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赖在床上不肯起来。心想等四姐走了，我再收拾，免得丢人。结果一到快七，四姐就不让我睡了，非让我起来洗脸后去吃早饭。什么不吃早饭要得胃病。什么狗屁胃病，我现在就有大大的心病。我把头捂在被子里，假装听不见。四姐见叫我半天还在装聋作哑，也不和我打招呼，一把就把我的被子提起、扔到一边。这么大的姑娘，你这叫干的什么事？！这下可惨了，昨晚跑马，我的裤衩湿漉漉、黏糊糊的早就不知什么时候把它脱下、扔到一边了，现在全身**、朝天仰睡成“太”字形状（两腿间粘湿的难受，岔开腿让它自然吹干），家伙也不争气，属于典型的“人来疯”，给它阳光，它就灿烂。被子一没，见到生人立马就“昂挺根”站起来了（这在生理学上叫晨勃，不属于流氓范畴），好像在向全世界展示：“啊，我多伟大！多粗壮！！”可它的主人却窘的能恨不得把头能钻到床板下面。不等四姐“啊”的一声长吟消失，我马上就拉过被子，盖住了我现在丢人现眼的家伙。并在心里狠狠鄙视了它一把：流氓，显威风也不看个什么时候，真是个不会来事的货。
见我急忙抢过被子捂住脑袋的窘相，四姐得意地笑了：“臭子，长大了！懂得害羞了。再不起，我又掀被子了。”一边一边给我拣起刚才抢被子时胡乱蹬下去的裤衩。正要往我床上扔，突然觉得触手处湿漉漉、黏糊糊的，凑近鼻子一闻，一股怪怪的腥味刺鼻而来，顿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马上羞红了脸大骂：“臭五儿，一天到晚想什么龌龊事，把人家的铺盖都脏了，你自己洗啊！！”我钻在被子里诡辩：“都怪你昨晚上，也不管有人没人就脱成个哪。”
“你倒还有理了？”四姐嗤笑我：“你也算个人哪？屁孩！来，把这条换上，别再给我弄脏了。”
我从被子里探出头一看，马上怪叫一声：“四姐，你这是给我扔过来的什么呀？这是女人穿的花裤衩，这么，我那能穿的上？”
“女人的怎么了？你时候可从里到外都是穿的我的，更何况这还是穿在里面，别人又看不见。我也不知道你会出这丑事，去哪给你找男人的。也凑乎的穿吧，总比你不穿强。”四姐强辩道。
没办法，只好委委曲曲穿上了。至于其他后事处理，对不起，是你吴永丽同志的事了。谁让你不把我当男人看，咱前世也是有十几年婚史的人了，什么不懂呀？！
县里的“四干会”要开三天。我看了看会议议程，前两天也没什么可听的，都是些老生常谈，什么去年各项工作的总结、今年各项工作的安排，几十年不变的老一套，我早听腻了，自己写的也能给他们背下来了，不理睬！倒是第三天的奖表彰大会值得一看，这可是几十年以后也难得再见的。
第三天的会只有上午半天，下午是冒尖户上街夸富。
九多我溜进了县里的大礼堂。礼堂的布置在九十年代看来是极为简陋的，主席台上方挂一条红纸写的会标：“永平县一九八零年县委工作会议”，主席台上的桌子用几块红布一罩，后面放十几个木头的凳子。台下的人坐着长达三、四米的木头长条凳，会场挤得满满的，被人们抽烟搞得乌烟瘴气的，充满了烟臭味，像进了多少年不收拾的光棍家里。冒尖户们都坐在主席台下前几排。一个个胸戴大红花，昂挺胸、满脸虔诚地听台上讲话。我站在门口的一个角落里看热闹。
近十大会开始奖。冒尖户们按照事先排好的顺序，一个个上台从领导们手中接过奖状。和领导们握手时，脸僵硬得连笑都不会了，腰都弯成个大虾米，不住头。我心里叹息：我的农民父老乡亲们，什么时候你们才能不在任何人面前弯腰！才能挺起腰板，堂堂正正地站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并且骄傲地大声：“我是农民，我自豪！！”
完奖后，一个县委书记模样的人讲话（县委副书记任力就坐在他的身旁）：“年年初，由于我们有的县委领导和一些公社领导对建立生产责任制采取‘不头、不摇头’的放任自流态度，使一些社队在考虑究竟采取哪一种生产责任制时犹豫不决，结果春耕生产大忙季节一到，就十分被动。今年我们县委已下决心，凡是能够增产、有利于集体经济展、增加社员收入、为大多数群众所欢迎的责任制形式，我们都要让它稳定不变，并总结、完善、提高”台下掌声一片，经久不息。这是老百姓自内心的欢迎。富民政策好，老百姓就怕他朝令夕改、多变化
十一半，大会结束，开始最后一项议程——上街夸富。
十几辆手扶拖拉机已动着，在礼堂门前“突、突、突”地冒着黑烟，后面跟着三辆车头扎着红火球的大卡车，车上拉着一排排崭新的缝纫机。冒尖户们胸戴大红花，五个人一组登上了手扶拖拉机，脸被胸前的大红花映得通红。老爹和三个姐夫在第一辆车，三姐夫看见了我，神气地招了招手，就像国家元检阅部队似的。
拖拉机前，几班响器开始吹吹打打起来，游行队伍正式开始——游街夸富。
这一天，永明县城一片热闹景象，大街两旁是潮水般拥挤的人群，唢呐声和锣鼓声惊天动地，响彻云霄。在一片洪水般的喧嚣和鞭炮的爆炸声中，我的眼睛不由得潮湿了：我们的农民老百姓们每天都能这样，哪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