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良才晚上得到《共产党宣言》，就掌灯读到了天亮。每翻开一页，他都读得磕磕绊绊，就像推着一车东西走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那般吃力。刚刚看了几个字或者一句话，开始顺溜了些，一个生僻字就硬生生地把刘良才挡在了关前。就这小小的一个字，刘良才反复端详，却绕不开跳不过也搬不动。
刘良才有些焦躁，自言自语道：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姜玉兰见他读得吃力，就说：英才念书时间长，让他先看，看完了再讲给你听。
刘良才说：苦瓜苦不苦，自己尝一口才知道；木不钻不透，火越添柴越旺。靠别人说给你听，领会得肯定不深，想的事肯定也不透。
刘良才把不认识的字写在纸上，有时也随手记在手掌上，随时请教刘英才或学堂的先生。
村里有个老人见他这样，不解地摇着头说：良才这是咋了？时不时满街跑。我问他，他说是找先生认个字。一个种地的泥腿子，把地侍候好就行了，还搞啥光景？这就是河里的癞蛤蟆，戴上眼镜充大头——装文化人呢！
刘良才觉得，不认识的字还好办些，可书里有些话，就像河水一样深不可测，像迷宫一样让他找不到方向。刘良才无奈地戏言：这书太深啊，扎几个猛子都摸不到底。
《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让刘良才不知所云：“一个怪物，共产主义的怪物，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逐这个怪物而结成神圣同盟。”
刘良才反复念叨，到了能背诵的程度，也难得其解。夜已深，他依旧睡意全无。
姜玉兰说：你别瞎琢磨了，等天明，去问问子久兄弟。
刘良才哪里等得了天明，他说：不行啊，不弄明白我睡不踏实。说着就要起身。
姜玉兰急忙阻拦：鸡都快叫了，人家正睡得香呢！刘良才不理她，顾自跑了。
刘良才敲开刘子久家的门，幸亏刘子久还未入睡，见到他颇为吃惊：你怎么这时候跑来，有啥急事？
刘良才一笑：为了那《共产党宣言》的事。说着，就把开篇第一段话一个字不漏地背了出来。
刘子久很吃惊：你真下了大功夫！
刘良才说：可这段话我实在不懂，你给我说说。
刘子久稍一思忖，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到那时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了。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个信仰和目标。
刘良才点点头：那为什么把共产主义说成怪物？这不是对共产主义的侮辱吗？
刘子久笑道：你说得不错。要知道，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是不会给咱们脸上搽脂抹粉的。我们最终要推翻有产阶级，要把那些有产阶级送进坟墓。受苦人清醒了，起来革命了，他们心虚了，害怕了，就把咱们丑化成了一个龇牙咧嘴的怪物。
两人一直谈到凌晨。当晨曦洒落在这座农家小院的时候，刘良才才红着眼睛离开刘子久家。
正月过后，刘子久返回济南。刘良才遇上问题不能找刘子久了，可他有钻劲，悟性高，把《共产党宣言》里的每段话都反复揣摩，放在当下反复比照，竟有了很大的收获。
比如，《共产党宣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都有各种独特的等级。”
刘良才读了这段话后，对姜玉兰说：我们刘集不也这样？有地主、农民、佃户。我觉得，大胡子的很多话，细细琢磨一下，都好像是说给咱们刘集的，都能在咱刘集村找到影子。
几个月的时间里，刘良才都在反反复复地读《共产党宣言》。他对刘英才说：我越看心里越亮堂，越看干革命就有了新主张！咱们党支部先发动党员和积极分子来学习《共产党宣言》，然后举办农民夜校，让更多的农民兄弟学习《共产党宣言》。
在山东广饶大王镇采访期间，我们参观了刘集村支部旧址，也就是刘良才的旧居。当年的刘集村，一度成为鲁北平原上共产党活动中心，国民党和日本鬼子视它为眼中钉肉中刺，这里曾经历过无数次的战火洗礼。特别是1941年1月18日刘集惨案那一天，刘集村的房子几乎被尽数烧毁，可刘良才家的房子几乎还是完好如初。
陪着我们去参观的是大王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王海荣和牟元元，她们特地把刘良才的孙子刘奎相请了过来。
刘奎相的哥哥刘奎文，乳名叫潍县，这是刘良才牺牲前留给亲人的最后念想。刘奎相出生于1942年4月15日，恰逢广饶韩桥庙会；而更有戏剧性的是，当年刘良才率众砸木行，也是韩桥庙会这一天。
刘奎相带我们参观了他们家当年的地道，还有曾经开办过农民夜校的北房。在正房门前，左右两边各立着一棵石榴树。这两棵石榴树是姜玉兰嫁到刘家后栽的，几十年过去了，它依然枝繁叶茂，适逢花开时节，石榴花鲜红如火。石榴树和这座百年老屋，共同见证了峥嵘岁月，如今它们相依相守，在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什么。刘奎相说，他经常过来看看，每一次都好像能听到爷爷刘良才给大家讲《共产党宣言》的声音。
