬酒，敬到西久贞跟前时，延伯真貌似随意地问道：西团长，听口音，您是山东人吧？西久贞打量着延伯真说，是啊！这人呀，什么都好改，唯有乡音难改啊！说着，西久贞眼圈竟红了：哎！多少年没回家了，也真是想呀！
延伯真说：西团长，我也是山东人，听您说话，亲切得很哪！
西久贞高兴地说：太好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来，干了这一杯！
两人端起杯来一饮而尽。
延伯真说：我是山东广饶的，不知团长是哪里人？
西久贞眼睛一下子瞪大了：啥？广饶？我也是呀！
越说越近乎，西久贞用力拍了一下延伯真的肩膀，大声道：我西久贞是个爽快人，山东大汉嘛！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哪天你到我驻地来，咱们兄弟一醉方休。
几天过后，延伯真来到了西久贞的驻地。西久贞很是高兴，并设宴盛情款待。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西久贞不禁一声长叹，声调悲凉：兄弟，那天我就看出来你是个可靠的人，愿意和你说说心里话：我这气儿，不顺哪！很多人都说我是个响当当的团长，响什么呢？真没什么可自豪的，给日本人干事，羞先人呀！你可能也看不起我西久贞吧？兄弟你不知道，在小日本面前，我赔着笑脸，可心里恨不得捅了这帮孙子！老弟你可以打听打听，我对老百姓怎么样？我手下的人，没一个敢欺负老百姓的！很多人见了我也都伸这个……西久贞说着，伸了一下大拇指。
延伯真说：我看得出来，西团长是有正义感的。既然你跟我掏心窝子，那我也说实话实说——日本鬼子早晚得完蛋，蒋介石也靠不住，能救中国的，还是共产党。
西久贞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兄弟你说得有道理。共产党开始就是个小不点儿，谁也没看在眼里，可现在越来越成气候了。
延伯真借机道：我推荐你读本书，书名是《共产党宣言》，它让整个世界的无产者都行动起来了，这也是共产党走向胜利的武器。为什么民众都拥护共产党？共产党是为穷苦人谋幸福的。这些道理，《共产党宣言》多少年前就提到了。
西久贞说：难怪老蒋这么恨这本书，过去我也很想一读，可一时没找到。
延伯真说：正好，我那里有一本，我给你送过来。
西久贞狐疑看了一眼延伯真：兄弟，你好像有些来头呀……不怕我把你卖了？
延伯真哈哈一笑：我又不是共产党员，值不了几块大洋，只是也和你一样，有些民族责任感。过去我是读了些书的，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读了觉得有道理，就想推荐给老兄也看一看。我不信老乡会把我卖了！
不久，延伯真给西久贞送来《共产党宣言》，两人又深谈了一次。
1938年春的一天，西久贞骑马来到了北安县政府，找到延伯真，急急地说：小日本要出手了，准备出兵诺门坎，他们无非就是想试探一下苏联的反应和军队实力。我也要被派过去，你看怎么办好？
延伯真说：要我说，这正是你摆脱日本人的良机。阵前起义，把你的队伍拉到苏联去！
1938年5月，诺门坎战斗打响。苏联元帅朱可夫亲自上阵指挥，苏联红军给了日军沉重打击。双方激战中，西久贞带人消灭了自己团里的十几个日兵，最后率队伍投诚。此举一下子打乱了日军的部署，令日军措手不及。
1940年夏天，西久贞离开苏联，取道新疆到了延安，后加入了共产党。1945年建立东北解放区时，西久贞又随军回到东北，始任黑龙江省财政厅副厅长，后担任辽宁省财政厅厅长，于1962年病逝。
西久贞晚年经常念叨起延伯真。他说：没有延伯真，就没有我西久贞的今天，是延伯真和他的那本《共产党宣言》，让我下了起义的决心。
