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遭遇大屠杀的每一天、每一时，当地的民众所感受到的洋传教士们的仁爱之心是实实在在的，甚至是超凡的和伟大的。
魏特琳当然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10月的最后一天，魏特琳步行来到鼓楼做完礼拜，而后她跟几十位中国教会成员一起高唱“上帝，拯救我们的国家”时，魏特琳竟然热泪盈眶，她事后对程瑞芳说：“我好像自己就是中国人一样，看到自己苦难的母亲受难，心里特别难受，很想为她做点事，哪怕是为正在上课的孩子挡一挡头顶上掉落下来的弹片和泥尘。”
仅仅10月1日这一天，魏特琳为了满足留在南京城内的孩子们的需要，她一个下午就去了所学校，为那些被炸弹吓坏了的孩子们唱歌、讲课，让一颗颗幼小的心灵获得片刻的安宁与愉悦。当看到孩子们仰着天真无邪的笑容望着她时，魏特琳感觉那一刻她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离开孩子，回到校舍，站在圣母玛丽亚像前，魏特琳的心一下又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武汉、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校的学生们连在了一起……“孩子们，我听到你们在读书，听到你们在歌唱，听到你们在夜幕下脸上露出的甘甜微笑，还有你们一天比一天隆起的少女胸脯。我在母校为你们祈祷，上帝保佑你们！”这是她怦怦跳动的心声，似一泓清泉潺潺而流，似一道霞光普照。
“孩子们，你们听到我的心声了吗？”魏特琳每天都在对着苍穹倾诉着。
她在成都分校的学生们来信了：华群小姐，我们有0人参加了“创始者节”庆祝活动。今年的庆祝活动主题是“植物”。查普曼先生和夫人以及我们全体分校的学生都参加了。我们的节目是：画一只手，中间有一个学院的校徽——这意味着我们想念您和校长她们……
她在武汉分校的学生们来信了：这是一封航空信。66位校友与学生、教师在圣·希尔达教堂的庆祝活动热闹而庄严。孩子们告诉魏特琳小姐：外面的天在下雨，可我们的庆祝活动欢声笑语不停，大家十分高兴。我们的活动主题是“有巢的鸟”。这主题意味的是我们这些在外飞翔的鸟儿，向往早日回到我们可爱的巢——母校。
上海分校的学生们也来信了：尽管日本飞机的轰炸声和中国军队的高射炮的回击声伴随着庆祝活动，可鲁丝小姐和纽夫人依旧毫不逊色地照旧高声朗诵了她们的赞美诗。
“留在母校的我们，就像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同一天收到来自三个分校的信，我不得不说这是最幸福的一天。”魏特琳在当晚的日记里写下这句话。
新一天醒来的时候，魏特琳与所有南京城里的人一样关心天气。她的一个中国女教徒说：“很奇怪，我们的变化多大呀！现在我们坚持认为：坏天气好，而好天气坏。在下雨的星期天，我们肯定要去教堂。”
那么南京的普通百姓怎么办？下雨时，他们肯定要去街头忙着买些东西回家；而太阳出来的日子，他们一定早早地躲进了自己的或别人家的防空洞内……
无奈而忧愁的日子这样过着。
11月18日，魏特琳第一次正式听到她的朋友们正在组织一个“难民安全区”，并且得到了政府的首肯，美国使馆也表示赞赏。斯迈思是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担任秘书职务。当他把这个安全区的情况介绍给魏特琳听后，她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串问题：日本人真的那么快就打进南京城了？南京城会被彻底摧毁吗？中国军队会被迫撤退而不是被困在城内？会发生抢劫或者更严重的杀人放火？恶战会持续多长时间？我们该怎么办？
“使馆为你们准备了舰船，你们必须在这几天撤离，否则就不可能再有多少机会了！”使馆似乎在暗示日本军队马上就要打到南京城了。
魏特琳还是原来的那句话：我不会走，除非日本人的炸弹将我炸飞了！
