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四姐，我便投入了紧张而有序的大学生活。
此时的大学学习生活，比较单调。除了极为少数的每月几个科技或谈理想、树人生观的讲座外，并没有如九十年代之后、众多的学探讨、学生团体活动。学校的学习围氛很浓，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有一股抓紧时间、追回逝去光阴的劲头。整个学院上上下下，洋溢着一股努力学习、充实自已、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的气氛。学校的课程安排，每天也排得满满的。只有晚上，才是大家的自由学习时间，学风是相当严谨的，校风是相当正统。
我们系只有一个班，共有三十七位同学，二十五位男同学、十二位女同学，其中北京的就占了八位，录取成绩都比外地来的低一截。看来大学录取地域不同、录取分数差距之大，从那时就开始了。难怪北京户口这么吃香。
经过短暂的几天课前准备——领取课本(讲义)、接受新生入学教育等。九月四日，我们正式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
在所开设的课程中，我有选择性的听课，英语、专业课程是重，这必须认真听，此外又选修了一门第二外语——日语，要想以后赚日本鬼子的钱，必须先掌握与他们交流勾通的工具。像一些公共课大学语文、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我是兴趣不大的。
好在同学们当时学习气氛很浓，几乎没有一个人逃课，老师们也不存在课前名。缺一半个人，根本看不出来。这就给我的逃课创造了好机会。一遇公共课，或者我混到国际贸易系，或到外语系，四处打游击，汲取自已所需要的知识。
这种情况没过半月，就被同学和老师们察觉了。老大高健一次在宿舍里，先跟我谈话：“老弟，大哥年纪比你大，你两句也别不爱听。咱俩都是农家子弟，家里供养个大学生不容易，既然来了，就应该珍惜这学习机会，这机会来得可不容易。你年龄，没受过大哥经过的那么多苦，我们那会儿，要学也没机会，停课闹革命、大串联瞎逛、上山下乡插队，想学也没人教。现在多好啊，你的录取成绩虽然在咱们系最高，可也不能吃老本，大学的知识，都是以前没学过的，你总逃课不是个办法。你又是咱们的班长，不能因为年龄就带个坏头，要注意自已的形象。”
我只好头保证答应以后少缺课。
“吴永成，这段时间，我现你上公共课时不上课，老往别的系跑，这是怎么回事？”指导员高淑琴老师也找上门来了：“不会是谈恋爱吧，这可不好。对，不谈就好，你们正年轻，要为‘四化’建设作贡献就必须多学知识，没知识怎么为‘四化’立新功？年轻人，事业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只好向她解释，我所缺的只是些公共课。并利用这些时间，去旁听其它系的课，想多想知识。公共课的这些东西，我可以自学，保证不落下。高老师才满意地放过我。
跟老师解释不清是不行的。
这种办法，看来长久以往是不行的，更何况其它两个系的课程旁听，在时间上也跑不过来。
在国际贸易系，我有意地认识了一名女同学，刘艳，东北人，北方人豪爽，乐于助人，特别女同学更是爱心泛滥。
几天听课下来，我便把我的情况跟她了一下，想多学知识时间上错不开，想请她记笔记尽量全一，借我看看。
刘艳，20岁，漂亮的丹风眼，浑身透出一般东北姑娘特有的精明，干炼，见我求知欲这么强，又是年龄比自已，长得这么帅，一股姐姐的感觉的油然而生，拍了拍我的肩膀，“爷们，这是好事，我支持你。还过我有两个条件，你得答应。”
天呐，还有条件？在我印象中，东北人都是无私助人，从不讲条件的。后来还有一专门给东北人写的歌《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难道我遇上了“另类”？唉，有求于人，只好硬着头皮先接下来。你满天开价，我就地还钱。
“请讲，只要我能做到的，用你们东北大老爷们的话来，叫眉头都不皱一下，否则就不是天立地站着尿的爷们!”
咱先把东北人放在前面强调，人家东北人都是热心肠帮人，不讲条件的，你可别太过份、丢了东北人的脸面。
“瞧把你吓的，还大老爷们呢!第一你得管我叫姐，要不我凭什么帮你？我可不想让别人我占你便宜，和一个帅弟谈恋爱；第二我选修的第二外语是俄语，老毛子离我们那近，学会好打交道，况且原来也有基础。但是日语我也想学，鬼子把我们东北人害得够呛，学会日语，找空以后收拾他们，给东北人报仇。可我时间也不够，所以我帮你记笔记，你学了日语下来就教我，每天下午晚饭后一碰头，就在学校后山的树林里，不见不散。”
“成交，不过你得教我俄语，我对老毛子也没好感，还有你当姐不能不当，以后我的衣服、床单、被子拆洗归你。在家里，这些都是我姐给我做的。”我顺杆而上，这买卖太划算了，找了个老师，多个姐，姐多可是大有好处的，这我深有体会，能把我的脏衣服、拆洗被子再推销出去就更好了。
“成交。”她也学着我的口吻，和我一击掌，“不过裤衩我可不给你洗，这可得先好。到时你别耍懒皮。哎，你还没叫我姐呢，我凭什么就得答应给你洗衣服？”
“姐，弟弟给你行礼了。”我脆生生地叫了一声，态度极为恭敬地鞠了一个躬，“一个够了吧，不行我来三个。”这又不费力气。
“哎，好弟弟，一个就够了，三个就成拜天地了。”完她突然意识到什么，脸“腾”地红了，往地下“呸”的一声，轻轻踹了我一脚就跑了。
就这样，我轻松搞定国际贸易的课程，还多了个俄文老师，多了个疼我的东北漂亮姐。
每天早晨我晨练后(打拳、健身坚持不懈)，便和刘艳姐叽哩呱啦一通，刚开始同学们好奇，这俩胆也够肥的，找对象谈恋爱都不避人的，大清早就挤一起缠缠绵绵，情话不断，够开放的(那时大一、大二校方严禁谈恋爱，大三、大四有也是地下的)。有大胆的(特别是我们系的男同学)上前一听，什么玩艺，一会英语，一会日语，一会又是鼻音很重的老毛子话，这不一大杂烩嘛!
回到宿舍，也不放过机会，老三韩福平出身资本家世家。这年头，他爷爷没给他留下多少财产(都被政府没收了，还没还呢)一口牛津腔的英语倒是让英国人听了都汗颜。听他，他父亲早年留学英国，毕业工作几年后才回国。他爷爷年轻时，更常在国外来往，“文革”十年时，学校的课程学不成，家里爷爷、爸爸便在家给他整天灶。那英语、法语，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拜师，赶紧拜师。
三哥倒也爽快，每天宿舍就成了第二课堂，刚开始只有我和老大(高健外语特差，用他的话讲，英语上大学前就记得几个字母，还不全)，后来其他几位也都加入进来，老七高保平热衷于法语(北京的几位英语都挺好的)。不过他学法语的目的，似乎不太纯洁：“听法国女人特浪曼，爱一见钟情，我要是学会法语，有机会到法国找一金美女，徜徉在凯旋门下，留恋于莱茵河畔，卿卿我我，那多浪漫蒂克!要是一句法语也不会，一张口‘你吃饭了吗？吃得什么，’多没面子。”
众人一齐鄙视，敢请这丫是为了泡妞。
九月二十九日，临近国庆，晚饭后我和刘艳正在校园后山的树林里，交流学习心得。老七高保平拿着封电报，大叫着跑过来：“老八，你家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