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日，江先生要返回位于新街口的住所，在云南路和中山北路的交叉口的一个街角，五六个日本兵遇见他，强迫他挑餐具到挹江旅馆。他办完事正要回家，在铁道部附近又遇上日本兵，要他把大米扛到上元门，他遵命完成后，时间已晚，最后想想不得不放弃回家的想法。
月日：上午9时，一位18岁的叫蔡晓喜（音译）的年轻男子离开难民收容所回家，走到四象桥时，因没有立即向日本兵行鞠躬礼，被这位士兵用刺刀捅了一刀。今天下午，他回到我们这里接受医生治疗。
月日：上午10时左右，七八个日本兵闯进白下路江先生和江太太家——他们刚刚从安全区回到家，日本兵命令江先生出去，企图对他太太施暴。江立即指指手袖上的“国际委员会”标章，日本兵才悻悻地走了。江当晚带着太太回到安全区，他们说，回家太可怕，决定继续留在难民收容所。
月日，马太太回家途中，在同仁街某屋前被个日本兵抓住，拖到一间屋子内进行**。……
后面的都是有关诸多妇女离开安全区试图回家过日子时被日本兵或在家或在途中强X和**的案例。辛德贝格没看几个就直骂：“恶心！”
“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放弃安全区，将等于帮助日本人再次屠杀南京人嘛！”辛德贝格冲拉贝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这样做！”
拉贝拍拍丹麦朋友的肩膀，说：“我们正在与各国驻华大使馆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并同日方和新成立的南京自治政府取得协调，力争保留国际委员会所担当的责任。”
“有结果吗？”彬彬有礼的辛德贝格看来也被形势逼得要发疯了。
“相信会有些结果。”拉贝说，“请向栖霞山的方丈们转达我的问候。他们那边的情况，我们一定协调顾及。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我们自己如何坚定对安全区的自信和自治能力，特别是食品的基本保证。”
“明白。”辛德贝格带着拉贝主席的一丝希望，离开了肮脏而焦味十足的城区。他对拉贝说：“如果不是为了我那边两万多难民的事，一次也不想进城……”
拉贝苦笑道：“可我们还必须每天4小时守着到处是尸体臭味的南京城。因为我们的岗位在这边——0多万难民每时每刻都在期待着我们。”
是的，无论南京城如何凄惨与肮脏，无论空气如何让人窒息与迷漫恶臭，拉贝也无法离开。月4日，是日本要求安全区难民撤离的第一天，但除了拉贝和几个美国人住所内的难民们没有被日本军队驱赶处，其他地方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日军强行而野蛮的破坏、骚扰。在拉贝一直关心的与他住处近在咫尺的金陵大学附中内的难民也纷纷逃了回来。5日当天，负责这所中学难民的格兰姆斯先生向拉贝发出求救信：
尊敬的拉贝先生：
在此，请允许我转告您，越来越多的难民回到我们学校寻求保护。他们说，他们不可能继续留在家里，因为日本人不断进行骚扰，向他们要姑娘。如果他们不从，就威胁要杀死他们。形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峻。在这样的情况下，难民们怎能返回住所？请您给予他们仁慈的帮助，除了您和您的朋友之外，我再也不能请求他人保护。请您与德国、美国和日本大使馆商谈此事。难民来找我帮忙，可我却无力相助。自治委员会丝毫影响不了日本人。人们告诉我们说，除了国际委员会，谁也不能保护他们，即使是自治委员会官员的夫人也跟平民百姓一样难免遭受日军的奸淫。我简直无法理解。自治委员会怎能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还要求难民返回自己的住所。它自己也很清楚，在安全区外，谁也不能保护难民不受日本人的欺凌。
这些难民多么可怜，简直难以形容。我祈求上帝，不要离开中国，拯救我们吧！如果您及您的朋友不帮我们，谁还能帮助呢？恳请您及您的朋友考虑一下，通过什么途径帮助这些难民。
尊敬的、亲爱的拉贝先生，您是我们的先导，我写此信时已泪流满面，但愿上帝与您同在，请为我们祈祷吧！
您的D.G.格兰姆斯（签名）“立即通知召开理事会！”拉贝对斯迈思说。下午，国际委员会在拉贝的要求下，再度召开了理事会紧急会议，重点研究了日军在安全区内驱逐难民后的形势，以及如何安置回来的难民及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当前，我们可以说到了委员会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刻，大家无论如何要坚定我们的信仰和决心，其实也应当有理由坚守我们安全区的职责，这一点事实上尽管日方不直接承认，但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工作是普遍支持和同情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自治政府要求市民们回家，但多数难民他们不敢回家，或者说回家了因为害怕日本兵的骚扰又回到了安全区来。这说明什么？说明了多数难民是信任我们而不信任日本人和自治政府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我们继续为他们服务的理由吗？所以只要我们坚持，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拉贝是个商人，很少能说如此激情的鼓动话，但这一天他说了，说得很像一个德国政治家。斯迈思等美国朋友给予了拉贝很高的评价。