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始终彬彬有礼地说：“我们尊重魏特琳小姐的决定。”这让魏特琳感到自己国家的外交官很有修养，他们尊重别人的意愿。
忧郁的日子来了，
是一年中最凄楚的。
树叶凋零北风号，
草地变黄人亦凉。
这是魏特琳小时候在家乡替人放牛时唱的歌。现在，她哼着它，平添几分凄凉。
11月1日，星期天。这一天，魏特琳的日记这样写道：
我们发现伤员们一群一群地聚集在火车站的各个地方，也许有00人，但我不能肯定。没有医生护士，有些伤员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由于没有足够的被褥，普通的麻袋也被当做被子。那里还有其他像我们这样的志愿者。我们尽自己所能安慰他们。有一个眼睛和鼻子都严重受伤的士兵在痛苦地呻吟，但我们只能用这样的话安慰他：我们会尽快将他送到医院。另一个伤兵从腿到臀部都被炸掉了，他的伤口已有数天没有得到医治。我永远也忘不了腐肉所发出的气味。当我回到家时，首先用来苏尔水，然后用肥皂洗手，但手上还是有气味。后来我用了面霜，然后又用了香水，但今天一整天，我都能感觉到那种气味。
我希望所有在7月和8月份认为有必要进行战争的人，要是能先看一看昨晚大批重伤员的痛苦情形就好了。我肯定他们会向我承认，当战争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时，战争就是一种犯罪。这些士兵只是些普普通通的青年和孩子，就像我们在我们邻里中所看见的人一样。面对现代战争，他们看来缺少训练，缺乏装备。
我不会轻易忘记一个可怜的人，当我从他担架旁经过时，他请求我不要在今晚就把他送进医院。他说他太累了，已经在火车上待了两天，并且很疼。当我帮他调整一下位置，使他舒适些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被子已经湿透了。我试图找一条被子，但只找到了一些麻袋，于是我只好用麻袋当被子。他说早先的外国医生对他很好，每天为他换药。他还说：“你知道吗，在那里的最后一天，我对那名医生说，如果我年轻一些的话，我想让他做我的教父。”说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在想，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谁来照顾这些伤员和穷人？他们不可能到西部去，他们会被留下，并成为鸦片馆的牺牲品吗？
次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吴贻芳院长的建议和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紧急委员会”，以便处理日益严重的即将发生的难民问题——日本人进攻南京和早晚要占领南京的事实似乎不言而喻了。因此“紧急委员会”的成立是一种应对措施，当吴贻芳院长征求魏特琳的意见时，她坚定地支持校长的这个主张。这天下午点，第一次紧急委员会会议召开，讨论和得出了4个阶段必须做好的准备工作：1.战斗阶段；.中国军队撤退后；.城里没有军队，很可能没有警察，不法分子可能要利用这一机会；4.日本军队进城。委员会由5个人组成，位男性，位女性，程瑞芳和魏特琳便是这两个女性成员。
“金陵大学也有一个紧急委员会，共有0多人留下。”程瑞芳对魏特琳说。
“太好了！这样我们也有相互支持的机构和队友了！”魏特琳为程瑞芳带来的消息而高兴。
学校已经在为一旦日军进城后可能面临的问题作准备了。自然，首要的问题是处置学校的那些宝贵的设备和财产，转移是首选，其次是隐藏，而这些都让力气有限的魏特琳她们累得几乎每天都快要窒息。魏特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需要做，那就是了解学校到底能安置多少难民，而南京市整体将会有多少难民。拉贝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区认为将有0余万难民，他们已经与尚未撤离的政府机构统筹了一个计划，其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将安置约00到1000难民。即使是这个数目，魏特琳和吴贻芳认为已经超出极限。
