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成看着那满桌丰盛的饭菜，更是证实了自己的想法附身的那个吴永成，还的确就是这个杨志杰的亲生儿子，大有可能在家里就是排行老三，要不然，刚才在门口的时候，为什么杨志杰的爱人失口叫了什么：“是三儿来了吗？”
恐怕这也是二十几年，她一直没有见到她家的三儿，日夜在心里牵挂着，情绪激动之下，也就不管不顾地嚷了出来。
“杨总工，怎么不见你们家的孩子呀？是不是都到外面上班、还没有回来啊？”吴永成试探着问杨志杰。
“是啊，杨总工，你家有几个孩子？是不是都已经成了家、在外面哪？”胡云珍也好奇地问。
“啊，啊，那啥，我家有两个儿子，现在都在外地工作。哈哈哈，来，大家坐，咱们边吃边聊。”杨志杰有不自然地招呼着吴永成和胡云珍。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杨志杰的爱人忍不住红着眼睛又开口了。
杨志杰还不等他的爱人把话完，就连忙把她的话头打断：“曼，你怎么这样呀！咱们不是好了，不这个嘛，客人们还没有吃饭，有什么事情，不能一会儿再吗？”
“好、好，大家先吃饭吧，跑了一上午，你们两个肯定也都饿了。”曼急忙拉开一把椅子，邀请吴永成他们两个就坐，顺便飞快地扬起手、擦了擦眼角。
“对了，你瞧我的这记性，我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哪！”杨志杰突然一拍自己的脑袋，恍然才记起来，客人到了自己的家里。自己心慌意乱的，却把这个关键环节给遗忘了：“吴县长、胡书记，这是我地爱人袁曼丽，哈哈，我一直喜欢叫她的名。她也是南方人，和我是中学的同学，现在在我们这里的化验室工作。
曼，这是永明县的两位领导，吴永成县长和胡云珍书记，他们两个人这次来。想请我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这个，这个，具体的情况，前几天我跟你过的。好了，大家随便坐吧，不要客气，就当回了自己的家一样！”
吴永成和胡云珍刚刚落座，杨志杰就打开那瓶老白汾，欲先给吴永成斟酒，吴永成急忙用手拦住：“杨总工。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我开车。这酒是一也不能沾的。”
“那没有关系，还可以喝这个葡萄酒地。这个也就是和饮料差不多，酒精浓度很低的。咱们两个喝这个。我也是从来不喝酒的，今天这个日子特殊，三儿……不、不，吴县长，你就喝一这个吧。”袁曼丽一听吴永成不能和白酒，马上殷勤地打开红葡萄酒，给他倒进一个喝水杯中。那个亲热劲，真象疼爱自己家的亲生儿子一样。
“对、对、对。吴县长，你可以和曼喝那个红酒的，那个没有事的。”杨志杰急忙附和。
唉，看来自己的直觉还是没有错的。吴永成心里暗自感慨：否则的话。自己和胡云珍第一次登门，和杨志杰的爱人袁曼丽也是初次相识，今天地这个日子凭什么特殊呀？！还有她再次失口叫出的那声“三儿”。也能再次证实了自己地判断。
酒过三巡，虽然酒桌上只有杨志杰和胡云珍两个人在喝酒，但气氛已经有些起来了，袁曼丽则一个劲地把鸡、鱼夹到吴永成面前的碗中，搞得吴永成实在不好意思，不住地道谢，也几次委婉地谢绝，可袁曼丽就像压根没有听见似的，自己不吃一东西，反倒不停地劝吴永成：“这个好吃，你多吃；还有这个鱼，你们这里的人是不习惯吃鱼的，这是我按照我们老家的做法烧的，你尝一尝合不合你的口味……”
“吴县长，你不喝酒，就多吃一菜。曼烧菜的手艺，还是蛮不错的。要起这个烧菜来，我们南方人就是比你们北方人要强一些。”杨志杰今天酒明显喝有高了，意气风地指着桌子上地菜，夸奖自己老婆的厨艺，这和他平时心慎微的性格，那是截然相反的：“你们北方人吃饭，就是为了填饱肚子；我们南方人却是为了吃出那个味道。”
“杨总工，你看咱们在家里，你一口一个吴县长地，叫得我也挺不好意思的。我的年龄估计跟你们地孩差不多，干脆你和阿姨就叫我吴，或者喊我的名‘五儿‘也可以，这样就亲切多了。”吴永成看着这一对夫妻，感受到了人家刻意因造出来的这种家庭氛围，自己也觉得应该表示得随和一了。
实在话，此时吴永成的内心深处，也的的确确被这两口子的热情给感动了。
“杨总工，我冒昧地问一句，哈哈哈，要是问错了，你也不要见怪啊！”胡云珍借着酒劲问杨志杰：“你们两口子都是南方人，怎么就会跑到我们北方来呢？听你们的话音也改了不少了，在我们这里呆的念头也算不短了吧！”
“唉，一言难尽啊！”杨志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端起面前的酒杯独自一口干了，放下酒杯才道：“我是一九五七年来到你们这里的，那会儿我刚刚二十三岁，大学毕业了也就是刚满三年，因为参加工作以后，了几句当时不应该的话，还有自己的出身成份不好，就被划为了‘右派分子’，被下放到这里来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吴永成脑海里马上就涌起这样一个概念，倒吸了一口气。
作为在前世就爱好、历史的吴永成，那是知道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对于知识分子的影响的。
可以，在中国茫茫的历史长河中，知识分子和普通的老百姓们一样，也是多灾多难地。清朝的文字狱，虽然也算是比较惨痛的了。但对于知识分子来，比较起来，还有更惨的两件大事：一件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再一件
