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中旬，朔风呼啸，吹起东海千顷浪涛，一艘客轮忽而跃上浪尖，忽而沉入涛底，顽强地向着北方驶去。
这艘客轮由上海港起锚，在大海上航行了两天一夜，很快就到天津码头了。这时，头等舱门打开了，走出一位身穿长袍马褂，留着胡子的中年商人，他不失身份地活动了一下上肢，望着浪涌涛伏的大海做了几次深呼吸。他可能是感到了海风中那特有的咸味，下意识地缓缓地咂了咂嘴唇，似在品尝海风滋味，又似在潜心地思索着什么。
他就是北上巡视顺直省委工作的周恩来。
周恩来乘坐轮船到达天津码头之后，顺直省委派来的徐彬如同志早已等候在码头的出口。徐彬如分外热情地喊了一声“伍先生！”迎上去接过周恩来手提的皮箱，放在车上。二人乘车来到党的秘密机关长春旅社稍事休息，徐彬如又把周恩来安排在日租界的一家饭店住下。
周恩来有着超乎常人的精力，他一到天津，“立刻开始紧张的工作：听取省委几个领导人的汇报，参加区委和支部的会议，接见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还到唐山，分别召集负责同志会、矿山同志会、铁路同志会，做了许多深入的工作”。很快，他抓住了所谓顺直省委问题的要害：是解散顺直省委还是改组顺直省委。他的结论：顺直省委有问题，但通过教育改组仍然可以担起领导北方革命的重任。
与此同时，周恩来为了告诉顺直省委的干部和党员，中央解决顺直省委的态度，是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故在顺直省委出版的党刊《出路》上，发表了《中央致顺直省委信》和周恩来撰写的《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回答》。他在文中明确指出：顺直党内固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只要多做工作，完全可以改变过来。因此，“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生新的斗争”。另外，他代表中央对顺直省委作了实事求是的估计：“七月后的省委有错是事实；但有错假使能改，不一定便须停止职权。七月后的省委错在没有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做事办法有命令主义的精神，这种错误是能改的。”接着，他又提出解决顺直省委的办法和界线：采取循循善诱的态度，很有说服力地剖析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的区别、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的区别、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
周恩来在深入调查研究、弄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把省委中的对立思想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上来。十二月底，有关同志在天津张庄附近租了两排平房，秘密召开了北方党的代表会议。“会上，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主要是传达六大的精神。他说，这次会总的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陈潭秋、刘少奇也分别作了报告。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左右，宣布新的顺直省委名单。”至此，周恩来巡视顺直省委的任务圆满结束。
对于周恩来巡视顺直省委的工作，中央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顺直党的历史上，已经酝酿着很复杂的纠纷……使顺直党成为破碎零离的现象。中央经过极大的努力，派人巡视，召集几次顺直的会议，特别与这一错误的倾向奋斗，最后得到了顺直全党的拥护，才把顺直的党挽救过来。”“现在的顺直党已经较以前进步”，“党的生活向着发展工作的路线上前进”。
周恩来是十分重情谊的共产党人，在他即将离开天津卫的一个晚上，秘密地探望了他的恩师张伯苓校长。
一九二九年一月中旬，周恩来由天津乘船南下回到上海，出乎他所料的是，在他巡视、处理顺直省委的时候，党内又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江苏省委问题。
诚如前文所述，中央与江苏省委在工作上存在着矛盾，其中在省委书记人选等问题上一度发展到表面化。在周恩来北上巡视顺直省委工作的同时，上海“法电”工人连续举行了两次罢工。由于中央想通过这次“法电”工人罢工，进而推动江苏省委的工作，因此决定由党中央、团中央、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和江苏省委联合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这次罢工。不久，中央又将省委与行委合并，统一由行委领导和指挥法电罢工。中央这样的决定在江苏省委看来，说得轻些是越俎代庖，说得重些就是取代了省委的领导。在《江苏省委常委会会议文件》中就公开地写道：“简直中央可以代替省委。”足可看出江苏省委的不满情绪。