“00人是最大量了，1000人就是灾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方面这样认为，因为她们的估计并非保守。事实上到11月，留在学校且能干些活的人总数不足二三十人，按1个照顾10人计算，00多个难民进驻就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最大限度了。
“谁也不能保证将来的难民是否那么理智，或许是500人，或许是1000人，或许更多……”拉贝主席对魏特琳这样说。
不可控是关键问题。所以魏特琳在紧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后，便把一部分精力放在调查学校周围到底还有多少孩子和妇女将留在南京的工作上。安全区成立后的分工明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旦接待难民，其主要对象是妇女和孩子。魏特琳因此认为有必要先把周边的难民情况做一调查。
11月5日是感恩节。197年的感恩节对魏特琳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特殊，她在用自己的行动酬谢上帝对她的哺育：装扮校园。
这是一份非常细致而特殊的工作，由吴贻芳她们几个女士提出的：要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装扮成全美式的基督教领地，并以此作为保护难民的“生命孤岛”，不准日本军队在此横行霸道。
按照学校地形，魏特琳和程瑞芳选择了学校4个醒目的高地和要口，插上4根旗杆，以示以后难民一旦进入后的不可侵犯的范围。第一根旗杆插在西山顶上；第二根插在两栋男教师住宅的中间；第三根旗杆在门房的拐角处；第四根插在南山两栋男教师宿舍的中间。另在实验学校里也插了一根。
旗杆上将挂上美国国旗。这是魏特琳的主意，她希望吴贻芳院长给予支持，因为金陵女子文理学校的前身和目前的办学资金仍然是以美国基督教等传教机构为主。“这没有问题，金陵女子学院就是美国教会组织办的学校。应当让日本人了解和知道这一点。”吴贻芳非常肯定和明确地说。
“以前我们学校门口挂的两块牌子应该找出来。”吴贻芳是金陵女子大学的首届毕业生，她建议魏特琳和程瑞芳找到当年用中英文写的“大美国女子学院”两块老牌子。
“它会在什么地方呢？”魏特琳有些为难了，尽管她到学校也有19年了，但19年前的事她却一无所知。
“我记得阁楼上还放了些老东西。”程瑞芳说。
于是两人便到布满灰尘的阁楼上翻箱倒柜。结果发现国民政府注册前使用的一块“金陵学院”的老牌子，却没有找到她们想要的那块。
“先用它对付！”魏特琳觉得“金陵学院”也能管点用。但就在她们往外搬的时候，老牌子被翻过去的一瞬间，奇迹出现了——那“金陵学院”老牌子的背后，竟然清晰地有一行大字：大美国女子学院。
“哈哈，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平时不苟言笑的程瑞芳这回大笑了起来。
魏特琳更不用说有多高兴！她轻轻地抚摸着那几个大字，发现它们皆被一层厚厚的红油漆覆盖住了，而字形却仍然醒目可见。
“我们用白字黑底一描，‘大美国女子学院’几个字就清楚明白地显露出来了！”程瑞芳出主意道。
“太好了！上帝保护了它，我们就让它保佑我们吧！”魏特琳抱住“大美国女子学院”的牌子，用脸颊紧紧贴一下，十分激动地说。
吴贻芳知道后，用了5个字形容这失而复得的老校牌子：人间悲喜剧。
吴贻芳院长要走了，她是政府官员，并应蒋介石夫人之请，必须要离开南京。这是政府的命令，所有中方重要人物和重要机构都必须离开南京。魏特琳对此很难过，但又一想觉得吴贻芳院长离开南京比留在南京更好，因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所有分校和绝大多数学生现在都不在南京，她们需要校长，校长的存在就是全体金陵女子学院的灵魂所在。她应该走。
