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于十一月十六日收到《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就常理，周恩来作为六届三中全会留任的三人政治局常委，自应在当天就读到了这封八千多字的来信。
共产国际执委十月来信主要是解决立三路线问题。这封十月来信的主题，是指出立三路线的“错误、危险和害处在什么地方”。信中所列罪状的序列如次：
第一，立三同志没有估计到现在中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
第二，立三同志提出来和国际执委的分析对立的观点，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事实就是农**动高涨的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工人运动。
第三，如果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来分析中国的情形就应当估计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巨大作用。
第四，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清醒地估计到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力量和弱点。……
第五，从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总立场之中，就产生出许多其他的错误。
接着，十月来信指出：“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笔者认真研读了这封十月来信，没有找到公开谴责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段落。但是，当周恩来读到信中“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句话时，他会作何感想呢？当他再读到“必须向所有的积极党员，十分明白地和用布尔什维主义的自我批评态度，去解释这两条政治路线的实质，说明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这段话时，他难道不会想到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与十月来信的差距吗？如果他再联想到王明、博古那两封致中央的信，公开批判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时下中央所执行的是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他又将何以自白而求得全党的理解呢？假如他再联想到与瞿秋白回国之前，共产国际向他们二人交代的任务，他又不得不暗暗自问：“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与秋白同志犯调和主义的根源又在何处呢？……”总之，他读过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后的心情一定是很沉重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读十月来信的时候，必然还会注意到该信开始的这段话：“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满意地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通知，说在伍豪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于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决议。”同时，他也会留意全信结束前的这段话：“共产国际执委满意地接到通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已经接受这条路线，而排斥立三同志的根本相反的路线；我们希望全党都接受国际的这条路线而排斥立三同志的根本相反的路线。”这两段行文单从文字上讲，可以解释为共产国际对周恩来、瞿秋白奉命回国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是满意的；如果再联系到全信的核心是揭批立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把它当做政治家所惯用的客套行文或所谓策略手段也是可以的。笔者推想，周恩来可能全都估计到了。
周恩来是一位非常实际的政治家。他清楚党刚刚召开过六届三中全会，初步结束了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如果再因十月来信而引起党内新的争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蒋介石已经调集近二十万人马，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党的中心任务应当服从反“围剿”这一全局。笔者认为，这就是周恩来在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时的思想基点。请看周恩来在十一月十八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国际来信的批评是很深刻的，指出过去对于路线的动摇。我们虽说过立三这一理论的发展可以形成另一条路线，但我们的指出是没有这样明显而深刻。”“对于国际来信的发表问题，我觉应遵照国际的指示，不允许扩大讨论，而使工作停滞。因此此信只能发到积极干部中去，中央加以简要的说明。”“已经知道国际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斯科回国的），必须召集他们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与周恩来的想法是共同的，因此大家在发言中都一致“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一种调和态度。但认为在目前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中的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同时，中央政治局或许都意识到了十月来信的严重性，因此，要求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再认真阅读十月来信，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据史记载，中央政治局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召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共产国际执委十月的来信。有关周恩来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周恩来年谱》作了如下的记述：
自我回国以后，只在各个“左”倾策略上加以纠正，到三中全会时则作了总的纠正，但对“左”倾斗争不够，留有调和倾向。三中全会是接受国际路线的指示，并以此定出总的方针。但过去对立三路线错误的揭发，取了调和态度，没有指出其理论的基础，没指出因他的理论而产生各种问题上的错误。并强调说：要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这样来回答攻击中央的人。
由上述发言可知，周恩来不仅知道王明等人在密谋反对中央行为，而且还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高举共产国际的旗帜，“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用以回答举着国际旗帜“攻击中央的人”。