西久贞阵前倒戈，让伪满政府非常恼火。北安县县长申鸿泰的随从张三贵乘机进言：依我看，就是延伯真策反了西久贞！他自从看了那本签名簿后，就有意识地接近西久贞……这事儿，我可曾经提醒过您的呀！
申鸿泰也心里嘀咕，就旁敲侧击地问延伯真：这西久贞怎么突然当了叛徒呢？伯真呀，你和他往来频繁，交际颇深，可难脱干系！
延伯真平静地说：申县长，因为我们是同乡，往来多一些，这是人之常情。我延伯真是个教书人，平日小心谨慎，唯恐惹上什么官司，带来性命之忧啊！
申鸿泰察看延伯真脸色，见他一脸无辜，也就少了些怀疑，放过这事不提了。更重要的一点，延伯真是他留在县府当差的，一旦深究出问题来，他也难逃干系。
申鸿泰本想就此辞了延伯真，又苦于找不到借口。没想到过了几天，延伯真却自己提出了辞呈。他对申鸿泰说：我家里人口众多，想找个薪水高一点的差事做，这样也可缓解家中的窘境。
申鸿泰乐得如此，就满口答应了。
延伯真主动辞职，是有缘由的，因为这时贺伯珍带着新的任务从苏联回来了。
贺伯珍回来的时候，面黄肌瘦，一脸病态，走路摇摇晃晃的，延伯真忙问原因。贺伯珍没开口眼圈就红了，他对延伯真、刘雨辉说：我以为咱们再也见不上面了。
原来，贺伯珍到苏联送情报的时候，正遇上苏联肃反运动，贺伯珍被逮捕关押。苏军说他是日本特务，对他进行了一番拷打，然后把他关进了一间又潮又湿的牢房里。
有一次，一个高级别的军官来审问他，贺伯珍说：我是中*员，这几年一直为远东情报局工作。这位军官听了，觉得非同小可，立即把这件事报了上去。
终于有一天，远东情报局来人把贺伯珍带走了……
延伯真听到贺伯珍的诉说，叹了口气，又见他一脸的委屈伤心，就说：革命就是这样，不仅要吃得了委屈，还要随时准备牺牲。我去年回了一趟老家，才知道我们一个很优秀的同志牺牲了。
说到这里，延伯真拿起枕边的一本书：这个人叫刘良才，他就是用这本《共产党宣言》，带动了一大批的农民起来干革命。刘良才走到哪里，就把《共产党宣言》宣传到哪里……
贺伯珍默默拿过这本《共产党宣言》，低声说：与他相比，我做得还很不够。在苏联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在学习《共产党宣言》。我也准备好好看看这本书。
1939年冬天的哈尔滨，格外寒冷。就在初冬的一个雪天，延伯真、刘雨辉举家搬到了这里。
延伯真与前妻生的两个儿子已经到苏联学习。他和刘雨辉婚后又育有三女一男。为保证安全，延伯真和刘雨辉一年要搬几次家，孩子们也跟着他们四处奔波。
这一次搬家，是依照远东情报局指示，到哈尔滨设立电台。经过四处寻觅，他们把电台的地点选在了哈尔滨市郊一个叫顾乡屯的地方。
为了作掩护，延伯真租下两间房子，开了家切面店，平日里由贺伯珍打理。贺伯珍孤身一人，他哥哥去世后，为了照顾嫂子贺徐氏和侄子，同时也为便于开展工作，就把他们娘儿俩接了过来一起生活。
在切面店里，贺伯珍白天经营店铺，晚上通过电台，把延伯真和刘雨辉搜集的情报，发给苏联远东情报局。
1941年3月的一天早上，贺伯珍像平日一样打开店门，就看见一帮日本宪兵和伪警察从远处围了过来，在前边带路的，竟是当年和自己一起从事情报工作的刘青选。刘青选看到贺伯珍，就尖叫起来：就是他！别让他跑了！贺伯珍知道，自己被叛徒出卖了。
贺徐氏趁敌人注意力全放在贺伯珍身上，低声对儿子贺方彦说：敌人来了，快去告诉你刘叔叔。
贺方彦还不到十岁，可人很机灵。他见几个日本兵在撵鸡，也赶过去装作帮忙，一会儿工夫就跑远了。
刘青选讨好地对带队的警察说：咱们先隐蔽起来，一会儿，肯定还有大鱼来投网。
贺徐氏说的刘叔叔，名叫刘明先，是个小商人，在延伯真的切面店不远处开了一家商号。刘明先和延伯真是同乡，延伯真每次过来，都先到刘明先的商号小坐，刘明先还不知道，他这里已经被延伯真当成了一个瞭望点——站在刘明先的商号里，打开小窗子，就能看到切面店的情况。
