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儿，五儿，你考上了。”四姐冲进门，兴奋得向我一阵喊叫，脸涨得通红，两只眼睛里泪水乱转，手里举着张录取通知书。
“我看看，我看看，”妈急忙夺过通知书，凑到油灯下。爹笑嘻嘻地用指头专门留下的尖指甲，弹掉了一朵灯花。
“啦”的一声灯花爆开，满窑立刻亮堂了许多。
“你大字识几个，看个啥，还是让我看吧。”爹冲娘一乐去拿通知书。
“不识字就不能看了，我就爱看这后面盖着的红戳戳。”归，妈还是把通知书给了爹。
我本人倒没什么激动，毕竟是四十岁人的心态了。更何况自已报的，也不是什么一流国家名牌大学。
“五儿，五儿，你知道吗，这次你考了全县第一，全县也就你一个考上大学，这可是咱县十几年，考上的第一个大学生。”四姐上坑盘腿摇着我的肩膀，“送报的下午六到公社，给了我通知书，你这么好的成绩，没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真是可惜了。通知书刚到我手里还没捂热，就被旁边人抢走了。在公社转了一圈，才到我手上，大家都想看一看，这大学录取通知书，是个什么样，书记放我一天假，这可也是全公社的喜事。”
爹用微微颤的手，轻轻擦了擦眼睛：“有出息呀，五儿，你可为祖宗争了口气。要放在过去，这就是进士及第！咱祖上，只有我曾祖父才中过进士。听老辈们，他后来做到两江总督、吏部尚书！明天上坟，跟我祖宗们，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呀，吏部尚书，这可是现在的中央组织部长、人事局局长两头挑。敢情这吴家祖上，也是官宦人家，怪不得家里有御品青花瓷呢!
学校九月一日新生报到。
八月三十日，我和四姐从家里启程(本来我不让家里人送，可四姐她没机会上大学，看看也好，我只好同意)。
临行的阵势，十几年后左右邻村的人，都清清楚楚记得，津津乐道。
上午九多，一辆墨绿色的北京212吉普车鸣着喇叭，停在我家的坡底(本来公社要给我披红戴花，用公社农机站唯一的一辆东风55马力拖拉机送我，这事不知怎么让县委副书记任力知道了，他非要送我。和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调来了县委唯一的车──这也是县里唯一的车，是前任军代表兼县委书记离任时，给地方留下的一辆军用吉普。村里的人哪见过这车，立刻围了一圈人，新鲜得指指，一大片都是羡慕的目光……
我和四姐早已收拾好──一个行李卷，一个大提包，一个挎包而已。
跟车来的公社书记，寒喧了几句(临出门任力有事要处理，在县城等候)就上车了。
临近公社，书记让车停下，大门口早已等待的人，上来给我披红戴花。震耳的鞭炮声中，我朝大家鞠了一躬就启程了。这感觉有像“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车到县城接上任力。
“任书记，你这么忙，还抽空来送我，真不知道该什么！一句话，好好学习，来回报领导的爱护。”一上车我感激地对任书记。
的确，作为一个二十多万人大县的县委副书记，地位不可谓不高(在全县人眼里)，专门抽空来送一个毛头伙，若非爱才，不会如此招摇。
任力：“应该的，永成，你这次高考中榜可是十几年来给咱们县带了个好头，前年只考上几个中专生，去年两个大专生，大学本科你是头一份，骄傲啊！到学校，好好学真本事回来。给咱们的家乡多做贡献。建设四个现代化，没有你们这些有知识的年轻人，是干不成的，永丽(四姐的名字)，你也向你弟弟好好学习，那天老刘上县里开会见到我，你报了个电大函授大专班，学的什么专业，中文。好，认真学，再锻炼一段时间，我把你调到县委工作，可不能让弟弟比下去哟。”
车一路送到地区车站，直到我们登上了赴京列车他们才离去。
一路无语，九月一日早八多，我们到达都北京。
出了北京车站，一股清新的政治气息扑面而来。到处悬挂着：“集中精力，搞好生产建设”、“多快好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分夺秒建设四化”。
