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观在办公室翻开了南都市“八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翻了一会儿，罗观其实没有看进去，而是在思考，仅从这一点上，自己与景卫东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差距是站位高度和所处位置所决定的。景卫东是市委书记，他考虑是全市，而不是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部门。而罗观现在考虑的是景卫东的感受，只是想着如何服务好景卫东，怎么揣摩景卫东的想法。因此，罗观这么多天以来，居然没有看过南都市近年来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
整个河洛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罗观更是没有了解过。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一域。罗观没有了解全省的，就不可能了解南都市在全省的定位，不了解南都市的整体情况，他就不可能为景卫东在更高的层面上出谋划策。
如果说罗观不能跟上景卫东的大思路，那么他只能是处在一个服务员的低层次上。显然，罗观不满足于与司机处在一个档次上。
景卫东之所以让罗观看快成为老黄历的“八五”规划，是想让罗观研究一下上一届的思路，然后再帮助提出新一届、新五年的思路。只有研究透上一届的思路，景卫东新提出来的才能确保有新意，才能有他自己的印记，同时也能确保政策措施的连续性。
当然，景卫东现在是市委书记了，他要有所作为，他要实现对南都市的把控，就必须着眼于顶层设计，从规划、制度的层面上体现自己的思想、取得战略上的主动。
过去，罗观总以为规划都是鬼话，都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就是不落实到行动上。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景卫东提出“生态优先”的总原则，听起来虚，但是一旦成为“九五”规划的指导思想，那就不得了了。如果吴天军引进一家企业，有污染，景卫东完全可以拿不符合“九五”规划这个理由大做文章，让吴天军陷入被动。
罗观终于想明白了，规划之争，是更高层次上的争斗。不管是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在规划上占得主动，就会步步处在上风。
规划不是用来执行的，而是用来争斗的。而且规划的效力是仅次于法律的。景卫东，高明啊。
接下来，只要是景卫东没有事，罗观都是待在办公室，老老实实地看文件。特别是发挥了刚毕业分到北召县委组织部时的钻研精神，晚上加班加点看材料。
罗观看完近年来南都市政府的工作报告，还有一些部门的工作报告。从数据上看，这几年的确是发展了，但罗观估计增长速度绝对没有报告中所讲的那么高，而且人均GDP也偏高。
罗观想，制定一个地方的发展规划，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如果不了解真实情况，所做的规划，所定的思路，都将是空中楼阁，那是让上级看的，早晚会被后人骂娘。
辛伟在市委工作多年，对这方面应该有所了解，于是罗观就到辛伟办公室，提出了南都市近几年发展的数字真实性问题。辛伟笑了：“你当过乡长、乡党委书记，是怎么报数字的？”
罗观说：“是多少就是多少。我在北召县乔庄乡的时候，我们就是实打实报的。特别是财政收入，我们没有一些水分。”
“你这是特例，因为你们乔庄乡发展快，不用掺水分，就是第一。如果哪个乡超过你们了，那就出鬼了。所以你不用掺假。”
辛伟说，其实许多县（区）以及部门都有“三本账”，对外公开是一本账，向上级部门汇报是一本账，自己私下还留有一本账。比如一个地方遭受了洪涝灾害，上级民政部门来了，当然是将灾害数字报得越大越好。但是在总结抗洪成绩时，报的数字往往又会偏小。
去年年初，市统计局和农业局已经商量过，并上报了小麦播种面积数据。但是去年夏收时阴雨天持续，把小麦主产区的抢收打了个措手不及。省里要求各地必须在短时间内将小麦面积全部报上来，以便确定农机需求和调度。汇总新报上来的数据，发现比之前居然多了近100万亩。
也就是说，数字的多与少，主要是根据实际需要来定的，特别是根据当地主要领导的需要来定的。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辛伟叹道。