现在，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区内，她魏特琳就是最高领导者了。
“我们家庭手工学校现在还有5个学生，这可能是南京唯一还在开学的学校。学生们要求继续上学……”魏特琳为此感到骄傲。
南京城不倒。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不会倒！
7.生命孤岛
日历已经翻到197年11月末。这个日子几乎是和平的南京城的末日了——来势凶猛的日本军队已将南京城团团包围。
南京已成孤岛。城内城外，人心一片恐慌。那些曾经在这个皇皇中华民国政府首都作威作福、有模有样的人，如今都走了，留下的都是些穷人和与这个城市没有多大关系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传教士及他们的信徒和一些医生、志愿者等。守城军队当然占有总人数的很大比例，但他们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
所有的乱象，魏特琳看得清楚，也看得伤感：
现在悲哀的气氛在南京占主导地位，一些人认为，日本人天后就要到了；还有一些人说要几个星期。今天一些城门关闭了，目的是防止散兵游勇进来。伤员现在不再送进城里。
上午10时。我到大使馆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神学院的哈伯特·索恩、基督教男青年会的菲奇、金陵大学的贝德士、鼓楼医院的特里默。帕克斯顿先生谈到士兵抢劫的可能性和对外国人产生的危险。他说，外国人应该尽可能多地立刻撤离南京，现在不能立刻走的人应该做好撤离准备，当大使馆撤离到美国军舰“帕奈号”上去的时候，这些人也一道走。如果城门关闭了，大使馆选定了两个地方作为用绳索爬出城的聚集地。然后要我们每个人代表自己或是所在的单位表态。贝茨和我认为，我们的责任使我们有必要待在这里。我们的解释被接受，并受到尊重。
今天，去鼓楼教堂做礼拜的不到0人。
今天有90多人参加了我们邻里学校的礼拜，原因你们可以猜到，不是为了面包和鱼，而是为了了解在危急时他们能否到我们校园来。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保护妇女和儿童，但只有当情况变得非常危急的时候你们再来。只带被褥和食物，不允许带箱子。”
时0分。我从上海路步行到明德中学。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不断碰到一群群妇女和儿童在寻找“安全区”。她们依稀听说了安全区的事情，想确定一下它的位置。我不得不停下和她们交谈。我告诉她们，安全区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但是，一旦定下来后，市政府会通知她们的。她们多么像没有牧羊人的羊群。
我去参加了礼拜，沿着中山路步行。中山路是南京的主干道，它看起来也很凄凉，实际上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我只看到四种运输工具：拖着战争物资如高射炮的军用卡车呼啸而过；坐着军官的救护车呼啸而过；北方的骡车和拉着穷人及行李的人力车……
今天，除了下关邮局外，所有的邮局都关门了。安全区还没有确定。路透社的记者向我建议，在安全区计划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允许妇女和儿童到我们学院避难的话，我们应该让美国大使馆把这一情况通报日本指挥官。虽然，我并不对自己是在场的唯一女性感到高兴，但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这是魏特琳11月8日所写的日记。是夜，南京城内不时响起巨雷般的声音，随处可见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际。几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在凄惨地嚎叫，听来令人心颤。