坚定战斗意志对此刻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们来说，异常重要。
“寒冬总会过去。面包不能没有。”大家相互鼓励，困难似乎又在这群洋人面前变得轻如鸿毛。
这是198年月6日，拉贝收到了一份热情洋溢的信，是他的助手之一、金陵神学院安全区的陶忠亮代表他负责管理的全体难民感谢拉贝的。信这样写道：尊敬的拉贝先生：
战争在上海爆发并不幸蔓延至南京时，国际委员会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它帮助难民免遭危险，获得安全，这件拯救工作使全体难民至死也难以忘怀。
我们——您的助手，愿为您的追求献出我们的全部力量，我们把这看成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辞旧迎新之际，我们收到您的来信，信中对我们的工作大加赞扬，随信还附上了15元钱供我们欢度春节。虽然我们认为，我们不配接受这份礼物，但我们不予拒绝，以免让您生气，从而失去您的器重。
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已把钱分发给各位工作人员。特写此信，以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
您非常忠实的陶忠亮
代表金陵神学院难民收容所全体职工
自日军宣布要驱逐安全区内的难民以来，拉贝的神经每天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多数时候是一件件忧心如焚的事，但偶尔也有高兴的事，比如他从罗森博士那里获悉，通过拉贝等多方努力，上海方面已经将100吨蚕豆往南京起运。这对处在饥饿与死亡边缘的南京难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救命的好消息，而对拉贝他们来说，更加让他的国际委员会有了一份信誉，因为这样的物资援助是连日本军方都很难破坏的。它属于慈善援助，国际社会的眼睛都盯着呢！拉贝能不高兴吗？
但与此同时，拉贝又收到了几个令他情绪低落的坏消息。其中有一件说，一个日本士兵闯入民宅，屋内住有1个妇女和她个女儿。这个士兵想要强X个女孩，遭到反抗。随后，日本兵把个女人锁在屋子里，纵火烧屋，最后个女儿烧成焦炭，母亲则烧得半死逃了出来……面对如此不断的暴行和噩耗，拉贝只能空握拳头。
“能做的就是更多地救助那些可怜的难民，或多给他们一碗粥喝，多让他们安全地睡上一夜……”拉贝内心一次次向上帝祈祷。
国际委员会的争取一直没有停止，拉贝在不停地向日方直接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月10日，他代表国际委员会向日方当局就“恢复秩序和纪律”、“食品供应”和“医院和卫生所的人员”等问题提出了要求。
在发上述信件给日本使馆方面的同时，拉贝也收到了一份来自上海报刊转载德国汉堡的新闻报道：
一个德国人卓有成效的工作
（上海1月10日讯）南京的许多报道一致肯定了德国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拉贝值得赞扬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1月中国当局完全撤离以来，他以难民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实际上做了市长的工作。他在其他德国人和外国人的支持下，维护社会秩序，关心市民的福利。据日本大使馆一名代表的报告，拉贝的工作对过渡时期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对目前为了居民和难民的利益而与占领军进行的合作也是很有益处的。留在南京的中国居民怀着感激的心情赞许拉贝的帮助。
拉贝是个荣誉感特别强的人，尤其是来自自己国家的新闻消息他特别在乎，这也是他能够坚持并如此奉献于中国难民的力量源泉之一。这篇新闻他看后很多次告诉给朋友们。
离开南京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拉贝觉得身为“主席”的他，有必要做完两件事：审计在任委员会主席期间的财务情况和对未来委员会的命运作一安排。这也再一次显示和体现了他这个“精明的汉堡商人”的工作严谨性。
很快，财务报表和今后的财务预算送来了。“员工们的工资和医生的工资支出，必须件件落实，如果这方面留有问题，我宁可不走！”拉贝对金陵大学报来的财务表中没有明确的内容，很认真地要求细致的补充。