刘奎相告诉我们：当年小鬼子没烧这房子，可不是发了善心。这房子是一宅两院，这是后院，小鬼子不知情，只给前院点上了火。
1924年6月，中国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班。在这之前，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国民党中央农民工作部部长林伯渠等人就呼吁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林伯渠是早期共产党员，当年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中共五老”。孙中山非常支持林伯渠的建议。这一年的8月，孙中山还特地参加了第一届毕业典礼暨第二届开学典礼。
1926年3月19日，国民党党部特地邀请*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全国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周恩来、彭湃、萧楚女、恽代英等人，都先后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当过教员。
刘集村的党支部书记刘良才，也许并不知道南方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事，可他恰恰是在*当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这一年，开办了刘集村农民夜校。
刘集村党支部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是在192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晚饭后不久，刘集村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就陆续来到了刘良才家。在刘家北屋里，刘英才、刘泰山、刘洪才、刘考文、刘春山等围坐在一起，等着刘良才讲话。
刘良才拿起放在小桌子上的一本书说：党支部召集大家来，就是为了学这本书。这本书叫《共产党宣言》。
刘良才说着，把这本书拿到大家面前：你们看看。
有人问：这上面的大胡子是谁呀？
刘良才回答：大胡子姓马，他是马大胡子呀！
有人凑近细细端详，看着看着，就噗嗤一声笑了：咱村姓马的，可没长大胡子呀！这马大胡子的模样也怪稀罕……
刘良才也笑了：这可不是咱村哪个姓马的，也不是附近十里八乡的，更不是中国人。这个大胡子叫马格斯，是外国人呢！这本《共产党宣言》是他和安格尔斯写的。里面写了咱穷人的事。
有人惊道：外国人写的书也到了咱这里？这外国，离咱村有百十里地没有？
刘良才笑道：哪有这么远，就在咱们炕头上呢！
大家一下子都笑了起来。
刘良才挥挥手，大家静下来。他开始边读边讲，有的人听着听着就发蒙了，再听下去就打开了瞌睡。
刘良才给大家读了这样一段话：“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有产阶级（资产阶级）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他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刘良才看了大家一眼，见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所云，就笑着说：我开始时也犯迷糊，和你们一样，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可看多了，琢磨多了，就琢磨出道道来了。这本书能让咱们有衣穿，有饭吃，能过上咱想都想不到的好日子。
大家一听，都竖起了耳朵，几个打瞌睡的也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刘良才接着说：我从刚才读的那段话里，悟出个道道——这个阶级、那个阶级，到现在也没换来咱穷人的好日子。旧社会再怎么换，也是换汤不换药，欺负咱的人该怎么欺负还是怎么欺负。咱们穷人家，走得慢了穷撵上，走得快了撵上穷，不快不慢往前走，扑通一声，还是掉进穷窟窿。说白了，就是永无出头之日！现在这个世道不彻底改个样子，不砸碎了旧世界，再换成个新世界，咱们穷人就过不上好日子。从大清、民国到现在，还不都是这个样吗？现在出了共产党，中国有希望了，咱的出头之日也快来了。马大胡子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啥叫无产阶级？就是说啥东西也没有，穷得叮当响的穷人，咱庄稼人就是无产阶级呀！其实这老马也是告诉庄稼人，共产党不要命地干，争来的好日子都是咱农民的。阶级换来换去，还不都是换汤不换药？归根结底都想着他们自己的利益，都官官相护，唯有共产党，是想着咱劳苦大众的，说白了，就是和咱一个鼻孔眼出气。咱村里地主，有时不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可他给佃户涨工钱了吗？他们脸上挂着笑，嘴比蜜甜，可袖筒里揣了把刀子，肚子里装满了坏点子！