与此同时，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讨论决定，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一是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对十月来信的态度，再是应付王明等“攻击中央的人”。
从政治局准备起草的决议到每一位同志的发言，都认为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核心是有权威的。或者说，是能够领导全党度过这暂时的困难的。
但是，王明等人早在获悉十月来信之后，就已经不承认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了。实出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所料的是，他们给中央写信，以及他们在私下进行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夺中央的领导权。把话说白了，就是要周恩来让位，瞿秋白下台，中共中央应当由我王明、博古等人重新组成。因此，他们从根本上讲，不仅不承认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而且还下定决心要夺权。
事有凑巧，也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的这一天十一月二十二日，王明兴致勃勃地从敌人的监狱中接回了孟庆树，二十三日，又在博古、陈昌浩等人的帮助下，举行了婚礼。当时，王明与孟庆树结婚的场面是可以想见的。请看王明当场即兴赋的这首七律吧：
出狱两天便结婚，
双心结合胜千军。
三年多少悲欢剧，
银汉女郎不可分。
在王明看来，苦苦追求孟庆树整整三年，且演出了“多少悲欢剧”，但终于迎来了“银汉女郎不可分”的结果；更令王明欣喜若狂的是，他与孟庆树的结合一定胜过千军，必将开创政治上的新天地。换言之，他终于迎来了大显身手的好时机！为此，他把自己的婚礼变成了向党夺权的造舆论大会。
对此，中央尤其是周恩来是早有察觉的。但是，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权且把王明等人的小集团活动搁置不顾，继续贯彻、落实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解决中央苏区急需解决的反“围剿”大事。
据史记载，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先讨论了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形势，与会者都为反“围剿”战争焦虑不安。在讨论红军和苏区问题的时候，周恩来讲了这段话：
红军的战略与党的政治策略不同，政治的策略是要向敌人进攻，但在军事方面，有游击的进攻，有防御的进攻，有暂时的退守。若军事必如政治，只有硬碰是不对的。
周恩来说这段话必有所指，是针对党内那些不懂军事，却一味要求用进攻来对待蒋介石发起的第一次“围剿”的同志呢，还是隐喻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继续提倡反右呢？在没有准确答案之前，我们依然从上述讲话可知，周恩来在军事指挥方面，的确有着比其他政治局常委的高明之处。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该决议仍然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之上也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三中全会的不足在于，“没有把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彻底的揭发出来，亦还没有对于立三同志路线的影响占着优势的时期里面政治局的工作，给予正确的估量”。眼下，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最近来信的精神，所作出的这一决议，自然就是一个“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党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也就顺理成章的是：“必须根据三中全会的议决案，根据政治局的本次决议，根据国际执委的来信，对于全党党员解释立三同志半托洛茨基路线的实质”等。
简而言之，中央政治局，包括周恩来都认为：三中全会是贯彻共产国际的会议，虽犯有调和主义的缺点，但大方向是不容怀疑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领导核心是符合党的章程的，有能力带领全党贯彻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精神，肃清立三路线带来的一切危害。鉴于王明等人借反立三路线，公开要求辩论孰是孰非的做法，“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因此决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
对于想借此夺取党权的王明等人而言，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中央政治局作出的这一决议的。为此，他们利用自身的优势和能量，集合党内各种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势力，一起把矛头对准了瞿秋白、周恩来，以及经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一时间，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央领导成员变成了他们攻击的靶子。而且，势头一天比一天大，调门一天比一天高。在王明他们看来，时下的党中央，在他们强大的攻势之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塌台只是时间问题了。
对此，周恩来认为党中央必须作出反应，对其中带头闹事的王明等人，也需要给予有理有据的批评。为此，他于十二月一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时，不仅严肃地点名批评他们反对中央和拒绝组织分配的错误，而且还“指出陈绍禹在与李立三的争论中，有许多观点如‘夺取武汉’、‘革命转变’等问题，与柏山（李立三）同志是同样的错误”。第一次严肃地指出：当前“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之超越组织的活动”。
诚如史家所评说，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是有许多问题的。它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揭露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且还站在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场上来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把他的“左”倾错误当做右倾来反对，从而为王明推行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铺平了道路。请看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中这段最有代表性的指示：