这次“法电”工人罢工“由于遭到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镇压和工贼的破坏，由于党的力量薄弱，没有取得胜利”。面对罢工的失败，“中央更加感到省委特别是上海各区委的领导有加强的必要。因而中央又进一步讨论加强江苏省委的问题”。在一月三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正式提出由中央兼江苏省委。向忠发认为，江苏过去同志是很努力的，但不够，工作仍未建立起来，中央兼省委后，有些同志可分配到重要区域工作，加强区委的力量，使上海成为一个很好的模范来指导全国工作。向忠发的意见，与会的多数政治局委员表示赞同，唯有项英不赞成。他认为，中央本身的工作尚不能很好的应付，如果中央只注意江苏的工作，便不能更好地注意其他各省的工作，就会顾此失彼。因此，他建议对中央兼江苏省委的问题应慎重考虑”。诚如李维汉所回忆：“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于是中央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我也参加了特委会。特委会在向忠发、李立三主持下，作出了中央兼省委的决定。”
中央兼江苏省委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江苏省委。“他们于一月六日讨论后函告中央，要求中央将决定兼省委及组织特别委员会的理由正式书面通知省委”。
一月十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研究中央兼省委的问题。项英在会上再次提出：“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办法不妥。”他强调提出：“省委的工作很实际，与各方面接触面广量大，会直接影响到保密工作，如果中央机关被破坏，那就会影响到全党；同时，中央用很大的力量对江苏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就会影响对全党工作的指导。”但是，向忠发、李立三等多数与会者还是认为中央兼省委是较好的办法。
中央政治局虽然对中央兼省委的方案已经通过，但尚未进行组织实施的时候，周恩来回到了上海，他认为中央兼省委的决定是不正确的，立即去找向忠发和李立三，明确表示：“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慎重的考虑，我是不同意的。”接着，中央于十三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进一步指出，中央兼省委会产生四个问题：“一、妨碍中央的政治领导；二、中央深入群众，不是每一个斗争都要去指导，这样反得不出中心，反不能提纲挈领；三、兼省委会妨碍中央的本身工作，事实上过去对各省工作的指导已经不很深入，同时常委完全不注意中央本身的事务工作也是不可能的；四、秘密工作问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中央发生问题，影响中国革命是非常大的。”经过周恩来的多次说服，向忠发和李立三放弃了中央兼省委的主张。
正当中央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妥善处理江苏省委问题的时候，由于个别同志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使本来就已复杂化的问题变得越发地复杂了。对此，《周恩来传》作了这样的评述：
政治局原来的决定已从小道传到了江苏省委那边。他们认为这是中央对江苏省委不信任，反应十分强烈，也采取了不正确的做法。正当特别委员会开会重新研究的时候，政治局收到团中央的书面报告说：江苏省委已召开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和各区会议，表示中央无论怎样决定，省委将一概拒绝；并到部分省来上海联系工作的代表那里进行违反纪律的活动。这一来，事态就发展得十分严重了。
诚如前文所述，周恩来根本不同意中央兼江苏省委。时下，他同样反对江苏省委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因为这“只会造成党组织的涣散和分裂，在严酷的秘密环境中甚至会直接危及党的生存”。十四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一方面正式通过中央不兼省委的决定，另一方面也严厉批评了江苏省委”。接着，周恩来本着“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教育全党的机会”的主旨出发，耐心而又细致地解决江苏省委问题。对此，《周恩来传》作了如下记述：
十六日，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出席江苏省委的会议，作了报告，耐心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周恩来、项英又找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他们的做法是违反组织原则的。经过耐心的教育，江苏省委在一月十九日召开省委临时会议通过决议案，承认错误。二十四日，政治局决定改组江苏省委，由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担任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参加省委工作，委员还有李维汉、徐锡根、康生三人。第二天周恩来向江苏省委七个负责人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并作了详细的说明。他们表示接受，并谈了从这次事件中得出的教训。
就这样，所谓江苏省委问题的轩然大波，终于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