大家都七嘴八舌地开了腔：咦！这大胡子咋就知道咱这边的事呢？他说的话，可句句都在刀刃上！
可不！听了就像大热天跳进凉水里一样痛快。这大胡子肯定也种过地。我敢打赌，他肯定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他要是没扶过耩子（一种播种的工具），说不出这样知根知底的话！
坐在墙角的一个中年汉子突然发话：大胡子的话，说到咱心坎上了。依我看，照大胡子的话去干，就不会错。
房子里一下静了下来。大家都扭头看这个长脸的中年汉子。
一个十七八岁，中等个儿，瘦瘦身材，眼睛不大，可透着一股机灵和虎气的年轻人，笑笑说：别看世厚大哥平时不说话，一说话就吓人一跳。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成为抗日英雄的刘百贞。
听了刘百贞的话，大家都笑起来。
被称作世厚大哥的中年汉子，与刘良才同龄，平日里沉默寡言，不显山不露水的，好像谁也没有在意过他。在村里，刘世厚很少到人群里找乐子，乡邻说他这是不凑群。有时他偶尔过来，也是在人群边上远远坐着。今天他也是这样，独自坐在一隅，默默倾听。
刘良才摆摆手，大家都停止了议论。刘良才扬扬手里的书说：世厚说得对，咱们就得按这本本来。那些有钱人可不是纸扎的，一戳就破，他们势力大着呢！怎么才能把他们摔在地上，让他们爬不起来？这大胡子给了咱一个办法，是啥？号召咱联合起来！啥叫联合？就是穷伙计们抱成团，一个人打不过，那就两个、十个、一百个，抱的团越大越好，越大越有力气，他们也就越害怕。俗话说得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人多力量大，一个人一口唾沫，就把他们淹死。那万国的无产者都要联合起来，目标是啥？就是共产主义！到了那个时候，你要什么有什么……现在我一时也说不清，但你们记着，可不是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光景了，听子久说，那日子好得……好得你想都不敢想，想也想不到！咱们哪，就往前奔着看吧！
大家听了，顿时无限向往起来。刘百贞咂着嘴说：到那时候，我得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肉，吃上一顿大白馒头。
角落里的刘世厚突然又闷声闷气地道：光吃肉不行，还得让你娶上一房媳妇。
大家正七嘴八舌议论着，姜玉兰走进来，低声跟刘良才说了几句话。
刘良才急急走出房门。他借着月光看到，站在自家院子里的一位中年人，手里提着个鸟笼子，正笑眯眯看着自己。
刘良才大喜，一个箭步迎上去，紧紧握住那人的手，笑着说：耿贞元同志，你这个算命先生终于来了！
耿贞元何许人？他也是早期共产党员，与刘良才同岁，都是1890年出生。当年两人第一次相遇时，都被彼此的热情所感染，随即成为知己。耿贞元说：与君同年生同革命……他仰头哈哈一笑：但愿不要同年死，都能看到将来好日子。真要走，我也要走到你头里。
没想到一语成谶。
四年后，1932年8月28日，耿贞元被敌人枪杀在乱石岗里。又过了一年，刘良才牺牲潍坊的城墙上。两人牺牲时间，才相隔一年。
耿贞元原本叫耿之贱，幼年入私塾读《四书》学《五经》，本想有朝一日走上仕途，混个一官半职。可没想到屡考屡败，有人指点他：要想金榜题名，怎能不使些银两？耿贞元闻言冷笑一声：莫说我耿家一贫如洗，就是有银两，我也不去喂狗！从此打消此念，自学祖传治眼医术，为乡里百姓治病。
耿贞元其实少年时就迷恋《易经》，对周易八卦颇有研究，后来给人测字推卦，成了远近闻名的算命先生。他个子不高，面容清瘦，目光深邃，生就几分仙风道骨，让人一见就心怀敬畏。他摆摊算命时，跟前有一驯服的黄雀，专事抽帖，跳来跳去，与耿贞元配合得天衣无缝。
耿贞元的另一身份，是中共山东省委地下交通员。
有一次，耿贞元在青岛罗福洋行门前摆摊，洋行总经理的夫人恰巧身怀六甲，即将临盆，总经理偶然心血来潮，让耿贞元给夫人算算，看生男还是生女。
耿贞元抬头端详了一下眼前这位总经理，掐指算算，口中念念有词，最后他微微一笑道：恭喜这位先生，将来你香火不断了！
那总经理半信半疑：此话当真？
耿贞元点了点头：男孩无疑，而且就在近几日。
几天后，总经理果然得一男婴，欣喜之余，他不忘特地给耿贞元送来几块现大洋。
以后，这位总经理聚会时常说起耿贞元，很多人都慕名而来，耿贞元一时名气大增，人送外号“耿一仙”。刘良才到济南寻找省委时，必先寻他，只要在大街上问起“耿一仙”，就有人指点，他正在某处某处算命。
耿贞元到刘集村的当晚，正遇上刘良才给大家讲《共产党宣言》。他听得兴奋，还从刘良才那里要来这本书，连续读了几个晚上。每当来夜校学习的农民散尽，耿贞元都拿着《共产党宣言》，逐字逐句和刘良才交流自己的感受。