只有完全和布尔什维主义不相干的人，才会把这种路线当做退却。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执行这条路线的时候。并不是退却，而恰好相反，正是进攻。革命并不停止，而是展开着。任务并没有降低，而恰好相反，正是具体地和实在地成为革命的任务。武装起义的方针已经抱定了。应当用布尔什维克的坚定精神和一贯精神，用列宁主义的坚持精神，去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一定要去教育、团结、组织群众，把他们引导到决战的阵地上去。不要消极，而要进行布尔什维主义的群众工作。不要谈论武装起义的“左派”空谈，而要切实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
或许是周恩来从十月来信中看到了上述的原则错误，也或许是为了教育全党同志，甚至是为了回答党内的反对派，他花了几天时间，终于写成了《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一文。他认为立三路线之理论基础有如下五点：
一、不懂得正确地估计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
二、否认革命发展之不平衡的特点与对革命高潮认识的错误。
三、组织观念不正确。对此，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立三同志对于组织的解释，常常以加强主观力量来回答，他完全是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
四、在估量斗争形势与布置工作中含有军事投机与军事冒险的观点。
五、用托洛茨基的理论来补充他革命转变的理论。
纵观这篇论文，对形成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较之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要中肯得多。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长篇发言。同时，他针对王明等人的非组织活动再次作了严肃的批评。对此，《周恩来传》作了如下评述：
党内的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绍禹）、秦（邦宪）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他们把这认为紧急任务，简直可以放弃一切中心任务”。周恩来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不是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
王明等人的非组织活动，引起很多领导同志的反感。李维汉在晚年回忆起这段历史的时候，依然是带着极大的情绪写下了这段话：
十二月一日，恩来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同时也指出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当时中央一再对他们让步，还是不行，分配工作他们也不干，硬要召开紧急会议。有一次政治局开会，我主张跟他们进行斗争。我说，他们不像话，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还闹，分配工作还不干，党中央开的会还不行，还要开紧急会议。这个时候中央很软，他们很硬。
随着双方争论的深入，在王明等人看来，处于守势的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央领导同志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了。换言之，是到了王明他们全面出击的时候了！到这时，王明等人不仅不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放在心上，而且他们对批评所谓立三路线也失去了兴趣。他们认为立三路线已经成了死老虎，绝不可能阻止他们上台；而今，最大的阻力是来自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所以他们集中一切火力，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瞿秋白与周恩来等同志。恰在这时，王明抛出了他的代表作《两条路线》。
王明的《两条路线》是一本什么性质的著作呢？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如下评价：
“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但是，《两条路线》这本小册子的确为王明上台起到了莫大的作用。有关该书以“左”的思想批判立三路线的内容略而不述，简单介绍一下该书有关大批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的内容：
一、全盘否认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在纠正“立三路线”中的作用；
二、夸大瞿秋白和三中全会在对待“立三路线”问题上的调和错误；
三、揭露瞿秋白与六届三中全会所谓“反国际路线”的实质；
四、谴责瞿秋白等人对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态度，有意上纲为“三中全会上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和曲解国际决议的方式下继续立三路线的反国际路线的错误”。
总之，王明等人认为：“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于是，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他（瞿秋白）等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他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怎么办呢？他提出了如下解决党的“领导危机”的八项政治建议：
一、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开始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以便根本改造党的领导。
二、在七次大会未开始以前的准备期内，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以领导全国正在紧张的革命工作。至少须加强国际对中央政治上组织上的各种问题的领导和帮助，对于政治局成分应有相当的改变。
三、立刻在国际路线领导和不妨碍秘密工作条件的原则之下实行发展党内自我批评……坚决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及对于不正确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尤其要特别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四、立刻在党报上公布同志们的反立三路线的一切政治意见书。
五、立刻在加紧反立三路线及一般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来肃清那些不可救药和固执己见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离开领导，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以便利于紧急的革命工作。
六、将国际最近来信……印发给全党。
七、中央政治局在国际领导之下，立刻公开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最近中央各种通告……无效……号召各级党部完全遵照国际决议及指示执行实际工作。
八、在组织上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决反对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惩办制度等等。