第二天一早，程瑞芳给魏特琳送来一包热腾腾的豆腐干，说：“今天的南京城，除了你和海因兹小姐、鲍尔小姐外，再没有第4个外国女士了。”
魏特琳苦笑道：“我想说的是：现在的南京城内，除了我们在为家庭手工学校的5个学生开课外，可能也不会有其他一个学校在上课了。”
程瑞芳说：“那么上帝应该给我们颁发勋章了！”
魏特琳转身，站在耶稣像前，十分虔诚地问道：“上帝会吗？”
“上帝还要看我们日后的表现呢！”程瑞芳抿嘴一笑。
女人们对战事的敏感程度有限，但她们对身边的弱者则格外在意。
跨进197年最后一个月的门槛，南京城的寒气已经十分逼人，而战争的硝烟似乎也已呛到了每个人的嗓子眼上。“在我们刚要去鼓楼教堂时，紧急警报响了起来（现在已不再发两次警报了，因为日本的战线离我们太近了），很快就传来了轰炸的声音。后来，威尔逊医生告诉我，空袭发生在清朝修建的“西华门”。我很难过地说，空袭造成的灾难都落在了穷人身上。他说，有一户人家母亲和女儿被当场炸死。当威尔逊发现那个已麻木的父亲时，他仍然抱着他的孩子，小孩头的上半部被炸掉了……我的心为中国士兵痛楚，我得知有50名伤员从0英里外的地方跋涉到南京。他们说，许多受伤的同伴倒在了路边。”1月5日是星期天，一清早，城里就听得几声巨响。不用说，肯定又是日本飞机作的孽。
用三头六臂来形容现在的魏特琳似乎很贴切。为了做好接待难民的工作，在她带领下，学校已经把所有的宿舍和科学楼、艺术楼、中央楼等可能腾出的房子全部搬空了。
“一定不要让难民们睡在地上，哪怕是给铺一层稻草或木板什么的，不然会冻坏孩子们的……”魏特琳细心指导着大家。
“好好，就这样。每个人把人带进学校后，就要告诉她们应该在哪儿住下，然后告诉她们应该如何注意卫生，而且一家人必须待在一起。对了，不要把进来的人随便引到楼里，要一栋楼安排满后再安排下一栋楼……”校门口的小草坪上，魏特琳举着小旗，正在指导她的“引导员”如何接待和安排即至的难民。
她的队伍很可怜，除了程瑞芳和几名工人外，其余的都是留校教职员的孩子。不过，他们都很认真，似乎都像刚入伍的新兵，练得一丝不苟。
“华小姐，我们能搬进来吗？”就在这时，校门口已经聚集了一群拖着铺盖、拎着包的女人和孩子，她们在门外喊着魏特琳的名字，乞求着。显然这些人的家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不远，所以她们都认识魏特琳。
“来了就请进吧！”魏特琳一边招呼着门外的人，一边指挥门内的人，“把先来的人带到实验学校去，那边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快把这第一批的人安顿好，让她们先有口水喝……”
第一天接待难民，人数并不多，但却让魏特琳感到工作的艰辛。刚把一个80岁的老人安置稳当，身边的岁娃儿一泡屎就拉在楼道里……
“今晚，我看起来有60岁，感觉像是80岁。”深夜，魏特琳筋疲力尽地回到宿舍。合眼时，她在镜子面前照了照，不由得吓了一跳。
1月9日，城内各种传说和谣言四起，但有一句话大家并不怀疑：日本人马上就要进城了。
“为什么城西北那边火光冲天？是不是日本飞机又扔炸弹了？”早上起来，魏特琳就见城西北方向，浓烟滚滚，数条火龙直蹿天际。
程瑞芳告诉她，是中国守城军队点的火，军队正在采取“焦土战术”——把靠近城墙的外城建筑都烧掉，以免日军借此作为攻城的掩护屏障。
“能解决问题吗？”魏特琳觉得中国军队的战术有些愚昧。
“我们也搞不清，但这造成了大批没有房子住的难民们往城里涌……估计今天会有更多的人到我们这儿来。”程瑞芳说。
果不其然。当天，魏特琳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下接待了00多名难民，其中有一些人还是从无锡来的。这些难民告诉他们：日本人一路杀过来，他们只得往首都逃亡。“南京是蒋总统待的地方，总比我们家安全些。我们想，要死也要跟这些当大官的一起死在皇城里。”有难民对魏特琳她们这样说。
可怜的人啊，他们哪里知道，首都南京其实还不如小城和乡下更安全，这里的大官们早已跑的跑、逃的逃，哪还等着与你们这些穷苦人一起死嘛！魏特琳一下感觉中国的穷人又可怜又可悲。
