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隆隆，轰隆隆”沉默已久的雷声，炸雷般突然响起，震得窑洞似乎都在颤抖.铜钱般雨，急聚地落下来，打在窗台、玻璃上，出沉闷或清脆的响声。地上很快形成了一条河流淌着。雨一个劲快冲刷着地上的一切，仿佛老天爷借这雨水，洗涤人间一切的肮脏。
“四姐，你不用心焦，先吃饭，我也一天没吃，快饿死了。妈，还有饭吗？”我宽慰着四姐：“这不是什么大事，他一个公社副书记还翻不了天。有天理，有王法，别他，就是比他再大的官，也抬不过一个理、一个法去。**的天下，不是他一个就能霸住的。”
“就是，咱告他去，还有没有王法？还能让他这么欺负人？‘四人帮’都粉碎了，他还横什么？”众人开口了。
“可人家是公社的领导，咱一个平头土农民，能告倒他吗？倒不如让四女子和公社一声，咱还是回来种咱的地，过两年找个好人家嫁了，过咱的日子。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唉，忍了吧!自古讲，民不与官斗，斗不过啊!”爹愁苦着脸完，又含住他的旱烟锅，浓浓地吐出一口烟。
“爹，你这就得不对了！民不与官斗，是啥年代的事了，现在新时代、新社会，又不是老古以前‘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的时候，咱有理走遍天下都不怕，把官司打到北京中南海，咱也要争这口气！”三姐马上反驳。
“三姐得对，现在不是黑白颠倒的年代了。多少老干部含冤被打倒，现在不都平反了吗？他张卫青是什么人，咱不知道，但他从县领导被降到公社来，肯定有问题。三姐夫，明天你和我到公社、县里跑一趟，看看这张卫青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要怕他官大，咱有理，有政府撑腰，公社不行，咱到县里，县里处理不了，还有地区、省里、中央，就不信治不了个他。对了，回来时我宿舍的一个同学，给了我他爸妈、还有他叔叔的地址。听他，他叔叔是咱地区的革委会副主任。”我拿出郭勇塞给我的哪张纸(其实火车上我已看过，为了给他们壮胆，宽心，我又拿出让他们看)，“看，他爸妈也挺厉害，一个是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的，一个在省委秘书处，估计都有一定职务。他叔叔叫郭天明。吃完饭后，大姐、二姐，你们和姐夫们都回去，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张卫青敢欺负咱，咱也治得他后悔、让他妈养下他这个现世宝。”
我的一番话，一扫窑里充斥的愁雾。三个姐姐舒展眉头，过去帮妈做饭。四姐也端起妈刚热好的鸡蛋面疙瘩汤，口吃起来。我和三个姐夫，聊起我大学的一些事情，和家里猪、鸡的喂养情况。
外面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只听见大地上淙淙的流水声、和远远传来河道里洪水怒吼声，混交在一起，使得这个傍晚久久地平静不下来。
第二天早晨不到九，我刚吃完饭洗嗽后准备去找三姐夫。“咣当”一声大门被撞开，三姐夫急急忙忙冲进来，“五儿，五儿，不好了，公社的那个什么书记，带了胡堡大队的五、六个基干民兵进村了。刚才在路上，他们打听你家，让我看见了，这可怎么？”
妈的，欺负人欺负到家了，我脸腾地红了，顺手拿起院子立着的一把铁锹，闯了出去。三姐夫抓了一把镢头地跟在后面。
“三姐夫，你不要出来，和老人们在一起，守住院里。”不能让三姐夫冒这个险，他还有个家呢！
‘五儿，五儿，我的活神神，你不可敢和人家打，人家民兵有枪呢，里面装的可是真子弹！”爹在后面没拉住我，急得脸都白了。
“没事，爹，我吓唬吓唬他们，打不起来，你儿是北京念书的大学生，他们敢动我？”
那伙人已走到我家坡底。领头的戴一蓝布鸭舌帽，后面跟着五、六个背枪的民兵，有的手里还拿着绳子。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走错门了吧？”我居高临下望着他们，冷冷地问。
“我们是公社的，接到革命群众的揭，你们家大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今天来这里采取革命行动，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你是谁？(旁边有个民兵在他耳边了什么)呕，你是吴家的五儿。好，你是北京念书的大学生，革命道理懂得的多，要主动站出来，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反戈一击，同这个家庭划清界限，一刀两断，站到我们革命队伍的这边来。”
我望着他那张布满指甲痕迹的脸，嘲讽地：“你是公社的张卫青副书记吧!你欺负了我姐，我没找你，你倒先送上门来了。你没睡傻吧？割‘资本主义尾巴’？现在是一九七九年，不是一九六九年，你醒醒吧!十一届三中全会去年就开过了，让一部农民凭劳动先富起来，这是中央政策！你张卫青能大得过中央？张卫青，听你这名字，就不是什么好鸟！你保卫哪个‘青’？‘四人帮’粉碎都三年了，你还念念不忘，思想有大问题。你犯错误才到我们公社，什么错误，‘打、砸、抢’吧，你个‘三种人’还不老实。”管他是不是“三种人”，他敢混淆黑白，咱也如法炮制，送他一帽子戴戴。
