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吴永成所预料的一样，他们在门源县的这个村庄中所调查到的一些情况，还真印证了那句话：在经济比较富裕的一些地方，基层乱收费的这些问题，基本上就少得多了。
而且，通过吴永成他们对这个村几户村民们的入户调查现，地区农经部门前几年所放的农民负担监督卡中，在这个门源县也基本下到了乡村个户的手中，并不只是流于形式而已，并且农民负担监督卡上所填写的一些内容，也能做到清清楚楚地反映出近两年的收费情况。
“吴书记，我们是不是再跑几个村？！”刘晓峰回到车上之后，请示吴永成。
吴永成侧着头考虑了一下，反问刘晓峰：“晓峰，这个村是不是属于门源县的陶头乡所管辖的啊？”
刘晓峰笑着了头：“吴书记，您的记性真好啊，这个村正是属于门源县陶头乡下属的一个行政村。”
陶头乡是进入门源县的第.一个乡镇，早在吴永成担任桓毕地委书记之初、在全区开展“三讲教育”的时候，第一次来到门源县搞调研，也正是在这个陶头乡乡政府现了几个乡干部上班时间打麻将，由此拉开了全区整顿机关干部工作作风的序幕，原门源县的县委书记邱国胜反倒因祸得福，以此而进入了吴永成的视线，成为近十几年来门源县第一位走上地市级领导岗位的干部。
一想到这里，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上的刘晓峰就感慨不已：这人的际遇啊，还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要是没有吴永成书记微服私访现了陶头乡那几个乡镇干部上班时间打麻将的话，这个邱国胜能否走到现在的这个岗位，那还是两可呢！而受处分的那几个乡镇干部，要是没有遇到这位年轻的地委书记的话，现在也根本不会背着一个重重的处分在家赋闲，也可能几年之后，其中有的人在门源县这块地盘上成为主政一方的重要领导呢！
“陶头乡是门源县的门面。”吴永.成仿佛也记起了前年的那起事件，缓缓地道：“下面的一些同志现在也越来越会琢磨事情了，谁知道他们是不是把表面工作都做到了面子上，来糊弄我们这些官僚了。呵呵，我们再找一个偏僻一的村庄看一看。”
刘晓峰依言让司机李驱车离开了国道，按照老.百姓的指，顺着一条乡村路，向远离国道十几公里的一个村庄驰去。
这并不是吴永成不相信下面基层的同志，他作为.前世在乡镇工作多年的乡镇干部，深深地知道，在有关农民负担的这个工作上，因为涉及各自的利益，下面的基层干部和农民们可以成了一对难以调解的矛盾体，而这个矛盾体不能及时解决的话，干群关系也将会越来越处于僵化的趋势。
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们，无疑会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
这也是吴永成.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十分关注这个问题的缘故之一——虽然吴永成自己也十分清楚地知道，农民负担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难以彻底地解决掉，即使再过十年的时间，国家也拿不出什么彻底根治农民负担的好办法来，但他却像想在自己的这个地盘上创造出一个奇迹来。
值得庆幸的是，在又跑了一个村庄之后，吴永成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与之前所获知的几乎没有多少的差异拿着也明了门源县在执行地委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这个工作上，的确是很下了一番工夫的，并不是只流于形式、搞应付。
“晓峰，你给门源县的孟凡明打个电话，让他到陶头乡去等咱们。”从陶头乡的第二个村庄出来之后，吴永成的心情大好，在车上吩咐刘晓峰。
既然门源县忠实地执行了他吴永成的指示，就这么悄无音讯地离开，那也未免太有不给下面同志们的面子了，工作做好了，那就得让有功者得到一定的彩头，这就是吴永成御下之道——更何况吴永成在减轻农民负担这个工作上，是势在必得的，他就要大张旗鼓地作出一些举动来，他要让全区基层的干部们都知道，在减轻农民负担这件事情上，他吴永成是铁了心一抓到底的，，并不是要作秀以此来应付中央、省有关文件精神的
“你好，我是孟凡明。什么，吴书记到了我们门源县了？！好的，好的，我马上到陶头乡去。”
当门源县县委书记孟凡明接到刘晓峰的电话的时候，一下子就愣住了：这个吴永成书记怎么又到了陶头乡呢？难道陶头乡又生了什么事情吗？！还是吴永成书记对上次陶头乡所生的麻将事件仍耿耿于怀，又跑到那里去察看他们工作得到状况了？！