站台喇叭传出节奏明快的歌曲“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愿洒热血和汗水，征途上，战鼓擂，八亿人民喜心怀”。
近处的建筑工地上到处飘着“第一青年突击队”，“第三青年突队”的旗帜，一副大干快上的情景。
马路上人来人往，车流不息，秩序井然，一大片蓝灰色海洋中间或夹杂着红、绿的颜色，不时有几个穿着喇叭裤，留长头，戴着贴有商标的蛤蟆镜的年轻人骑车驶过。
四姐边走边看，一不心撞了人。
“骚瑞！”抬头一看，是一个留着长头、戴蛤蟆镜、穿喇叭裤、提着个四喇叭收录机的年轻人。
“你怎么骂人，不就撞了你一下吗？”四姐瞪着眼睛操着方言火了。
“没关系，没关系，对不起，你走吧。”我急忙拉住四姐，向对方道歉。
“哼，土老冒，古得拜。”扬扬手走了。
“五儿，他骂我，你也不帮我出气？”四姐不干了。“人家的是英语，对不起，你初中没学过英语？”“咱们那初中谁上过英语，你不也没学过，你昨能听懂。”
“我自学的。”我含糊地回答：“四姐，回去时你买两本英语书听收音机自学吧，英语在以后的工作中相当重要。”
转了几圈，找到学校的接送车，车上已有不少新生和家属。稍等片刻，接送车便启往学校。一路上，四姐紧张地拉住我的手，好象她才是要入学的新生。
不一会接送车停下，我们下车后现，车已停在了学校的校园内。
前面稀稀落落摆着几张桌子，贴着用毛笔字写着工商管理系、国际贸易系等字样的纸条，走近才能看清。
我拿出录取通知书，朝贴着工商管理纸条的桌子走去。
桌子后边的是一位剪头、戴眼镜的中年妇女，她拿过我的通知书，看了看，“吴永成，你是咱们系第一个来报到的同学。我是你们的辅导员，姓高，高淑琴，你去北楼312宿舍去住。放完行李后下来，给老师帮个忙好吗？今天新生报到第一天，人手不够。”
“行，没问题。”我拿过老师递过的写着宿舍房间号的纸条，拿起行李卷，和四姐按高老师所指的方位走去，先安置，后帮忙。
每个宿舍共放四张上下铺的木床，床边上贴着新生的名字。我在靠门的上铺。
放好行李，对四姐：“你先歇会儿，我去给老师帮忙。”
“行，你去吧，我帮你收拾好行李，就下去找你。”四姐满口答应。
这时的上大学，和九十年代不一样，虽然招生少，但学校根本不收学费、住宿费(当然也没有公寓，自带行李，)。还有数额不菲的助学金、奖学金。只要努力，足够在校的食用，所以也没有什么交费、注册等手续。
我来到报到的桌前，跟老师打了招呼，找了张白纸，用毛笔刷、刷、刷的写了工商管理系新生报到处几个大字，贴在桌前。
“这办法好，同学们老远就看见了。吴永成，你的毛笔字不错。我看过咱们系同学的录取成绩，你的分数最高，又有子，干脆你来当咱班的代理班长，先帮老师招呼着。”
“高老师，那可不行，我刚十七岁，又是从农村来的，谁服我呀？”我连忙推辞。
在大学当班长，可不是什么好事，那就是大伙的“勤务兵”，杂事特多。我的时间这么紧，哪有闲心干这个！虽班干部在分配时，学校挺照顾的，可咱是为了学到知识当农民，不要那个铁饭碗。
“高老师，他不当我当，我长这么大，还没当过干部呢!”旁边有人插话。
扭头一看，长头，蛤蟆镜，喇叭裤，手里还拎着个收音机，这不是火车站四姐撞到的那位”骚瑞“吗？！我们成同学了。
“高保平，你别捣乱。看看你的这打扮，哪像个大学生，把行李放好，赶快把你那头给我拾掇拾掇，要不看我怎么收拾你。”高老师怒嗔。
“好好，班代，我住哪个宿舍？”蛤蟆镜嘻皮笑脸，冲我打了声招呼，“哟，这不是那土老……”，他一下收住音，敢情他也认出我来了。
“你好，高保平，我叫吴永成，咱们成为舍友了，你也住北楼312。”
“你好，吴班代，你是领导、我是兵，以后请多照应，少打报告。”高保平一本正经的，然后敬了个滑稽的美式军礼。
“快滚。”高淑琴老师一巴掌，打在他的头上，“晚上回家吃饭。”
高保平落荒而去。
看着我不解的眼光，高老师解释：“高保平是我的侄儿，哥、嫂都在外贸部工作，文革开始就被以‘洋奴’的罪名，下放到山西“五七’干校劳动，直至七六年十一月，落实政策才回京。之前，保平一直是我来照顾。把你和他分到一个宿舍，也是我的想法。他的成绩不太好，以后你多帮助他。”
我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