“那是他们对我的诬蔑！我响应号召‘造反有理’，还有错了？你不支持革命行动，连你一块打倒，把他捆起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作文章’”，他扭头冲几个民兵喊：“还愣着干什么，对待敌人要疾风骤雨。谁不动手，我回去让你们大队，每人扣100个工分。”
“谁敢？”没等他们挪步，我大喊一声，举起铁锹：“张卫青，你个‘打、砸、抢’的三种人，不看书，不看报，天变了，不是你们‘造反有理’的时候了。睁开你的眼，今年7月1日、2日国家的新法律出来了，《人民日报》、省报都登了，依法保护私人拥有的一切合法财产，包括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不受任何机关，任何人的非法侵犯，我家养的鸡、猪都是自留畜，懂嘛，我的副书记大人!新刑法明确定，严禁聚众‘打砸抢’，严禁非法拘禁，你们这是干什么？犯了法是要判刑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你你们几个，干啥跟着疯子扬土土？你们坐牢他替你们去，还是给你们送饭？他连他自已也保不了啦！用大字报捏造事实，公然侮辱他人，张书记是你干的吧！你等着坐牢吧，这也是犯法的！估计三年徒刑，是跑不了，回去和家里的告个别，准备蹲监狱吧！”新《刑法》1980年1月1日才实施，先用来唬一下这帮“法盲”。
几个民兵都开始往后退。不是几个工分哄的，谁肯来？都是前后邻村的社员，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蹲监狱，可不是几个工分能抵住的。
张卫青也被吓住了，但他已没退路，不好下这个台阶。
正在这时，大队支书胡云珍带着几个民兵起来了(不过没带枪)
“张书记，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到我们村有什么事，先和我们打个招呼，怎么把外村的民兵也带来了？出了事谁负责？这事，咱们得道道。”胡云珍精着呢，好事、坏事，先把你套住！要不哪面出了事，他都得担责任。
“道个屁！”张卫青一转头就走。
那几个民兵急忙跟在后面，心里那个悔呀，真不该跟上这个混球来。以前还听过人家吴家三女婿讲、怎样喂蚯蚓呢!都是这混球害的，以后再咋见人家。
“突、突、突”一阵黑烟，他们坐着手扶拖拉机走了。
安顿一下家里，和胡云珍打个招呼。我和三姐夫准备去公社。被胡云珍拦住了。
“永成，让你三姐夫在家照应着，我和你一块去公社，这张书记也太不象话了，动我村里的人，屁也不跟我放一个。”是非屈折，看来他也看不下眼了。
到公社后，先找了公社王书记，这是任力走后新来的，我不熟悉，仅在上大学时见过一面。
听了经过后，他大为光火：“这个操蛋货，差给我捅下大乱子！地区因为他以前‘打砸抢’，清理‘三种人’时要开除他。县里个别领导力保他，毕竟当过县革委会副主任，手上又没命案，才瞒着地区打到咱们公社。我以为他‘吃一堑长一智’不敢瞎闹了。今天我从地区刚开会回来，就听了他和你姐永丽的事，还没顾得上问他。又给我闹下这事，真是个惹祸精。我找他去。”
真是“三种人”，看来我还没有冤枉张卫青。
“王书记，我想先给任力书记打个电话。”
“你不知道，任书记去中央党校学习一个月了，走了七八天啦。”
看样子任力又能上一个台阶，中央党校可不是白学的。
“那我给地区革委会郭天明副主任打个电话？”搬神降土地也是必要的，越过公社这一级可不好，人家又没不处理，但关键是他没权处理，这一级干部处理权在县。
“你认识郭主任？”
“他是我同学的叔叔，挺关心这事的，让我给我回个电话。”
这牛得吹一，不然这电话就打不成了。当时公社打电话，都要经过批准。特别是这种事涉及到上访。
“好吧，现在我带你到机房去，等电话也得一段时间。我去和张副书记谈一谈。”
当时只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安装了拔号电话，其它地方都是老式的人工交换机。
在我们每个公社，有一个电话机机房。要想和地区通话，先由公社机房分机接通县邮电局总机，县总机再和地区局总机联系，地区局总机再和地区大院分机联系。等待时间长，通话声质差，有时甚至等一两个时。
我正无聊的等电话时，王书记进来对话务员：“你先出去一下。永成，刚才我和张副书记谈了谈，他已经认识到自已的错误，愿意向你姐、你家赔情道歉。并保证以后，对你姐不打击报复。我认为，也应该给他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你看，咱们是不是到此为止？我让话务员撤了这个电话。”
“不行！”我毫不犹豫，“我们土社员、烂农民，也不是好欺负的！我要让他知道，他这次算踢到铁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