延伯真正向这里走来。半路上遇到刘明先，他正欲打招呼，刘明先先开口了，他气吁吁地说道：老乡，你的切面店被日本人包围了，你千万不要过去！延伯真故作惊讶，和他说了几句话就匆匆走了。
日本人在包围切面店的同时，另一干人马也到了太平桥一带。刘青选在供出贺伯珍时，也供出了刘雨辉。只是刘青选没见过刘雨辉，因此在确定性别的时候，他想当然地把刘雨辉定为了“男性”。
当年，延伯真他们每到一地居住，为保证安全，夫妻二人都分头落户。在哈尔滨，延伯真的户口放在了市郊的沙漫屯，刘雨辉落到了太平桥，户主一栏是刘雨辉，性别栏是女。日本人找不到“男刘雨辉”，就把太平桥所有的刘姓男户主全都抓到了警察局审问。在日本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延伯真和刘雨辉，已经带着孩子们转移了。
延伯真、刘雨辉晚年时，孩子们经常和他们开玩笑，说他们“老奸巨猾”，“狡兔三窟”。
贺伯珍连同嫂子贺徐氏，最后都被日本人带走。为了让贺伯珍屈服，日本人用上了各种刑具。贺伯珍长得干瘦，夸张一点说就是皮包骨头，刑具上身后，那真是皮开骨露。
日本人知道，如果这位苏联远东情报局的情报员松了口，将会有着惊人的收获。关东司令部下令，用尽千方百计都要让贺伯珍招供，但贺伯珍始终坚贞不屈。叛徒刘青选恨恨地说：他这个人的嘴，你就是用钢钎撬也得撬开。
日本人最后动用了刑具中的杀手锏——关东军号称刑具之王的绞肉机。
这种绞肉机是特制的，出口就对着犯人，为了震慑犯人，他们开动机器后，先拿一大块肉扔进绞肉机里，一会儿工夫，那大块的肉就变成了细碎肉丁从出口涌了出来。
日本人先从贺伯珍的脚绞起。绞肉机如同巨兽一般，很快就把贺伯珍的半边脚吞了进去。贺伯珍一声惨叫，就晕了过去。
贺伯珍醒过来后，日本人围上来，瞪大眼睛等着他开口招供，贺伯珍依然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还说不明白远东情报局是干什么的。日本人又继续绞他，直到把贺伯珍的身体绞尽，方才罢休。
贺徐氏虽不是情报人员，可也是贺伯珍的得力助手，平时把门望风，处理一些文件。日本人见贺徐氏是个小脚女人，说话轻声细语，并没把她放在眼里，贺徐氏也故意装出一副胆小的样子。
日本人先给她灌辣椒水，接着又上了几次刑。一番折腾后，贺徐氏就昏了过去，醒来后就放声大哭，还是一问三不知。日本人看她也不像共产党，最后只得放了。
得知贺伯珍牺牲的消息，延伯真和刘雨辉泪流满面，孩子们也都放声大哭。贺伯珍孤身一人，形单影只，延伯珍、刘雨辉与他相识后，就一直视他为亲人。有很长一段时间，贺伯珍吃住都在延家，与延伯真的几个孩子，感情也都很深。
刘雨辉这时候还不知道，她的弟弟刘奎文也已经于两年前牺牲了。
1932年2月的一天，刘奎文离开了家乡。等他风尘仆仆地踏上东宁县这片土地的时候，已是人间四月天了。而东北的四月，还是寒气逼人，到处白雪皑皑，俨如内陆地区的深冬。
黄昏时，刘奎文终于找到了姐姐的家门。
一路风餐露宿，刘奎文蓬头垢面，面黄肌瘦。如果不是喊了一声姐姐，刘雨辉险些把他当成了上门乞讨的乞丐。
刘奎文告诉姐姐，身上的钱不够用，自己一路上不是步行，就是扒煤车，真是饥寒交迫。
刘雨辉一把抱住刘奎文，心疼得放声大哭。
晚上，姐弟二人在炉火旁一直聊到了深夜。
延伯真提出要送刘奎文到苏联大学学习。刘奎文开始并不同意，他说：我来东北，是为参加革命，怎么能去学习呢？延伯真说：学习与革命并不矛盾，有了更多的知识，对革命的贡献会更大。
刘奎文思来想去，觉得有道理，就随延伯真去了苏联。苏联政府把刘奎文送到了海参崴东方大学学习。刘奎文勤奋好学，很快就脱颖而出。毕业后，学校要他留校任教，但刘奎文早就归心似箭，执意不肯。东方大学的校长亲自出面做工作，刘奎文才勉勉强强留下了。