刘良才看他认真，不禁笑着说：你给人打卦算命的时候，也顺便给他们讲讲《共产党宣言》里的道理吧！
就这样，一帮子农民兄弟，在1926年，在平静的夜晚，认识了那个被称为“大胡子”的德国人。他的《共产党宣言》，不仅被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也正被鲁北平原上顶了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慢慢接受着。
不同的国籍，又相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农民兄弟，也许本不需要去结识这位哲人马克思。他们祖祖辈辈以土地为生，心心念念的也都是耪、刨、耕、耩，不需要去接受对他们来说过于艰深的《共产党宣言》。可为了千百年来深植于他们内心的、对不受欺压的美好前景的憧憬，本来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一种必然和现实。《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力，于此可见一斑。
伟大的大胡子巨人，连同他的《共产党宣言》所产生的影响，打破了国籍、地域、种族的壁垒，在世界上汇成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
地道的山东农民刘良才，就在自家的北屋里，连续开办了三年的农民夜校。来这里学习《共产党宣言》的，有本村的，有邻村的，还有方圆十里八乡的农民兄弟。
刘集村的村民刘百平，谈到这段时期，心情激动，语调都明显高了：那时候，刘集村的每个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都是一颗火种，他们在周围村庄发展党员，不论串亲戚还是访朋友，走到哪里，就把《共产党员宣言》的思想带到哪里。新的党员、新的进步群众又带动一大批群众。这样一轮一轮转下来，《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几乎传遍了整个鲁北平原。你知道，《共产党宣言》都是在城市、在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中传播的，能在我们村的农民中间传播，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可见《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广度和深度！这可真是个奇迹呀，值得当今的我们好好反思。
村里很少有人知道，沉默寡言的刘世厚也是共产党员。有一次，他竟在一户农民家里说起了俄国革命，说起了列宁怎么运用《共产党员宣言》来进行斗争。尽管他讲得磕磕巴巴，可还是把这家人给讲愣了。
这个故事，是刘集村的村民刘希增告诉我们的。刘希增虽年龄八十有余，可身体很是硬朗，还能骑着电动车在马路上撒着欢地跑。老人除了耳朵有点背，眼一点也不花。采访中，很多精彩的故事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大概是当年在村里剧团当过演员的缘故，他说起话来既流畅又绘声绘色。
他对我们讲：当年，我也参加过队伍呢！咋去当的？还不是听刘世厚的宣传。我哥，他也是这样！
稍停，老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过，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当兵当了没几天，我就回了家。后来没人再找我，我也就没再出去。那刘世厚，当年一有空就来我家说道，把我爸都讲蒙了。他走后，我爸直纳闷——这刘世厚，平时踹三脚也踹不出个屁来，咋讲起共产党的事，就像换了个人？刘世厚来了没几次，把我爸都发展成党员了！
刘考文对当年夜校的情景，也记忆犹新：
从1926年春开始，刘良才的农民夜校连续办了三个年头。夜校就设在刘良才场院的三间空屋里，由大伙凑桌子，学生自带板凳。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小的十几岁，大的三十多岁。
除偶尔用来开会外，一般情况下都是上文化课，学的是当时的小学课本。教员主要是刘英才，他有五六年的私塾底子。刘良才有时也讲课，他念书少，但善动脑子，而且口才好。他不教文化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学生讲革命道理，讲《共产党宣言》。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启示和教育。
党组织在这一时期宣传的《共产党宣言》，使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为以后的革命斗争培养了许多骨干力量。
刘良才经常派刘英才到周围的村子，给农民兄弟讲《共产党宣言》。
最初，刘英才上课回来，耷拉着头，有些气馁地告诉刘良才：他们都听不懂！