现在，拉贝要签署一份他认为他走后最重要的文件，即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名称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我们选择这一名称，是为了更好地符合其目前作为纯民间救助组织的工作性质。为了更好地表达我们存在的理由，我和斯迈思博士正式向日方提出上述请求。我本人——将不在新的机构里担任领导，但希望斯迈思、马吉、施佩林、米尔斯牧师等诸位成为这个新机构的领导人，过去的工作已经证明他们是卓越的……”18日，拉贝在国际委员会的最后一次理事会上，发表了“告别”讲话，斯迈思对会议作了认真记录。这些珍贵的资料后来都留在了美国耶鲁大学，成为世界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历史档案。笔者有幸阅读到它们，就像与当年的传教士、基督徒、医生们在一起交谈了那段无法忘怀的沧桑岁月……
拉贝在南京主持难民安全区的事迹几乎全世界爱好正义的国家都已知晓，更不用说他在南京城内的影响，所以当他要离开南京的消息传出后，许多难民纷纷给他写信致敬。下面这一封由4位难民签名的信算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吧。尊敬的拉贝先生：
日本人占领本城后，从197年1月16日起押走了许多中国人，据说是命令这些人为他们从事必要的劳动。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年轻人，有些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我们的独生儿子也在内，他们都没有兄弟。许多人是商人家庭出身，从来没有当过兵；另一些人是手工业者或是小商贩，但大家都是本分的公民。现在留在家里的只有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父母和祖父母，以及无人养活的妻子儿女。
我们从未有过财富。在您建立安全区时，我们希望能够在那里继续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并且不会受到伤害。可是，64天前，日本人突然从那里拖走了我们的儿子，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我们这些老老少少、女人们和孩子们，在安全区没有任何收入，在风里雨里，在严寒的冰雪天，等待着他们归来。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这些从未当过兵的人就会因饥饿和寒冷而死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儿子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如今怎么样，家属们日日夜夜都是在泪水中度过的，其中有些年老的和身体虚弱的因悲痛而病倒了。我们的笔难以给您描述这些人的痛苦。你们的委员会过去曾表示过，你们感到有责任去调查那些被押走的人和失踪者的下落。我们曾于1月8日和月1日两次给您写信。现在又过去了几个星期，但是毫无结果。我们大家（我们这些为儿子、丈夫及其他人担心的人）走投无路，不知该向谁求救，但我们知道您心肠好、怜悯人，因此再次请求您找到能帮助我们的方法和途径，使那些年轻人能够回到我们身边，把赡养者还给家庭，搭救我们的性命。请求您告诉我们，您能为我们做些什么？那些年轻人是否还活着？他们此刻在哪里？（活着还是死了？）他们是否还能回到我们这里？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请您不要对我们隐瞒什么。请您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们。我们相信您的好心肠和怜悯心，我们将一辈子都感激您。
此致
敬礼！
您十分忠实的
尤朱氏朱唐氏王苏氏
许朱氏许潘氏费于氏等4人签名
南京，198年月19日
拉贝是个办事十分认真的人，他对所有类似这样的来信，都一一回复，并且总是将对方期盼的事尽可能地去努力处理和安排。
月1日，国际委员会总部举办盛大招待会，这个招待会是专门为欢送拉贝所举行的。招待会在一首悠扬中略带忧伤的曲子——《南京难民合唱曲》中拉开序幕。这首曲子是由幽默大师麦卡勒姆牧师特意为拉贝所作，歌词独特：“Weantbeansforourbreakfast，beansforourlunch……”（中文：我们要蚕豆做早饭，要蚕豆做午饭……）当麦卡勒姆牧师将他所写的歌词告诉大家时，全场人都哄堂大笑了，甚至连受邀的几个日本外交官都忍俊不禁地捧腹狂笑。拉贝觉得麦卡勒姆是个天才，他竟然能把一个严重而复杂的外交问题和关乎几十万难民生死的难题，用调皮的曲调，作为今天这个盛大而隆重的欢送仪式的主题曲，这也一下让整个招待会充满了苦中作乐的氛围。
斯迈思代表国际委员会，宣布他们在拉贝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一次临时委员会会议，并把会议上的一个专门写给拉贝的决定当众宣读：
尊敬的拉贝先生：
我们荣幸地将下述决议通知您。该决议为今年月15日在南京安全区9个区的区长及5个难民收容所所长第六次联席会议上作出的。会议一致决定：感谢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M.D.拉贝先生为组织和管理安全区所做的极其宝贵的工作以及与此有关的救援和救济工作。对拉贝先生为南京居民的利益所做的努力表示最高的赞赏。我们将永远感激地记住他的名字。