可单单从上次生那次事件之后来看的话，吴永成书记并不像是一个肚量窄的领导啊，先是自己前任书记邱国胜出人意料地担任了桓毕地区行署副专员，自己也顺理成章地接任了邱国胜所空缺的县委书记的职位，要是吴书记对陶头乡麻将事件耿耿于怀的话，自己和邱国胜根本就不可能有现在的这个位置——既然连他们这两个门源县的主要领导吴书记都不计较了，那他就更没有必要对下面乡镇的几个干部死死揪住不放了呀！
尽管对吴永成此刻的来意，孟凡明的心里充满了诸多的猜疑，但时间也不允许他做出更多的猜想了，因为吴书记已经带着人来到了他的地盘上，他得赶快带着人前去迎接呀，至于过去之后他将遇到的事情是福还是祸，那只有靠老天爷来保佑了——古人不是有句老话嘛，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哦！
虽然孟凡明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他的搭档县委副书记、县长黄美德一同乘车前往陶头乡，但在车上孟凡明还是忍不住给他的老领导邱国胜打了个电话：“邱专员，我是孟凡明啊，现在吴书记又跑到咱们的陶头乡了，你知道他这次主要是来看什么吗？！”
此时的邱国胜正在下面他所包的县里督促减轻农民负担的有关事宜，听到孟凡明这么一，也有愣住了：“怎么，吴书记又到陶头乡去了？”
孟凡明苦笑着：“是啊，老书记，你吴书记会不会对前年生的那起事件还放不下呢？！”
邱国胜马上否定了孟凡明的这个想法:“老孟，你别瞎想，吴书记不是那样的人，，这一你应该清楚。要是真如你所想的那样的话，那个时候咱们两个人就倒霉了。我看吴书记到咱们门源县不准是去检查减轻农民负担这方面的工作，你也别想得太复杂了。
对了，老孟，咱们县在这方面的工作，应该没有什么水分吧？！你可要清楚啊，吴书记这次对这个工作可是抓得很紧的，你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要不到时候老伙计也没有办法帮你啊！”
听到邱国胜这么分析，孟凡明心里反倒有了一底：“呵呵，老书记，吴书记这次来咱们门源县要真是你猜测的这样的话，那我就一也不担心了，咱们县在这方面的工作别人不知道，你老书记还不清楚吗？！咱门源县有的是来钱的渠道，哪会像别的县似的，单单就把抠钱的门道，都放到了村里的老百姓们身上。”
邱国胜却不像孟凡明那么乐观，他一再告诫孟凡明：“老孟，这件事情上你可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啊，下面乡镇的干部们有的人不一定就会这么想，工作一定要做得细之又细、慎之又慎啊！吴书记也是在乡镇工作过的领导，他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这一我可比你清楚啊！”
就在孟凡明向邱国胜讨计的时候，吴永成已经早一步来到了陶头乡，与陶头乡党委书记崔红、乡长刘维民坐到了陶头乡的会议室开始就农民负担的问题开始座谈了。
崔红与刘维民和吴永成也算是第二次见面了，而且拜吴永成所赐，在前年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因为麻将事件，都受到了县纪检委给予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也直接导致了在去年全县干部调整的时候，只有他们这个乡他们两位原地不动、眼睁睁地瞅着其他乡镇、县直单位的领导们提拔的提拔、重用的重用——谁让他们两个人的处分期限还没有到呢？！要是换作犯了别的错误的话，或许县里的领导们还敢给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可他们可是被强势的地委书记抓了个现行，谁又敢为了他们开罪于年轻气盛的吴永成呢？！于是乎他们两个人也只好自认倒霉了！
不过，崔红和刘维民也得到了邱国胜和孟凡明私下里的保证：只要他们的工作中不再出现任何的失误，只要他们两个人受处分期限一到，县里将优先提拔、重用他们——这也算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因此，虽然崔红和刘维民并没有在去年的调整中受惠，可也没有因为这个就对乡里的工作不管不顾了，相反，他们两个人反倒把全身心的精力都放到了平时的工作中，想以此挽回自己丢失的面子。
当吴永成一行来到陶头乡政府大院的时候，崔红和刘维民正在一起讨论县里传达减轻农民负担的有关政策，以此来决定他们乡下一步的工作重呢！
当孟凡明和门源县县长走进陶头乡会议室的时候，吴永成已经听取完毕了崔红和刘维民对近两年陶头乡收取农民“三提五统”的有关汇报了，而且从吴永成的脸色表情来看，吴永成还是比较满意的。
一阵简单的寒暄之后，孟凡明顺着吴永成刚才提起的话题诙谐地道：“吴书记，前几年的时候，针对征收提留款，我们这里的群众还编了一段顺口溜呢，叫乡镇干部雄赳赳，只管种来不管收；农民群众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