通过顺直省委与江苏省委两大难题的解决，可以说“初步扭转了党内存在的严重涣散和无纪律状态，使党的工作走上了较能正常运转的轨道”。同时，也可以看出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内的确起着主要决策的作用。
与此同时，周恩来为了便于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又花费很大的精力指导各级组织恢复和健全党的秘密工作。
诚如前文所述，早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很多共产党人相继被投进了敌人的监狱，有许**的领袖人物——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郭亮、向警予、罗亦农等被送上了敌人的刑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因此，周恩来不得不严肃地考虑，如何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确保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惩治向敌人投降、出卖同志的叛徒。因此，就在周恩来自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在十一月十四日的中央常委会议上，成立了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领导这一工作。从此，周恩来倾注了许多心血指导特委会，并从各方面加强了党的保卫工作的职能。例如：
为确保中央核心不被敌人侦破，必须把地下党的中央机关选在租界中最安全的地方。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一般设在上海的沪中区，江苏省委的机关一般设在闸北、虹口一带，少共中央机关在法南区”。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当时党的首脑机关与开会的地方是分开的，且会址也不是一个。如前文所述，地处上海闹市中心的云南路四四七号（天蟾舞台隔壁）“生黎医院”楼上，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合开的“福兴商号”，是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地方；由柯麟、贺诚以医生的身份在威海路开设的达生医院，是党的一所掩护机关，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曾多次来这里开会；另外，离“福兴商号”不远的浙江中路——二号二楼，是中央军委的联络地点。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周恩来曾在这里同顺直、云南、浙江等省委领导人谈过工作；戈登路普庆里的一座小楼和一一四一弄的一个地方，是中央同志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等等。如史记载，这些地方都是地下党中央最为安全的机关，为确保中央首脑机关正常运转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另外，由于这些极端重要、高度机密的会址、联络地点都归中央特委会领导，因而也可看出主持特委会的周恩来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再如前文所述，“准确而及时地掌握敌人活动情报，对保证党的机关的安全和正确地开展各项斗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件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工作又有着极其严肃的保密性，周恩来一直亲自主持、领导，并调来了最可信任的陈赓同志具体负责。“他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及时了解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秘密机关准备进行破坏的各种动向，尽力营救被反动当局逮捕的共产党人。”在周恩来赴苏联参加党的六大期间，陈赓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做了大量的工作。仅以杨登瀛为例，在陈赓的亲自指导下，杨在深入敌探机关的同时，还完全取得了敌人的信任。
也如前文所述：在这期间，国民党为了能及时地逮捕租界中的共产党人，要杨登瀛与英国巡捕房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自然，陈赓等同志也希望他能直接搜集英国巡捕房的各种情报，尽量减少我党要害部门被敌人破获，使得我中央核心领导能安全地指导全国的革命。这样，杨登瀛肩负着国共两党交给的不同任务，对英国巡捕房的政治部进行工作。他“除在办案方面同英国巡捕房政治部的西探劳勃生（即兰普逊）、帮办谭绍良建立工作外，还进一步同他们拉私人感情，常常请客、送礼，把他们当作知心朋友”。有意思的是，英国巡捕房的这些洋大人也十分清楚：想在上海滩做成几件所谓大事情，就必须与国民党，尤其是上海形形色色的地头蛇搞好关系。因此，他们也想利用杨登瀛与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关系替他们做事。这样一来，杨登瀛更深入地打入英国巡捕房，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一九二八年八月，有两个码头上的工头突然失踪，帮办谭绍良怀疑是被警备司令部抓去了，便请杨登瀛出面找警备司令钱大钧了解情况。