1935年7月，驻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发布的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新方针，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联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八一宣言》。
远在苏联海参崴东方大学的刘奎文看到《八一宣言》，热血沸腾，再也按捺不住，给学校留下一封告别信后，当晚就回了东北。
刘雨辉的女儿延希宁回忆说：我的母亲刘雨辉，大约在1935年冬天接到一封叔叔发来的信，这封信是我叔叔从黑龙江省密山一带发出的。叔叔告诉我母亲，天寒地冻，没有棉衣真受不了，让我母亲尽快做一套。我母亲很快就给他做好了一身棉衣和两双棉鞋寄去，嘱咐他收到后务必来信告诉一下，可叔叔再也没有回信。我母亲再写信，还是音讯全无。
这段时间，刘奎文干什么去了呢？我们查阅了广饶县党史资料，在党史资料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刘奎文1935年8月返回祖国，先后在黑龙江省的密山、勃利一带进行抗日斗争。不久被伪满第六军团逮捕，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到梨树镇煤矿做工，这期间他的生活非常艰苦，连御寒的棉衣都得靠姐姐刘雨辉。1936年2月，刘奎文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5月，奉命到饶河县担任县委书记。是年，他率领一支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时年只有二十五岁。
我们在东北采访期间，经多方了解和查阅各地党史资料，起码搞清了一个问题：刘雨辉寄出棉衣、棉鞋的时候，刘奎文已经被捕了。他是穿着单薄的衣服在监狱里度过那个寒冬的。刘奎文被放出来的时候，身体已多处冻伤，双脚溃烂得不敢落地，是被狱警抬着扔出来的。他无法行走，艰难地爬到了附近一个老乡家里。
等刘奎文在这个老乡里家养好了伤，与党组织也彻底失去了联系。为了生存和寻找党组织，刘奎文到了梨树镇煤矿下井挖煤。他身体还很虚弱，走路摇摇晃晃的。矿主见刘奎文这个样子，就不想留他，工头说：这年月工人越来越难找，多一个喘气的，总比找不到人好呀！一句话提醒了矿主：好，给他加点饲料，养好身体，好给咱们拉犁！
1946年3月的一天，一位叫刘明华的中年人，几经周折找到了刘雨辉。他从行囊中拿出一件棉衣和两双棉鞋，声音低沉地对刘雨辉说：这是刘奎文同志的遗物。
刘雨辉登时就怔住了。她一下子把棉衣抱在怀里，喊了声“弟弟”，泣不成声。
这棉衣和棉鞋是刘雨辉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起来的。刘雨辉抚摸着棉衣，就像抚摸着弟弟一样。令刘雨辉心痛的是，弟弟竟没能来得及穿上。那个冬天，他经受了怎样的寒冷啊！
当年刘雨辉寄出的包裹，在刘奎文被捕几天后才到，刘明华替他收下。不久，刘明华也转移了。这之后，刘明华带着棉衣棉鞋多次寻找过刘奎文，可都没能找到。
在以后的许多年中，刘雨辉一直都没能从当年那种心痛中走出来。
特别是最初那段时间，她几乎每天晚上都从梦中哭醒。在梦中，弟弟穿着单薄的衣服，站在雪地里喊叫着：姐姐，我冷！姐姐，我好冷呀！
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天以后，苏联对日正式宣战。日本人岛田俊彦在其著作《日本关东军的覆灭》中写道：1945年8月9日凌晨1时许，关东军总司令部接到驻牡丹江第一方面军的电话报告：东宁、绥芬河正面之敌已开始进攻！