上述决议也应该向西门子洋行（中国）和德国大使馆通报，使他们了解南京居民对拉贝先生在这段困难时期所做工作的感激之情。
上述会议，还委托签名者向西门子洋行（中国）提出请求，在可能的情况下，保留您在南京的住房以及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虽然安全区本身已经不再存在，但居民们的困苦仍然很大，比以前更加需要对他们进行救济。由于这个原因，全体区长和收容所所长请求您，如有可能，继续在这里工作。告别像您这样一位经过困境考验的朋友，使我们大家深感遗憾。
因此我们十分希望，西门子洋行（中国）会考虑我们的请求，允许您为南京的利益继续您的工作，并请您在它的同意下决定继续留在我们这里。如果不能如我们的心愿，也仍然希望您不久就会回到我们这里来，给原有的友谊换上新的纽带。它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对我们变得如此的珍贵。
十分感激和忠实于您的
南京安全区各区区长和各难民收容所所长的代表（签名）
这份由董沈玉先生书写，有南京安全区全体国际委员会委员和各区区长、难民收容所所长签名的“决议书”至今仍然保留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长长的签名，足以证明拉贝在任国际委员会主席期间的业绩与威望。
这是拉贝获得的最高荣誉，尽管它是非官方的。
月日，拉贝在他最信任的中国助手韩湘琳和公司助手施佩林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停靠在长江边上的英国“蜜蜂”号炮艇。英国大使馆及炮艇司令长官等热烈欢迎他的到来。
“呜——”炮艇拉响一声长鸣的汽笛声，滚滚的长江水顿时在艇尾翻卷……此刻，拉贝向码头上欢送的人群频频招手。他内心不由泛起难以抑制的波涛：啊，别了，我亲爱的南京！别了，我们几十万苦难而叫人牵挂的难民！
198年月5日下午时许，拉贝乘坐的船抵达上海。码头上，他与久别的爱妻重逢。两人长时间的拥抱，场面感人。
到上海的次日，拉贝看到了刚刚出版的上海德文报纸上的一篇题为《向约翰·拉贝先生致敬》的短评。此评这样说：
当日本的部队在11月底以极快的速度向中国首都南京挺进时，在外国人的私人圈子里产生了建立一个安全区的想法，使外国的侨民和中国的平民在预期发生的战斗中可以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
国际委员会由此诞生了。它把不同国家的公民（其中有个德国人，还有美国人、英国人等）联合了起来。西门子洋行（中国）南京办事处代表约翰·拉贝先生在他的全体委员们的信任下，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
战斗爆发时，安全区已经组织完毕。委员会的成员们本来可以到停泊在扬子江上的轮船上去避难，这并不困难。可是，拉贝先生和他的委员们放弃了让自己到安全地方去的机会，决心将承担的使命进行到底。由于他们不怕自我牺牲的行动，在中国部队撤退和日本人占领南京后那些困难日子里，使数十万人得以免受饥饿和寒冷，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他们免受可怕的遭遇。
只有在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的全力投入下，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才能做出这种完全是人道主义的贡献。
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承担着最大的工作压力，工作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他。约翰·拉贝先生在南京困难的日子里，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的献身精神，给“德意志”这个字和他的祖国带来了荣誉。一定是先行到上海洋行总部的克勒格尔一帮朋友们弄出来的。拉贝内心很开心地猜想。
不过，拉贝更喜欢另一封“表扬信”，因为这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博士的亲笔信。拉贝认为，这可以称得上是德国官方和政府对他在南京工作的肯定。
尊敬的拉贝先生：
鉴于您在197年11月—198年月义务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所做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于牺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赞赏。
此外，我也真诚地感谢您在这期间勇敢地为保护德国在南京的财产所做的个人努力。