杨清楚钱大钧绝不会为两个工头与英国人结怨，故答应帮忙。他由钱大钧处获悉，警备司令部中有此二人。钱大钧并问他英国巡捕房想怎么办，他极为聪明地摇摇头。钱大钧是官场中人，也没有再继续追问，待到杨登瀛离去之后，他就命令属下将这两个码头上的工头给放了。为此，帮办谭绍良拿出二百元作为答谢送给杨登瀛。出乎谭所料的是，杨一本正经地婉言谢绝说：“你认错了人！”这件事，尤其是杨办事不收谢金给对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不久，兰普逊为了办案方便，很希望得到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在必要的时候仿制。杨登瀛自然清楚英国佬的用意。遂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当即说道，要想方设法，投其所好，取得信任。于是，“杨登瀛通过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把司令部所属各处和侦缉队的印鉴式样都弄齐了。兰普逊看到这些东西，如获至宝，十分感激”。事后，他对杨登瀛的评价是：“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叫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为此，他有意向上海国民党方面的有关要人说：“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这足以说明杨登瀛在英国佬心目中的地位。自然，杨登瀛也就可以如鱼得水般地活跃在英国巡捕房中。对此，穆欣的专著《陈赓大将》作了如下评介：
杨登瀛在英国巡捕房中，不仅是兰普逊的上宾，连兰普逊家里的人也都搞得很熟。他同谭绍良是同乡，关系尤为密切，杨登瀛每天跑完国民党军警机关以后，总要到谭绍良那里聊天，一起吃饭，晚上同到一品香饭店抽大烟，一榻横卧，无所不谈。兰普逊认为杨登瀛是一个专家，什么情况都告诉他，还常约他协助捕人。遇到重大疑难案件，也找杨登瀛商量；还请他做英、法巡捕房的顾问。从而，兰普逊那里的情报、材料，杨登瀛都可以看到。陈赓通过杨登瀛的关系也能够基本掌握英、法巡捕房的情况。
在陈立夫看来，杨登瀛在上海工作非常出色。陈为了在上海安插一个与调查科系统无直接关联的亲信，遂决定正式任命杨登瀛为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为了增加杨登瀛在上海工部局洋人心目中的分量，于一九二八年十月由蒋介石亲自签署了这则命令：
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
此令。
蒋中正
恰在这时，时任调查科的负责人杨剑虹因过去在汉口贪污巨款，被太子派领袖孙科告发，遂服毒自杀；继任者叶秀峰等不甘于当陈立夫的大“听差”，工作起来并不十分卖力；再者，由于张学良准备易帜，全国初告统一，国民党的所谓大敌业已不复存在，因而内部的派系斗争又日趋明朗化。陈赓巧妙地利用这错综复杂的关系，指示杨登瀛打着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招牌，在上海更加广泛地开展工作。
时下的杨登瀛与陈立夫保持单线联系，在上海工作起来几乎不再受别人的约束。他虽然暂时没有单独办什么案子，却经常代表国民党在租界法庭参加“陪审”，从而扩大了他在上海的影响。另外，他根据陈赓的指示，不断地到南京走走，把受到陈立夫等人的“礼遇”又当作资本，向上海中外警探机关吹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就为自己塑造了这样一个形象：“中央亲信的人。”
由于杨登瀛与英国巡捕房、国民党在上海的警探机关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使他很容易了解到许多重要的特情，并通过陈赓及时报告了党中央。结果，不仅使敌人几次搜捕计划落空，而且还在他的帮助下处决了一些内奸。在使用杨登瀛的初期阶段——也就是周恩来在莫斯科出席六大期间，在杨登瀛的帮助下处决了内奸戴冰石。请看史家的记述：
一九二八年八月，内奸戴冰石向国民党秘密自首后，杨剑虹便把戴交给鲍君甫（即杨登瀛），说此人在时机成熟时，会提供重要消息。不久，鲍君甫奉命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封密封的公函，送往英巡捕房政治部。政治部的谭绍良立即约鲍去平凉路搜查我党机关，结果有七人被捕。后来内奸戴冰石直接找鲍说，杨剑虹曾事前答应他，为了使他不犯嫌疑，把他的小姨子也一起逮捕，等被捕人员全部引渡到警备司令部后，就立即释放她。现在戴冰石要鲍履行杨的诺言。鲍君甫把这些情况报告了陈赓同志。经党中央详细调查，弄清戴冰石是破坏平凉路机关的内奸，就立即批准……将这个内奸处决了。
周恩来于十一月上旬回到上海以后，在听取了陈赓等同志的汇报后，遂作出了大胆而细致地使用杨登瀛的决定。当即由中央特委替杨“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设立一个办事处。陈赓还派安娥（张红惠，著名词人，写有《渔光曲》歌词等）去做秘书。杨登瀛把收集到的情报全部拿到办事处，凡属我们有用的，均由安娥及时抄送陈赓。至此，杨登瀛有了一个正式的对外联络机关，便于和一些侦探、奸细接头”。为了扩大战果，陈赓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除继续送给杨登瀛各种党的公开刊物外，有时也给杨一些秘密性不大的党内文件，使他有向敌人夸耀和报功的资本。由于“杨登瀛同国民党军警机关的关系，特别是同英国侦探机关的关系愈益密切，于是上海的敌探机关经过杨登瀛进一步置于特科的控制之下了”。