当年的日本关东军混成旅第一三二旅七八三大队作战日志中有这样的记载：1945年8月9日开战第一天，苏军对第一边境守备队的各个阵地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在苏联的有关解密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话：1945年8月9日零时刚过，苏军第三十九军即冒着大雨，避开位于正面的日本关东军的驻垒地域，从法捷耶夫卡地区越境向东宁挺进，揭开了远东战役的序幕。
就在历史记载的那个时刻，东宁要塞在苏联红军大炮、坦克、轰炸机的准确打击下，防御工事很快就损失了过半。双方激战到第七天，大部分日军向吉林溃退了，少量日军还在负隅顽抗。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无奈中颁布了投降诏书。
当时，东宁要塞通讯设施已被苏军悉数炸毁，里面的日军还不知道天皇的诏书。苏联红军用飞机把牡丹江的日军参谋河野贞夫中佐拉过来劝降，这位中佐向负隅顽抗的日军传达了天皇投降书后，数百名日军才挑着白旗走出了要塞。
东宁要塞之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一战。
随着东宁要塞的攻克，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了帷幕。
看到这一幕，我们怎能不向这胜利背后的情报人员致敬？历史应该牢记这些名字：延伯真、刘雨辉、贺伯珍、贺徐氏……
1946年夏天，延伯真和刘雨辉双双参加了东北野战军。延伯真在第六纵队先后担任过厂长、股长、科长，而刘雨辉则在六纵担任过会计、保管员、保密员。
参军第一天，延伯真和刘雨辉就请求组织恢复他们的党员身份。后来，延伯真的上级领导张侠，曾让延伯真到东北局组织部说明情况，他还专门让延伯真给东北局组织部部长林枫的秘书李之琏带去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李之琏同志：
我在六纵后勤军事科任政治协理员，下面有三个厂，延伯真同志是其中一个厂的厂长。该同志1923年入党，是一位老党员，因当时组织比较混乱，他到武汉找邓恩铭时，被当时领导同志视为自由行动，并给予了处分。延伯真同志觉得处理不当而负气离开济南，他到东北后，每到一处，就主动发展党员，成立党支部。他因入党时间长，具体证明人也一时找不到，直到现在还没有党的关系，他明天想去组织部找你谈谈，请予以接待，并希望给出解决办法。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这对革命伉俪参军的第三个年头，党组织终于批准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接到组织通知后，这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二十年的夫妻，激动得相拥而泣。
东北解放后，延伯真和刘雨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贺伯珍的嫂子贺徐氏。贺伯珍当年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延伯真的奔走呼吁下，组织上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
而贺徐氏和她的儿子，也有了相应的待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