您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请允许我通知您，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请求外交部向德国红十字会建议授予您一枚奖章。
陶德曼德国大使（签名）在上海，拉贝第一次向外界公开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从此他的名字在新闻报刊上时常出现。在他的故乡德国，他做了同样的事。然而几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失败，日本也被打败。拉贝的命运则很特殊：一会儿被捧为英雄，一会儿成法西斯代表——因为他的纳粹身份无法逃避战后的严讨与追查。
关键时刻，中国各界和有关方面纷纷站出来为拉贝提供和出示了他在南京反日本法西斯时所作的特殊贡献的证据，这才将拉贝的“纳粹”身份给予了澄清。下面是盟国占领区委员会主席杨克签发的一份法庭判决书：
盟国肃清纳粹法庭复议庭认定
拉贝为非纳粹分子的判决
现在从事口译工作并且有时被西门子公司临时聘用的拉贝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并且于194年在中国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当时在南京建立了一所德国学校，有必要获得德意志帝国的支持，因此他必须加入该党。195年约翰·拉贝临时担任了该党南京地方组织负责人。当时在中国的德国人并不了解国社党的罪恶目的和犯罪行径，有关这一点，证人的证词可以证实。南京安全区在日本人突破防线的时候建立，在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请求下拉贝担任了该委员会主席。作为委员会主席他似乎是使得安全区避免了日本人轰炸。198年拉贝回到德国，途中他作为贵宾乘坐了英国“蜜蜂号”炮艇到上海。拉贝在德国作了数场关于日本人残酷非人的战争行径的报告，因而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禁止进一步从事有关这方面的活动。战争期间，拉贝的工作是负责照料西门子驻外工作人员。
阿尔夫雷德·霍普和阿尔贝特·阿尔姆布鲁斯特与拉贝一起在中国待过，而且不是党员，这两个证人以及所获得的可代替宣誓证词的陈述词均能证明以上的全部内容，特别还要考虑到的因素有，在194年的时候，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和帝国主义目的在中国尚不被人所知。
鉴于以上所述，同时也尊重上述人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的和社会的观念，委员会经多数票通过，支持认定其为非纳粹分子的提议。
一位德国“纳粹”在中国南京所建立的特殊功勋，为拉贝的命运画上了句号。
014年夏的一天，笔者来到位于南京市广州路小粉桥1号的拉贝故居，在这位伟大的国际友人雕像前，深深地鞠了三躬。当我抚摸这位已经远离我们的德国友人的头像时，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因为我和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假如当年没有拉贝和他领导与组织的“安全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造成的中国人死亡人数绝不止0万……
现在，到了该让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的南京大屠杀的“主角”出场的时候了——这个主角与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有关。
张艺谋的电影是根据女作家严歌芩的小说改编的。严歌芩之所以写这部小说，是因为她与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有过交往。张纯如曾经给严歌芩讲过魏特琳的故事，因而激发了严歌芩的创作灵感，并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即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张艺谋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文学母本。
1995年的一天，一位美丽的东方女子安静地坐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内，她正在认真阅读一部厚厚的档案材料，并且不时用打字机摘录着其中的内容……这位女子便是张纯如。多愁善感的张纯如一边翻着那部陈旧的档案，一边在不停地擦眼泪。是什么让这位东方女子如此感动？原来，张纯如继发现《拉贝日记》后，她又发现了极其重要的《魏特琳日记》。