辛伟看了看罗观说道：“小罗，你不会吧要向景书记提建议吧？我劝你不要提这方面的建议。数字做假，景书记不可能不知道，上级也不可能不知道，你提了也是白提。有一幅对联，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大家都是如此。”
由于罗观请出了景卫东参加老干部大学开学典礼，并且为老干部解决了那么多的实际问题，辛伟对罗观是由衷的感激。辛伟害怕罗观一冲动之下向景卫东提出这个问题。
一旦罗观提出要解决数字造假的问题，景卫东既无法反驳，又无法支持。
数字有假，罗观在重生前就已经了解，他只知道一些官员为了出政绩，就在数字上下功夫。今天辛伟所说的是他以前不了解的。比如说农业局和统计局报小麦种植的事情，报的数量越多，上级支持的农机就会越多，这对于整个市都有好处。这种做假，不能说是为了某个官员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市，如果说批评他，顶多说他是小圈子主义，别的还能说什么呢？
“小罗，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根子还是在上面。考核的指标体系有问题，其实怨不得基层。上级下多少指标就能完成多少指标，并且下什么指标都绝对能完成。怎么完成？有的地方拆东墙、补西墙，提前征税。比如说对一家企业今年应征00万元税款，但政府要征400万元，提前把下一年的部分税收也征了。今年的经济指标是000万元，实际完成了700万元，那么就把700万元留下来，算到下个年头。现在好多省把‘乌纱帽’和数字挂钩，不完成高指标就要‘摘官帽’，就要‘一票否决’，不造假能行吗？”辛伟看罗观没有说话，就赶快解释，生怕罗观冲动。
罗观想了想，自己现在的确是不宜向景卫东提出来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中央才能够解决。
“辛秘书长，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根子并不在上级的考核体系。”罗观说道。
辛伟在机关工作时间比较长，平时也比较喜欢研究一些问题，也经常与人争论。数字造假的根源在哪里，辛伟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是上级的考核体系出了问题，而罗观把他的意见否定了。
“小罗，不是这个原因，那是什么原因呢？”
“上级对下级必然有考核，不论国内国际，不管古代现在，都是如此。而考核指标体系没有哪一个说是尽善尽美的。没有量化指标的考核，怎么排顺序，怎么用干部？没有量化指标，那么长官意志岂不是更严重？因此，我说，数字造假并不在于考核指标体系。而在于我的制度设计有问题。”罗观说道。
辛伟这下子来了兴趣，罗观说得很有道理，但是罗观说原因在于制度设计的问题，他倒是第一次听说。
“主要是我们国家统计制度设计上有漏洞。现在统计工作抗干扰能力很差，统计数据由地方统计部门搜集和汇报上报，地方统计部门的干部也主要由地方管理，经费也主要依赖地方。比如说，咱们市统计局，干部是市里任命的，经费是市里划的。而统计数据又与干部的奖惩、升迁密切相关。如此一来，统计数据就成了反映各级领导的‘政绩单’。这张‘政绩单’又由领导自己任命和管理的干部来填写，统计工作的独立性很容易遭到破坏，这是制度设计上的漏洞。”罗观说道。
罗观的分析让辛伟不得不佩服。这是一个全新的角度，其实只要是让统计部门直属，这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小罗，不得不说，如果让统计工作独立出来，数字造假就可能慢慢杜绝了。”辛伟赞道。
罗观正在洋洋得意，忽然门口传来一声哼：“不一定吧。”
罗观扭头一看，原来是景卫东进来了。刚才罗观进辛伟办公室的时候没有关门。
“景书记好。”辛伟马上打着招呼。
“按你说的，统计工作独立出来，就像国税局一样，一切都是直属的。但你也避免不了数字造假的问题。比如，每年该上报数据的时候，市统计局局长是不是就该成香饽饽了？统计局的人是不是天天有人请吃饭？包括我，也得请统计局的人吃饭了。各个市的排名如何，关键看各个市对市统计局的攻关力度，这样一来，数字造假不仅没有避免，而且还带来了腐败问题。”景卫东说道。
辛伟一听，景卫东不愧是市委书记，马上就指出了统计工作独立的弊端。不独立还好，只是一个数字造假问题。让统计局造假，市里边也没有人请统计局的人吃饭喝酒，更不要说送礼了。而一旦独立了，统计局长就牛了，又凭空多出一个权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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