也就是在周恩来回到上海的前夕，蒋介石为了加强对这座东方冒险家乐园的控制，或曰尽快“剪除”设在租界区中的地下党中央，特任命亲信熊式辉接替钱大钧为淞沪警备区司令。
熊式辉，字天翼，江西安义县人氏。早年，随父移居省城南昌读书，后有感于国事艰危，遂弃文习武，报名投考江西混成协开设的江西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南京陆军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保定军官学校肄业。讨袁革命爆发之后，他应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之召，来到昆明，就任李军第四师第八旅第三十四团团副。孙中山先生入主广州之后，熊式辉又被军政府保送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他学成回国之后，晋见时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蒋介石，被蒋派到广州大沙头第三军军官学校任教育长。也就是在这前后，他与刚刚西渡归来就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相识。
周恩来深知熊式辉是位典型的军中政客，是靠着投蒋介石之机起家的。早在蒋介石被迫下野之时，他曾密电蒋氏表忠：“总司令既然引退，式辉亦不欲带兵，愿随左右，出国游历”云云。蒋介石东渡归来复出之后，从上海前往南京，熊式辉亲率所部沿沪宁路护送。蒋为之大悦。当蒋自认为完成统一大业后，遂起用熊式辉坐镇上海，帮他消灭心腹之患共产党。为此，周恩来严肃地指示陈赓：
“我了解熊式辉，他是个善于讨好蒋介石的政客，自然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极难对付的敌人。我认为，只有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特派员杨登瀛还不够，必须尽快在熊式辉的身边，安有我们的耳目。”
陈赓明白：如果说杨登瀛是从敌人营垒中挖出来的“特派员”，那么周恩来指示“在熊式辉的身边，安有我们的耳目”的意思，就是要求把最为可靠的同志打入到敌人的心脏机关。俗话说得好，烧香拜菩萨，必须先找到能进庙门的人。正当陈赓为此事发愁的时候，他收到了中央特委会的一位属下——宋再生的报告，说是有要事面告。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是中共秘密战线上的一位老同志，时人称老宋。一九二八年五月，也就是周恩来离开上海不久，陈赓把他调到身边工作。在陈赓细心的安排下，宋再生很快打开了局面，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触角也伸入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中。就在熊式辉来上海走马上任不久，宋再生在马路上碰到了老乡陈大同，陈乐呵呵地说道：
“老宋，你的时运来了！”
“什么时运啊？”宋再生有些愕然地问道。
“眼下，熊天翼当了警备司令，他是蒋伯器老先生的学生，你赶快去拜蒋门为师吧！”
“有什么用处吗？”
“你只要一拜师，他就会向熊天翼保举你。走这个门子，你稳可当个侦探队长，每年光烟土一项，就能弄个百八万元。”
“是啊，这倒是个肥差，不过……一定有什么先决条件吧？”“很简单，只需要一千元做押金，二百元的酒席费。以后进账三七分成，给他三成，七成归你。”
宋再生一听这倒是个打入敌人心脏机关的极好机会，但一是没有向陈赓报告，得到组织的批准，再是由于自己的身份也不允许有过分的表现，遂蹙起眉头沉吟片时，故作拿不定主意的样子，以商量的口气说道：
“这是一件大事，让我回去仔细想想再说，好吗？”
“好！”
陈赓听了宋再生的报告之后，真是大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觉，当即指示宋再生：
“你可以利用这个办法去试一试，争取打入警备司令部。”
“这投帖拜师的一千二百元钱呢？”宋再生有些难为情地问道。
“我来帮你筹集。”
就这样，宋再生告诉老乡陈大同，决定投帖拜蒋伯器为师。有关宋再生拜师经过和打入警备司令部，史家作了如下记述：
于是，宋再生就去投了门生帖，拜在蒋伯器门下。果然，蒋伯器收了他的拜帖和现款不久，就把他介绍到亚尔培路熊式辉公馆里去了。熊式辉见宋再生是由蒋老先生推荐而来，便热情地给予款待。等宋再生从熊式辉那里转回来，刚一走进蒋伯器的客厅，蒋伯器就非常高兴地对他说：“天翼已经来了电话，委派你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
很快，宋再生领到了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的证件。接着，他按照陈赓的指示，利用政治密查员的特殊身份，同英、法巡捕房和上海市公安局的督察处、侦缉处取得了联系。很快，他又结识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探目范广珍，进而又利用同是浙江大同乡的乡情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正当他利用政治密查员的身份向纵深发展情报网络的时候，一个在警备司令部工作的同人王铁铮找到了他，并向他引荐了一个姓黄的年轻人。这个姓黄的年轻人操着湖南口音说道：
“我可以帮助你们捕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迈。”
宋再生当然知道罗迈即是李维汉。他沉吟片刻，笑着问道：
“是真的吗？”
“是真的！”
“好，先听听你的开价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