每晚一会的“记者招待会”，魏特琳也是必到的代表之一。这一天晚上，记者招待会照常进行，但魏特琳发现已经没有什么官方人士参加了，中方人员除了名记者外，只有名政府的低职官员，其余的全是拉贝和贝德士、斯迈思等外国人了。
“轰隆——！”招待会刚刚开始十来分钟，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将所有在场的人从座位上震了起来。
“炸弹！炸弹马上要轰到我们头上啦！快散吧！”有人大喊起来。
拉贝对他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们说：“估计明天开始不会再有这样的会了。”
魏特琳从会场回到自己的家，发现窗台上的一盆花也被爆炸的震波震落了。在看望新进来的难民时，她听到的都是哭哭啼啼的悲惨经历。一个妇女说，她是有事到南京来的，结果她1岁的女儿进不了城，现在她自己又出不了城。“我女儿就在光华门那边，那里打得死去活来，我女儿真出事了！可怜可怜我吧，你们能不能帮我找找女儿呀！”那妇女坐在地上痛哭流涕，但似乎谁也帮不了她。
魏特琳心酸得不知如何是好。
另一位来自三汊河的妇女，则发疯似的说要找她母亲。魏特琳问她母亲到底到哪儿去了，那妇女自己也说不清，只说是刚刚在校门口走失的。魏特琳与程瑞芳商议了一下，估计会不会在附近的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那边。“走吧，我带你去那边找找。”魏特琳便拉着那妇女快步来到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结果还真找到那人的母亲，母女俩见了面抱在一起就大哭。
魏特琳一了解，圣经师资培训学校已经接待了1500多个难民。天，这还得了！魏特琳一想，估计明天她的学校也会有难民潮涌进来。这可怎么办？她和吴贻芳院长最初计划安置的最大限度是1000来名难民，现在才不到两天时间呀！想到这儿，魏特琳飞步就往回走……她想着明天，明天会是个什么样呢？
明天，明天是1月10日。197年1月10日的南京城，显然已经在日军重兵的包围之中。这座古老的皇城此刻已经完全陷入敌我双方的重炮密弹和硝烟弥漫的激战之中。大街上已经看不到人，偶尔见到的一定是流浪的难民，他们不是被炮弹或子弹打死，就是抱头在寻找避难的场所……
“快进来！进吧！”魏特琳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门前与后院门口，都挤满了难民。很快，旧的教师宿舍住满了人，中央楼也开始进人。有些滞留在校门外的难民，则在自己想办法：他们自发行动搬砖砌房，转眼间，砖变成了一间间小房子——不需要瓦匠，只要用一两张芦席盖顶，这便成了自己的房子！
“华小姐，你看看，我的房子行吗？”有位男人非常自豪地把魏特琳拉到他的杰作前，一定让其进去参观。魏特琳看了几眼，很是佩服。但她心想：这安全吗？
不过，学校场地有限，又只能安排妇女和孩子，有人特别是男人能通过自己的办法解决避难处，这不失为一个选项。魏特琳还是对此表示赞赏。
“轰隆！”
“轰隆隆！”
就在魏特琳踏进校门的那一瞬，突然连续几声巨响，她顿时感觉地动山摇，身体站不稳，连连摇晃了几下……没有倒下，是旁边的一块墙石帮了她的忙。待她再回头四周一瞅：妈呀，几颗炸弹估计就落在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几百米的神学院等地。炸弹落下后腾起的烟雾和燃烧的火光，似乎要将她的学校与外界隔绝——“我们马上要成生命的孤岛了！”那一刻，魏特琳想到了一个凶多吉少的词。
校门口，那位丢失1岁女儿的母亲站在那里，焦急地在街头来来往往的逃难人流里寻找着——也不知什么地方一下拥出了那么多人！魏特琳也觉得奇怪。
10日这一天，魏特琳的助手——作为安全区第4区卫生组组长的程瑞芳在她日记里记下这样的细节：