刘良才笑了，说：咱们可不能像教书先生那样上课啊！农民兄弟大都没有文化，你得把《共产党宣言》里的东西先变成咱们庄稼人的话，再慢慢和他们拉呱说家常，这样他们就能听进去了。
为了让更多农民兄弟知道《共产党宣言》里的道理，刘良才想了个办法他把《共产党宣言》里的话，一段段摘出来，再一段段变成庄稼人的道理，然后组织村里的书生写成标语，派一干人马晚上张贴到周围村庄去。
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农民还都能把这些话讲出来，可见《共产党宣言》在当时的影响。
走街串巷的算命先生耿贞元，还编了顺口溜：“说宣言，道宣言，宣言是咱穷人的主心骨；穷腿子们，你起来，我起来，手拉手，抱成团，把这吃人的旧社会砸个稀巴烂！”耿贞元走到哪里，唱到哪里。
现在来看，刘良才很有伟大和过人之处。
他知道，农民缺少文化，更看重的是现实，是眼前的生计，是五谷杂粮，一日三餐。他按照农民的思维方式，从《共产党宣言》中提炼出通俗易懂的道理来，再传播给广大的农民兄弟。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民以食为天。”数千年来，农民兄弟躬耕土地，勤于劳作，恐怕再也没有什么能超越他们对土地和粮食的感情了。他们对温饱饥寒的体会，也更直接，更深刻。
穷则思变。当贫穷威胁到农民生存的时候，他们自然会选择反抗。当鲁北平原上的农民兄弟，知道《共产党宣言》会给他们带来温饱和生路的时候，怎能不积极热烈地响应呢？
1890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序言中写道：“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到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恩格斯这番充满深情的话语，透露出他心中对马克思的怀念，也道出了《共产党宣言》发表四十八年以来，势不可当的无产阶级运动带来的可喜局面。
恩格斯的感慨是由衷而发。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版的第六个年头，恩格斯说，当他们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的时候，“响应者还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1892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波兰文版序言中欣喜地写道：“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愈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愈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愈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愈增长”。从以上可以看出，《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在日渐扩大。
1926年，当中国鲁北平原上一位叫刘良才的农民，带着一帮子穷哥们学习《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两位历史巨人如果地下有知，该会发出怎样的感叹呢？
《共产党宣言》能在这些识字不多的农民中传播，并大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这在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能活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许在《共产党宣言》再版的某一篇序言中，会提及中国鲁北平原上的这帮农民兄弟吧！
刘子久后来谈《共产党宣言》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年我和延伯真、刘雨辉结伴回家，听刘雨辉说过给村里带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当时我真没在意，觉得农民也没什么文化，看不懂这样的书。可后来我是大吃一惊：他们不仅能看，还能运用到斗争中去！农民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没有教条地照搬《共产党宣言》，而是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力量，刘集的农民革命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的伟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