与此同时，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比较早的反对立三路线、且又受到六届三中全会无端批评的这些资深的老同志，他们见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后，自然也会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批评，并建议召开像当初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提出改选中央领导机构的主张。由于这些老同志反对立三路线以及反对六届三中全会是为了党的整体利益，绝无王明等人向党夺权的野心，所以，他们的行为是堂堂正正的。其中，林育南向中央郑重建议：重新发出一个更为严肃的决议，要明确指出六月十一日以后的路线是“立三路线”，要指出三中全会的错误，并修改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实事求是地说，何孟雄等同志虽然也有不少怨气，但其出发点还是出于公心的。
然而，还有一位何孟雄的老战友——罗章龙也在举旗反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由于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即将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表现，有必要简介几句。
罗章龙，湖南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九一二年，我由浏阳至长沙求学，就读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于一九一七年上期毕业，其间我结识了毛泽东”。不久，他加入新民学会，翌年决定东渡日本留学。毛泽东作长诗《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为之一壮行色。其中用“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寄托了毛泽东的厚望。由于拙作即将道出的原因，罗章龙被开除出党，他晚年深感有负毛泽东的心意，遂将“世事纷纭从君理”改为“世事纷纭何足理”。由于罗章龙在沪候船期间，获悉日本政府迫害中国留学生等事件，他决定北上故都，考入北京大学。后在恩师李大钊、陈独秀的帮助下接触马克思主义，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他任中共北京区委执行委员会书记。一九二三年，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与毛泽东一道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执行委员，一同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工作，八七会议之后，他留在白区工作，负责全国总工会的工作。由于他与何孟雄等同志均为陈独秀当年在北大的弟子，在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他们毕竟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觉察会早一些。晚年的罗章龙并不承认他反立三路线、反六届四中全会有野心，但当时党对他的结论却是：在国际十月来信之前，罗章龙在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中，“是一贯的采取消极态度。国际来信后，他便由机会主义的消极进而站在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来反对党反对国际了”。同时，还指斥他与徐锡根、王克全等一起，进行小组织活动。请看他们如下的观点：
“三中全会是公开保证立三路线继续执行，是更加有力阻遏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的运动，所以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是立三路线的变本加厉，只是扩大和延长立三路线的恶果，只是推迟了对于国际正确路线的执行达六个月之久，增加党与革命更浩大的损失，是比立三路线更危险的东西……召开紧急会议，从根本上解决政治上组织上诸问题。”
由于罗章龙在党内有着这样久远的历史和很高的地位，他一定有着极其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和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再加之他又是全总的负责人，所以，由他带头反对三中全会的影响是会远远超过王明等人甚至何孟雄等同志的。也或许是矛头所指一致的原因，这三派反立三路线、反六届三中全会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的势力，在最初阶段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合为一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把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完全地放在了被告席上。对此，《周恩来传》作了如下的评述：
王明等这时已觉得有恃无恐，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更加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指责它已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要求由国际组织临时的中央领导机构。他们对进一步揭发李立三的错误没有多大兴趣，置党的一切中心任务于不顾，而把重心放在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求改组中央上面，把这说成是紧急任务。罗章龙和一些受过三中全会错误批评的干部，这时也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问题。周恩来等到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下去。
如果说周恩来在前一阶段努力揭批立三路线的错误，勇敢承担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的责任，是为了党的整体利益；时下，他如此出于公心“到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下去”，他就不能不想这是为什么了。也就是在这前后，他渐渐相信瞿秋白同志的话了：王明等人如此而为是有背景的。不言而喻，这背景就是指的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少数人。因此，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坚持工作，不仅会给王明等人以“恋栈”嘲讽的把柄，而且也会贻误党的工作。怎么办？他在十二月九日政治局会议上痛苦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党的领导机关的威信再也经不起了，撤换领导机关是没有什么要紧的，问题是会发生许多派别，党会受大的损失。”
也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坚持要王明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最后，与会者一致同意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