……今日七百号（校楼名称）也住满了，搬至安全区的人路上不断，涌到学校的也是如此。洋车没有了，路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自己挑、抬，飞机声、大炮声他们也不管，真是凄惨。新住宅区的房子都住了难民，有的租，有的不管，搬进去住。金男大（金陵大学）已住了好几栋房子，新的图书馆也住了，院子里也搭棚子，他们比我们人多，因男女都住。我们只住妇女、小孩，也不许烧锅弄饭，有的自己家里送饭，没有饭吃的不多，我们给她们吃，早上给她们水洗面，给她们三次水喝。有一千多人，忙极了，预备水、开水，一日送两次。现在预备在大门外对面开一粥厂，过两天就有粥吃了。吃进去的是小事，出来的是大事。有的人逃出来没有带马桶来，虽然院子外面四处有粪桶，是为小孩子的，她们不到那里去就随便，所以到处都是尿和屎。皇宫式的房子现在加上了一些彩色，窗上挂的晒的破衣服、破被和尿布，树上挂的也是……一百号这边的水塘成了洗马桶、洗尿布的了，图书馆这边的水塘成了洗衣的地方，有人也在那里洗碗。
啥叫难民区，这就是！两个字：脏、乱。可谁还顾得了这些，保命在此刻最重要。
让魏特琳多了一份着急和担心的是：难民中有些妇女刚刚生下孩子，11日早上起来，她便听到有两个妇女在哭，原来她们的婴儿死了，一个是闷死的，一个是病死的。从程瑞芳那里获悉：已经进来的妇女中还有五六个已近临产……
苦命的孩子！“重点保护好产妇和刚出生的婴儿。”魏特琳特别吩咐程瑞芳，从没有生过孩子的魏特琳像自己失去了亲生孩子一样。母性让她格外关注小生命。
1月1日，是南京失陷前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是南京最混乱的日子。从中国守军总司令到街头的一条小狗、小猫，似乎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唐生智将军从早晨开始就忙着执行蒋介石下达的撤离“手谕”，后来他当晚就在一帮警卫人员护卫下非常狼狈地从下关的长江边撤走了，而他一走，十多万守城的中国军队几乎全乱套了。
被日本军队的机枪子弹和重击炮轰得找不到东南西北的流浪狗、流浪猫只能傻呆呆地在大街小巷看着那些与它们同样傻呆呆的人群四处逃窜……
1日的魏特琳，用她的日记来记述，也许是最准确的“当时”——
1月1日，星期天。
晚上8时0分。我在写这些日记的时候，城市西南部又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窗户被震得摇撼。为慎重起见，我离开了窗户。一整天轰炸不断，有人说，日军已进城了，但我无法证实。一个士兵告诉我们的守门人，日军曾数次突破光华门，但都被赶了回去。我们还听说，87师正在接替88师。但很遗憾，整天都有中国军队从安全区经过。
在今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听说卫戍司令唐生智已无法指挥自己的部队。除了安全区以外，城里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抢劫（从可怕的爆炸声来看，我想那古老而美丽的城墙恐怕所剩无几了）。现在日本飞机可以自由出入，投下大批炸弹，他们既没有遇到高射炮火的阻挡，也没有中国飞机的拦截。
我认为，把城墙外面所有的房屋以及城墙内的部分房屋烧毁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种牺牲没有多少价值。谁遭受破坏的痛苦？还不是中国的穷人！为什么不把城市完好地交出？
今天上午10时0分，我去了鼓楼教堂，那儿大约有60人。教会紧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做了很好的布道。教堂院落里住了许多难民（现在枪炮声实际上已经停了下来，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城墙已被突破，日军进了城）。
难民继续涌入校园，三幢大楼已住满了难民，现在，艺术楼也开始接纳难民。不幸的是，由红十字会管理的粥厂仍未开张，因此，对没有带食物的难民来说，日子非常艰难。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粥厂可能明天上午9时开张，但如果今夜城市陷落，恐怕连这也做不到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