陶头乡党委：“到乱集资乱摊派，我这里也有一段顺口溜，这也是群众们创造出来的民间段子：上急下急人人急，你愁我愁个个愁；有利可图抢篮球，无利可图踢足球。”
吴永成感慨地道：“是啊，对于乱摊派乱收费的问题，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现在已经成了影响到我们执政党地位的大事了，所以也请大家都要在这方面动一动脑筋，把群众的负担切实地减下来。”
当天晚上吴永成一行就住到了陶头乡，第二天的时候才在门源县孟凡明和黄美德的护送下，离开了门源县，直奔他们原定的第二个调研地南沁县。
不过，在南沁县接下来的两天调研中，吴永成就没有一好心情了。来到了南沁县的县境之内后，吴永成也依然没有通知南沁县的领导们，而是自己选择了两个村庄进行实地调研——此时，他们一行的身份，已经变成了地委下来搞农村调研的工作人员了……
当走进泥瓦匠刘克举的土坯屋，刘克举疑惑地望着吴永成这一行人问道：“这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会不会变呀？！我们下面的老百姓们可最担心的就是这一啊！你们是研究国家政策的，这一应该非常清楚吧！”
吴永成拍着刘克举的肩膀，给他鼓劲道：“老刘，党的富民政策不会变，你放心干吧！”
刘克举不解地问：“可是现在为什么提留这么多？摊派这么多？中央的有关政策，不是三提五统只能控制在上一年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吗？！”
吴永成沉着脸问道：“具体的摊派有哪些？，老刘，你能不能详细地一呢？！”
“多着呢，数不清。”刘克举，“村里光吃喝一项每年就花掉上万元。”
吴永成继续问道：“这些开支是红白喜事吃喝？还是招待上面来的各级领导呢？”
“我是泥瓦工跑的村多，我看主要是上面干部下来开会、检查时吃喝，各村相互请客吃喝也不少。有的时候没有上级领导和客人来的时候，村里的干部们自己也大吃二喝的。”
吴永成又问：“你走的村多，你们这里是什么生活水平？”
刘克举：“全镇13个村我都吃过饭，我们村属中上游。”
吴永成微笑着操着半生不熟的当地方言问刘克举：“老刘，那你家有没有‘白条子’？”
“‘白条子’？呵呵,”刘克举苦笑着回答吴永成：“这位领导啊，我家哪有什么白条子啊，没有。就去年的收入吧，我种一年的田，年终算总帐，我还倒欠村里2o元，还要打‘白条’给村里哩！”
吴永成的心往下一沉，没有想到自己所管辖的桓毕地区范围内，农民负担居然严重到了这种地步，反倒出现了群众辛辛苦苦一年，把全部的收入搭进去不少，还要为了乱七八糟的乱收费，还得给集体倒打白条。
刘晓峰见吴永成一脸的黑线，插口问刘克举：“老刘，在你们这个村里，像你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算是最穷的了？！”
刘克举摇摇头：“错、错，村里比我差的还有不少呢，我好歹还有个手艺，农闲的时候，还能跑到外面刨几个零花钱，这称盐打醋打酱油的钱，还缺不住，村里不少的人家，比我家的光景还要差呢！
当然了，我这里的也主要是那些家里没劳力的。”
听到这里，吴永成的心里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了。
就在前几天的时候，他还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篇题为《拜金主义要不得》的评论员文章。
文中：在杭州，有两个“大款”为了斗富，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比赛烧人民币，每人烧掉2ooo多元而面不改色。在长春，一家卡拉ok厅，一个富翁宣布：包下当晚所有的“歌费”，另一位大亨立即声明：买下全市当天所有的鲜花。你不让我歌，你也别想献花。而去年春节时的时候，一个青年富豪仰望着纷纷落下的爆竹纸屑兴奋地流下热泪，因为他刚刚燃的4个爆竹是用2ooo元人民币卷成的。一位北京“大款”用两万元一桌的宴席，招待广东“大款”竟遭到奚落，随后广东“大款”用6万元一桌回请，而北京这位“大款”竟“啪”地打开密码箱，甩出35万元：“今天这桌就照这个数!”
可眼前自己所听到、看到的，却又是如此的一幅景象，这真成了一幅鲜明的对比啊！
苛政猛如虎，此言一也不为过也，他吴永成就要抬起铁腕，狠狠刹一刹这只危害老百姓们生存的“猛虎”，否则的话，改革开放老百姓们所得到的这一实惠，还不hu够塞“苛政”这只“猛虎”的牙缝的哪！
“老刘，你放心吧，党和政府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再继续乱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