“当我在耶鲁读完魏特琳的日记和书信时……我既愤怒又很困惑，为什么这些记录没有被编辑成一部书出版呢？为什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魏特琳却被公众遗忘呢？为什么魏特琳的精神没有成为全世界所共有的遗产呢？”张纯如曾在日记里这样感叹。她的祖父是抗日国军将领，小时候张纯如听过爷爷讲述当年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幼小的心灵因此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当她第一次阅读到一位女性传教士亲历南京大屠杀的日记时，也就格外声嘶力竭地连喊三个“为什么”。是啊，张纯如的三个“为什么”问出了一个人们不该不做的事。这位美丽如仙的东方女子从此身体力行，一边努力地研究和挖掘包括拉贝在内的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重要当事人的资料，一边倾力推动《魏特琳日记》的翻译出版工作。终于，000年4月，历史学家胡华玲完成了此项任务，并在同年10月将《魏特琳日记》的中文版付梓。
历史竟有如此相同的地方！当年由于在南京目睹日军大屠杀现场及数年间挺身保护身边数以万计难民而耗尽心血的魏特琳，终于在1940年底患上精神分裂症和严重的忧郁症。她不得不回国治疗，但病情仍不能得到控制，次年5月14日人们发现她在家中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6年后的004年，东方女子张纯如——这位对魏特琳小姐十分崇拜的祖籍南京的姑娘也因患忧郁症在汽车内开枪自杀。
魏特琳与张纯如在不同时期同毕业于伊利诺州大学，且都与“南京大屠杀”有关并患同样的病，后又同样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何曾想到，这两个出生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的女人竟然在冥冥之中有着如此相同的命运，不可思议，也非常遗憾。
5.终身未有孩子的女人从不放弃孩子
我们现在来说说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Mi
ieVautrin）小姐。这个美国女人一生未要孩子，却从不放弃数以万计的中国孩子的生命。她因此被南京人称作“观音菩萨”。
魏特琳有个中国名字，叫华群。1886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西科尔小镇的她，在6岁时即191年来到中国合肥办学传教。如此一位具有高等学历且年轻美貌的美国姑娘，甘愿独自一人来到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进行传教办学，一直到耗尽生命的全部能量。魏特琳在中国的贡献，尤其是日本军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挺身保护万余中国妇女和儿童的义举，让人感动且有几分悲切。
这也是这位“洋小姐”生命之花盛开得最艳丽的部分。1919年至1940年5月，魏特琳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系主任，并曾两度出任该学院院长之职。可以说，她是位杰出的女性教育家，一位让笔者将其比作“圣母”的传教士。
与所有传教士一样，魏特琳到中国来最初和最根本的使命是传播基督教教义，以“拯救落后而愚昧的姐妹们的命运”，但后来残暴的日本军队改变了她的使命，从而使得一个纯粹的传教士变成了南京人民世代不忘的女神、圣母或我们中国人叫的“观音”式人物。
014年夏天，笔者来到当年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旧址，拜谒了魏特琳的雕像——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洋小姐”，面庞慈祥、亲切、和善，而这仅仅是表象。当真正了解她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所为时，笔者才懂得了张纯如女士为何在阅读她的日记时泪流满面……心灵的震撼能改变一个人的信仰。
世上本没有真理，真理是掌握真理的人创造的。世上本没有仁爱，仁爱是仁爱的人酿制的。世上本没有美丽，美丽是美丽的人将真正美丽呈现出来后才有了美丽。
在千差万别的生命中，只有那些把生命奉献给了别人的人才会拥有最灿烂的生命之花。
魏特琳便是这样的人。
如果说拉贝这个人在南京期间是“以恶治恶”的话——他常常无奈时向日本人炫耀他的“纳粹”袖徽来吓退野蛮暴徒，那么魏特琳是一生都以仁爱和美来对付恶行的人。魏特琳不是一个出身富有家庭的洋人，做铁匠的父亲不能给全家人丝毫的奢侈，1岁那年魏特琳就被送到邻居家干苦活，寒冷的冬天里她为别人家放牛。她的学生时代全靠她自己打零工挣学费。在两年制的大学读书，她只能半工半读，用了4年时间方毕业。后来她为到中国办学传教，甚至不得不与已经订了婚的恋人分手，最后一生未嫁。
魏特琳把一生全部贡献给了中国，而最值得我们记忆的便是她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几年中为保护数以万计的难民所做的点点滴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