七年的反右扩大化了。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全民了。
对于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吴永成在前世的时候，专门收集过过一些资料，也就知道得比较详细一些。
在八十年代官方公布的一些数据，人们知道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地右派分子，共有五十五万左右。实际上的这个数字，远远不止五十五万。而是将近三百一十八万人，还有近一百四十四万人被划为“中右”。
那次的“反右斗争”，是通过当时的一位中央主要领导人借“鸣放”来“引蛇出洞”的。
当时，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按照中央的安排，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的《人民日报》表一篇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各个阶层的人提出各种意见。
用那位伟人地话：“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尽管如此。但人们还是心存顾虑，站出来提意见的为数不多。
之后，在全国大报纸地鼓动下、各级领导的动员下，一大批知识分子、工人、干部怀着对祖国的一片赤诚，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弊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但随后，噩运就降临了。
中央的那位伟人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m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央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地，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接着而来的，就是在全国各个单位深挖右派分子：只要你提过一意见，或者过对党稍微不满的一句话，那铁定会在头上增加一“右派’”分子地帽子。
那是中国辽阔的大地上，被逮捕、改造、下放的知识分子遍布四面八方。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直至到了一九七八年，那些所谓地“右派”分子才得以平反、昭雪，才得以走上了正常人工作、生活的轨道。
可是，那二十二年的改造，对这些无辜者来，不仅仅是**和精神的摧残，也是让人痛不欲生的青春年华的损失，甚至于不少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想不到杨总工也是那时候的‘右派’？真是命苦呀！”胡云珍听到这里，不禁感慨地：“五七年的那个时候，吴县长估计没有经历过，我那会儿也就十四、五岁了，懂得一些事情了。听老人们常，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一些为老百姓们了实话的好人，也都是有本事的人。唉，都受了老大的罪了。”
吴永成却知道，杨志杰能被下放到这里来当一个普通工人，也算是一定程度上走了运了。他前世看过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其中包括一些报告，有不少的知识分子惨死在那个时代。J省的人们一贯心肠善良，杨志杰能有那个结局，不定也是当时的人们照应的结果。
“实在的，比起我当时的不少同类来，我还算是幸运的。”果然杨志杰又喝了一杯酒后，脸上现出一种劫难余生的万幸表情：“到了你们J省以后，无论是领导，还是工人兄弟们，对我也很照顾，基本也没有吃多少苦头。只是苦了曼了。我们当年刚刚结婚，她就有了身孕，一个姑娘家的，受了我的牵累，跟着我跑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水土也不服，受了不少的苦啊！”
“我苦算什么？只是苦了我家的三儿了，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袁曼丽听到这里，想起了以前过的那种日子，此时再也忍不住了，憋屈在心里多少年的那个情结，一下子爆了，“哇”的一声就大哭了起来，随即掩面飞离开了饭桌，跑到里屋、把门一下子关上，但还是从里面传出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叫声。
酒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因为这个变故而冻结住了：杨志杰也痛苦地捂住了面孔，面部肌肉不住地抽搐着，不难看出他内心深深的痛楚；胡云珍则目瞪口呆地愣在那里，他没有想到，怎么一顿饭吃出这么一个结果来，他扭头看了看吴永成，吴永成却是若有所思地给自己斟了一杯酒，独自一仰脖，灌了进去。
“杨总工，你不是你只有两个孩子吗？怎么，刚才你的爱人，只是苦了你家的三儿了？这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